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瓦加

1933年，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6周年阅兵式，唐铎作为空中阅兵部队的排头兵率100多架战机飞越了莫斯科红场

一

1933年，对于从苏联航空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苏联空军部队工作的唐铎来说，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一年。那年，唐铎在苏联空军第6旅任飞行员已是第四个年头了，那年还被提升为上尉通信主任。但最重要的是，那一年唐铎经历了航空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让他终生难忘。

开国少将唐铎是中国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是在二战中，中国唯一驾驶战鹰打击德国法西斯的“飞将军”，还是荣获苏联国家最高荣誉列宁勋章的唯一的中国人。

唐铎，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随蔡和森、李立三、向警予、李富春、陈毅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在广州创办的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学习飞行。1925年与其他五名毕业学员被选派到苏联继续深造。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由刘云等3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还要求在苏联留学的中国人员一律限期回国。当时，唐铎拒绝回国为蒋介石南京政府服务，决定留在苏联继续学习。1925年至1929年，唐铎先后在苏联空军第二飞行学校、谢尔普霍夫斯克空中射击和轰炸高级军事学校、第三飞行员和飞行观察员军事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第6飞行旅任中尉飞行员。

唐铎在苏联生活、工作、战斗了28个春秋。1953年，经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与苏方交涉，唐铎才得以回国。曾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党委书记、系主任，导弹和原子弹防护专科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4年起，任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80年，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1955年，唐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3年，空6旅领导在接到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6周年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空中阅兵的任务后，对全旅飞行员进行了考察和选拔。结果，唐铎以优异的政治素养和娴熟的驾驶技术，以及精湛的空中指挥能力脱颖而出，被空6旅领导任命为空中受阅部队长机飞行员，将作为空中受阅机群的排头兵飞越莫斯科红场。

二

1933年，是苏联党和政府决定在5月1日国际劳动节和11月7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都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空中阅兵的第一年。虽然在这之前，苏联空军也举行过多次空中阅兵和空中飞机表演，但都不是在红场上空举行的。而且，1933年以前的红场阅兵式都没有空军机群参加。1918年11月7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周年之时，第一次苏俄红军阅兵式是在莫斯科霍登广场举行的，那时只有3架飞机参加检阅。而从1933年起，苏联当局决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典时，都有空中阅兵，而且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二战爆发前夕。

全苏联人民委员会和空军总司令部之所以把红场空中阅兵任务交给空6旅，不仅仅是因为空6旅担负着保卫苏联首都莫斯科领空的重任，而且还因为空6旅是一支“航空混合飞行旅”。空6旅中既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还有侦察机、运输机等多种机型战机。由这样的混合飞行旅参加阅兵是很理想的，是很便于统一指挥的。

对空中受阅部队来说，参加红场阅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面临的是不同机种战机空中编队的难题。空中编队的飞行难度，要比地面阅兵部队行进的难度大得多。在红场阅兵中，地面受阅部队官兵在行进时，如果一个人迈错了步伐，瞬间如能立即改正过来，有时还无妨大局，但这种情况也应该避免。而在空中阅兵中，如果飞行员驾机进行编队时出现差错，编错队形，就有可能出现两机相撞，造成机毁人亡的事故。即使在空中受阅时，飞机出现队列小差错，如飞机偏离了一点儿队形，成千上万的地面观礼的群众马上都会看到，而且等飞行员在空中改正错误时，受阅部队机群早就飞过红场上空了。

为了在空中确保战机井井有条地汇合编队，空6旅领导在接到阅兵任务后，就立即从空军各部队邀请了100多名军事航空专家到空6旅，对不同战机群和长机制订不同的飞行方案。在制订庞大机群检阅飞行方案时，航空专家们要把多种因素考虑进去，除要考虑参阅战机的不同机种和机型的飞行速度、载油量外，还要考虑天气变化、风向和风速等突变因素，但最主要的是要让多种机型的机群协调一致完成编队。所有这些飞行方案准确制订之后，还要在集训训练中对方案进行验证、调整和修改，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在红场阅兵前一个多月，空6旅的空中受阅部队就进入了紧张的集训阶段。当时，多数飞行员对成批战机编队飞行缺乏经验，因为在日常训练中，战机是以小规模机群出击执行战斗任务的。而现在，要把大批的飞机准确地编排到一个大纵队或方阵，并让这个纵队或方阵在空中保持队形不变，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多次排练才能达到要求。

唐铎作为红场空中阅兵的长机飞行员更是忙碌，每天都要带领不同战机机群在空中进行编队训练。当时，对唐铎来说，训练生活是紧张而又愉快的，因为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任务的光荣，所以，就是再苦再累，唐铎也毫无怨言。

在离红场阅兵还有10天的时候，空6旅阅兵指挥部调集受阅战机飞抵莫斯科。当时，空中阅兵的飞机机种既有战斗机“P-1”“P-5”“福克C-4”，又有轰炸机“ТБ-3”，还有教练机“阿弗罗”等。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同种类的飞机不可能都降落并停放在同一个飞机场上，所以，空6旅受阅战机按飞机机种的不同种类分别降落在莫斯科周边的中央飞机场、契卡洛夫飞机场、柳别尔齐飞机场、莫尼诺飞机场等几个机场。而在后来的训练日子里，不同机种的战机正是从这些不同的飞机场起飞，在空中进行编队排练的。

11月7日，红场阅兵的日子终于来临了，作为空中阅兵长机飞行员的唐铎早早就起床了。7点多钟，他和空6旅旅长一起迎着朝霞，精神百倍地来到停放在中央飞机场的长机“P-5”战机旁。唐铎再次对领航的“P-5”战机作了最后的一次检查，确信一切正常后，向站在战机旁的旅长报告：“一切准备完毕，可以按计划起飞。”旅长高兴地点了点头。

时针指向8点，也就是红场阅兵开始的前两个小时，唐铎先跨入机舱，发动起“P-5”战机，紧接着，旅长也进入机舱。听到“起飞”的命令后，唐铎驾机滑向机场跑道，加大油门，战机腾空而起。但这架作为阅兵排头兵的长机却没有向红场方向飞去，而是飞离了莫斯科，向首都以西的明斯克方向飞去。

向莫斯科以西方向飞行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唐铎按事先制定的飞行方案调头后，又向东飞去，也就是向莫斯科方向飞去。这时，地面上受阅部队不同机型的战机按各自不同的飞行方案，先后从它们所在的机场起飞，向着唐铎长机靠拢、汇集，进行编队。

空中汇集和编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飞行组合行动，要分几大步骤才能完成。就在唐铎驾机向莫斯科方向飞行的时候，离莫斯科最远机场的第一批机群作为第一梯队战机首先起飞。按照原定的方案，第一梯队机群必须按指定时间，分秒不差地到达长机尾后的空中区域进行编队，因为任何延误都会破坏整个编队计划。如果有一梯队机群迟到，那么，它的位置可能被后面的其他梯队的飞机所占据，就会造成机群编队的混乱。

就在这时，坐在长机上的空6旅旅长接到了地面阅兵观察站的报告：“观察到第一梯队战机已在长机后面成功完成编队，组成了纵队。第二梯队机群已从机场起飞，准备进入第一梯队战机后面的区域。”旅长高兴地对唐铎说：“编队的头开得很好，祝贺你开门红！一定要保持下去！”唐铎微笑着点头示意会继续努力！

1933年11月7日，苏联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6周年。长机飞行员唐铎驾驶 “P-5”战机，率领100多架战机飞越莫斯科上空接受斯大林检阅

第二梯队机群到达了长机和第一梯队战机后面的空中区域，并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编队后，继续尾随长机和第一梯队机群向莫斯科方向飞去。就这样，紧跟着的是第三梯队、第四梯队、第五梯队……它们都用同样的方式在空中编队后，加入空中阅兵纵队，并尾随长机向前飞。

在继续的航行中，唐铎驾驶长机，一边严格按照指定时间和指定路线飞行，一边与地面三个观察站保持着通信联系，随时依据地面观察站发出的有关天气预报、风速、风向变化等信息，对飞行航速进行及时的调整。

三

当唐铎驾驶的长机“P-5”战机接近莫斯科市郊时，地面观察站发来最后一梯队机群已顺利地完成编队，整个空中受阅部队已组成的信息。唐铎控制着自己喜悦的心情，更加平衡地驾驶着战机，带领100多架战机飞进了莫斯科红场上空。

那一时刻，红场已变成了红旗和花的海洋。雄伟的列宁墓上面的观礼台上站立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和来访的各国元首以及各国代表团团长。观礼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向空中机群挥动着双手，表达着他们对飞行员们的敬意。那时那刻，地面上观礼欢庆的人群中，谁也想不到，这次红场上空受阅部队的长机飞行员竟是中国人唐铎。

当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了参加阅兵观礼的各国政要、驻苏外交使节和受阅部队的代表。唐铎应邀出席，并受到了斯大林的亲切接见。那一天，成为唐铎终生难忘的高光时刻。

众所周知，莫斯科红场上空是“禁飞区”，平时任何飞机都被禁止飞越。只有在盛大节日时，在红场阅兵式上，空中受阅部队的战机才能飞越红场上空。

1933年11月7日，唐铎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中国人在苏联莫斯科红场庆典上，带领受阅机群成功地飞越了莫斯科红场，在苏联的航空史上，留下了中国人的光辉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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