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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教材中的很多抗战的红色经典文章都被删掉了，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在中小学生的教材中增加红色经典的内容，从孩子抓起，把民族精神、红色精神化作实实在在的形式传递给孩子们。”
这段话是著名军旅作家朱新春说的。朱新春除了是作家的身份外，他还是新中国开国上将朱良才将军的儿子。
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或许正是因为受到了父亲的影响。因为朱良才也曾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文章，如《朱德的扁担》《这座山，它革命》……
其实，相比于写出来，写成作品、文章发表，朱良才更愿意在生活中跟后辈、战友的聊天中讲述出来。
1925年，已经是一名小学教师的朱良才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自此开始了自己几十年的戎马生涯。
朱良才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不顾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氛围，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朱良才跟随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并奉命担任朱德的秘书。不过，相比于在后方，朱良才更想要上战场。于是，他多次向组织提出想要上前线的请求。最终，朱良才被派往红四军三十一团一营担任党代表。
1928年8月下旬，趁着红军主力在外作战，国民党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会剿”。
三十一团一营的两个营在黄洋界部署兵力，设置陷阱，应对敌军的进攻。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为了保卫井冈山，朱良才和连长王良拒不后退，在这里连续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
当时，三十一团只有友军留下的三枚炮弹，不过，戏剧性的是，前两枚炮弹没有发挥出作用，而迫击炮则坏了。当天下午，迫击炮终于修好，并发射出了最后一枚炮弹，这枚炮弹直接炸掉了敌军的指挥部。
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已经回来，顿时吓得连夜逃窜。毛主席得知此战以少胜多后，毫不吝啬地给出了高度评价。
随着红军的政治影响力和兵力不断扩大、增强，蒋介石于1930年下达了“围剿”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命令。
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十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张辉瓒担任前线总指挥，他嚣张地向蒋介石承诺：
“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
张辉瓒率领十八师与红三军正面遭遇，发生激战，朱良才所在的红九军奉命在后面支援。当战斗进行到后半程时，红九军团又根据朱德、毛泽东指挥从一侧包抄，最终直接进入了敌军的指挥所，活捉了张辉瓒。
其他国民党军听说消息后，急忙撤退，不敢贸然再战。就这样，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胜利。
在这次活捉张辉瓒的战斗中，我军最大的收获是拥有了一部电台。其实，当时朱良才并不认识电台，更不知道它有什么用。
战士们奉命将电台搬到陈毅的指挥所后，朱良才还大大咧咧地踢了一脚，不屑地说道：“要这个玩意儿也不知道有啥子用？”
陈毅见他动起了脚，急忙拽着他远离了电台，并心疼地说道：“哎呀呀，你给我轻一点，这可是个宝贝疙瘩。”
在此后的反“围剿”斗争中，朱良才展现出了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多次率领战士们建下奇功，毛泽东、朱德还曾点名表扬过他。
由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
起初，红军队伍转移很慢，因为当时是在进行“大搬家”式的逃跑主义，红军队伍一天只能走10到15公里。
负责后卫的是红34师，由于主力部队转移速度慢，他们每天都要跟敌军打上好几仗，一边退一边打，还要多次构筑作战工事。没几天下来，34师的战士们就疲惫不堪了。朱良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任命为红34师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的。
不久，湘江战役打响。红34师为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刘伯承在布置后卫阻击任务时，也深知湘江作战的困难，他还跟34师师长陈树湘和代政委朱良才等人说：
“这次的担子确实很重。你们不仅要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还要做好可能被敌军截断退路孤军作战的准备。”
尽管湘江战役打得相当惨烈，但红34师在陈树湘和朱良才的指挥下，同敌军展开了殊死作战，战士们一个个像钉子一样钉在了阵地上。
然而，战斗仅仅两天后，朱良才便因过度操劳导致腰伤复发，尽管如此，他依然不下火线，坐在担架上协助陈树湘指挥战斗。
后来，陈树湘坚持向上级报告了情况，朱良才这才被送到了军团部，并过了湘江。他刚刚过了江，浮桥便被炸了。
红34师师长陈树湘率部突围时，因腹部受伤陷入昏迷被敌人逮捕。清醒后，陈树湘在意识到自己被捕后，趁着敌人不注意，他伸手插进腹部的伤口，忍着剧痛掏出了肠子，硬生生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红34师为掩护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过程中是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幸运活下来的朱良才在渡过湘江后便被送到了医院接受治疗。养病期间，他也没有闲着，对于医院里快速弥漫的消极情绪，朱良才积极主动做起了大家的思想工作。
医院院长贺诚见状，便向朱德和周恩来提出了要求朱良才当政委的要求。朱德和周恩来想了想，便同意了这一请求。就这样，朱良才一边在医院养病，一边当起了政委。
1935年，总医院在一次行军过程中，遭遇敌人飞机轰炸，已经隐蔽起来的贺子珍看到路中央躺着的一名重伤员后，她不顾生命危险冲了出去，扑在了伤员身上。
敌军飞走后，朱良才立即冲上去救贺子珍，并让人赶紧制作一副简易的担架，护送她接受治疗。幸运的是，贺子珍虽然身受重伤，身体里共嵌进去了十几块弹片，但由于救护及时，她终于活了下来。
1937年12月，贺子珍计划去苏联治病时，在途经兰州时，还特意找正在这里的朱良才合影留念。
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顺利会师，朱良才奉命出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政治部主任，此后，他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了积极斗争，并受到了31军政委詹才芳的称赞，称他“这个主任当得真不错”。
1936年11月11日，朱良才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西路军失利后，朱良才与队伍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心想着要回到红军队伍中去。
怀着这样的信念，朱良才一走就是36天。途中遇到过两次马匪，但都被他机智躲过。好不容易走到黄河边，结果又碰到了国民党在这里设置关卡，逮捕红军战士。
为了顺利过关卡，朱良才趁着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过关，便混进了队伍中，装作挑夫之一，顺利逃了出来。
其实，在回延安的途中，有一件事情对朱良才在日后的工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天，他实在饿得走不动路了，便打算去找当地的乡亲们讨些吃食。
那个年代，普通老百姓家生活都很艰难，于是，尽管有危险，但朱良才还是决定去地主家试试看。结果，尽管朱良才的衣衫已经破烂不堪，但那个地主还是一眼认出他红军的身份。
朱良才心里一惊，正担心地主要告发自己时，只听那个地主哀叹道：“老天爷呐，不长眼，怎么就让你们败了呢。”
说罢，他便招呼着朱良才进了家里，不仅请他吃了顿饱饭，还在临走前又给他带了不少干粮。这个地主的所作所为让朱良才十分感动。他也第一次意识到一个问题：原来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坏人。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件事情，朱良才在后来奉命搞统一战线工作时，放下了之前的偏见，对一些人士很是客气。
当朱良才好不容易走回延安来到部队的驻地门口时，他却被门口的小战士拦了下来，因为大家都不相信眼前的这个乞丐就是朱良才。后来，有人认出了他，他才得以进入驻地。
结果，他一进到屋子里，便晕倒了。朱良才因在战斗中多次负伤，又没能得到有效治疗，他的右臂也终身残疾。
1944年，朱良才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此后，他便在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期间，晋察冀军区在工作上取得了不少成就，不仅在与日军的作战中先后打下胜仗，而且巧妙与国民党方面周旋，避免了更大“摩擦”的发生。
1949年8月，朱良才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华北军政大学政委。尽管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因伤病亮起了红灯，但仍然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了工作中。这一时期，他体重竟然不足90斤。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才一边繁忙地工作，一边又饱受病痛折磨，多次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1951年至1953年，朱良才大多时间都在养病。
1955年，朱良才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这一时期，毛主席先后在各个场合发出了“老同志主动给年富力强的同志让位”的号召。
朱良才考虑到自己身体不好，对于许多工作都有心无力，萌生了辞职的想法。1958年，朱良才身体再次恶化，他知道自己又要花费更多时间用来养病了。于是，58岁的朱良才说道：
“我是正职，因病不能多抓工作，对军区工作有影响。怎么办呢？响应中央的号召，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来干吧，我休息治病，病好了再工作。”
很快，朱良才主动辞职的消息便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这让毛主席很是震惊。因为朱良才今年才58岁，正是为国家、为党工作的大好时候，怎么突然要辞职呢？
于是，毛主席便找到聂荣臻元帅，希望他能出面帮忙劝一劝，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
根据毛主席指示，聂帅找到朱良才并向他了解了情况，这才知道了原因。聂帅沉默着想了想，劝他“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治疗，代职休养也是可以的，没有必要辞职。”
其实，不仅聂帅这样劝过他，已经有很多人劝过朱良才了，但他还是决定辞职休养。
就这样，中央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毛主席在了解了朱良才的情况后，大赞他“觉悟高”。
朱良才的“觉悟高”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他对自己、子女和家人的严格要求上。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生活状况逐渐好了起来，但朱良才始终勤俭节约，家中的沙发一用就是40年，从1950年到他去世一直没有换过。只要听到“换新沙发”的声音，朱良才就会十分严肃地表示：“这个布沙发，外套破了，补一补就能接着用，为什么一定要换新的呢？”
正因如此，这套沙发一直用到他逝世也没有换过。
生活中，朱良才将军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们也要节俭节约，一切要靠自己，绝不能有搞特权的想法。
新中国成立后，大儿子朱庶民时隔多年终于回到了朱良才身边。朱庶民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毕业后，朱庶民只在北京工作了两年，便听从父亲的话又回到了家乡的县文教局工作。在县文教局工作期间，朱庶民时刻谨记父亲的教诲，他从不走歪门邪道，更没有利用父亲的关系走后门，为自己谋职位。此后，朱庶民便一直待在老家，直到逝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庶民的夫人黄淑华所在的单位出现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她向丈夫提出“把我调去一个经济效益好一些的单位”的要求。
朱庶民听后并没有回应妻子的请求，而黄淑华也随即意识到自己犯了错。她从此也没有再提过类似的要求。
朱庶民的儿子16岁时，来北京参军。起初，他还想着可以靠爷爷的名声自己能够“升一升”。但朱良才得知他的想法后，十分严肃地告诉他说：“爷爷是靠不住的，什么事都只能靠自己。”
孙子从朱良才的教导中，深刻认识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党性原则。他此后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更没有在部队中透露过自己的身份。
直到退伍转业时，他也始终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后来，身边的战友在得知他是朱良才的孙子后，还曾劝他可以找找关系。他听后，脸上虽然笑着不以为意，但却坚定表态说：
“上辈们留下的规矩就是要靠自己，找谁也没有用。”
朱良才将军的家风，至今仍然被儿孙后代们传承着。
朱良才将军的夫人李开芬也是一名红军战士。曾担任着红四方面军火线宣传队队长。当时，红四方面军中，有不少妇女干部组成的“妇女运输队”就走在浩浩荡荡的红军队列中。
她们为部队运送弹药物资，每个人要背四支枪，还有一箱迫击炮弹。渐渐地，在粮食局、被服厂、医院、宣传队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红军女战士。
后来，红四方面军1800多名女红军战士们随西路军渡过黄河，分布在医院、剧团等工作。然而，随着西路军的失败，这批红军女战士们也几乎全军覆没。李开芬便是这批女战士中的一员。
幸运的是，李开芬历经九死一生活了下来，并回到了延安，继续参加革命工作。
朱良才被批准离职休养后，他也并没有闲着，而是开始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写了下来，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当年真实的历史。
《朱德的扁担》便诞生于他离休后，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全国广泛关注。教育部门表示要将这篇文章收录到语文课本中。
朱良才得知后，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不要署自己的名字，二是不要稿费。他的原话是：
“讲的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又不是讲我，署我的名干嘛！要记，就记住毛泽东和朱德嘛！教育后代，谈什么钱！”
朱良才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从来没有收取过一分钱稿费。
1989年2月22日，朱良才逝世，这位89岁的革命老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根据他生前的遗愿，朱良才被安葬在了他革命开始的地方——井冈山。
聂荣臻元帅在得知朱良才逝世后，给他的夫人李开芬写去了一封信，信中，聂帅毫不吝啬对朱良才进行了高度评价，称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并把他当作是自己“从抗战开始就并肩战斗的好战友、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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