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辽沈战役的烽火熊熊燃起，长春围城战作为其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拉开沉重的帷幕。当长春最终解放，一组令人痛心疾首的数字被统计出来：长春围困战期间，和平居民伤亡竟高达五万八千多人！要知道，我军对长春采取的是围而不打的战略，解放长春时守军大多起义投诚，也就是说，这五万八千多条鲜活生命，绝大部分是在饥饿中逝去的。这场看似波澜不惊的围城战，背后却隐藏着惊天动地的惨案，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原那段沉重的真相，汲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1948 年初，第二次国共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东北战场上，长春宛如一叶在狂风巨浪中飘摇的孤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长春，这座东北的交通枢纽与工业重镇，是国民党在东北仅存的大型据点。它地处松辽平原正中，乃连接吉林和辽宁的咽喉要冲，背靠昌图、铁岭等国军重镇，前方则是通往沈阳、锦州的交通要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掌控长春，就等于握住了东北的交通命脉。

正因如此，国民党妄图死守长春。他们在长春修筑了号称“坚冠全国” 的防御工事，以中央银行等大型公共建筑为核心，构建起碉堡防线。这些碉堡相互连接，内部设有坚固的地道和炮台，此外，城内外还散布着大量永久式和半永久式工事，使整座长春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军事要塞。

为了坚守长春，国民党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大批精锐部队。其中，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新七军三个师约 3 万人成为核心力量，另外还有滇系的第 60 军 3 万余人。长春守军总数高达 10 万，国民党在此集结了东北主要的有生力量。

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郑洞国，奉命前来长春指挥死守。面对解放军日益严密的包围网，郑洞国深知形势危急，多次致电南京，恳请蒋介石批准主动撤离长春，以免坐以待毙。然而，蒋介石却一再回电，严令郑洞国必须死守长春，绝不能后退一步。无奈之下，郑洞国只能执行上级命令，率领 10 万军队，凭借长春的工事优势以及手下官兵的顽强斗志，在毫无希望的困境中苦苦坚守。

1948 年 5 月中旬，解放军完成了对长春的层层封锁。以东北军区主力 12 纵队为核心，联合多个独立师的重兵，将长春全方位围困。这座城市瞬间沦为一座巨大的围城囚笼，与外界彻底隔绝，任何援军和物资都无法进入，长春守军只能依靠空投艰难维持。

两军对峙，形势对郑洞国极为不利。他多次指挥部队试图突围，却都被解放军的层层防线有力阻挡。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仍不断电令郑洞国，必须死守长春到底。在内外夹击的巨大压力下，郑洞国最终只能与 10 万守军一同，在解放军的围困下艰难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郑洞国作为国民革命军的老将，内心其实早已看清国共内战的局势。他明白，在解放军如日中天的声势下，孤守长春几乎毫无生机。但作为军人，他没有违抗命令的权力，只能忠诚地执行死守的军令。郑洞国认为，即便看不到希望，一个优秀的军人也应坚守岗位，勇于承担责任。他选择与手下官兵共同面对困境，甚至准备以身殉职，绝不逃避。这种忠诚和牺牲精神，虽令人钦佩，但他为了执行军令，不惜牺牲长春百姓的生命财产，对蒋家王朝 “愚忠” 的做法，事后看来实在令人痛心。

封锁开始不久，长春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据统计，全市现有的粮食存量，最多仅能维持到 1948 年 7 月底。当时的长春，有 40 万常住居民，再加上驻防军队 10 万人，总人口达 50 万之众。仅仅 2 个月的存粮，根本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温饱需求。

面对困境，长春市长尚传道四处采购粮食，甚至不惜重金从黑市购买，却收效甚微。7 月初，形势愈发严峻，粮食已见底。此时，蒋介石从南京电令郑洞国：立即收缴长春百姓全部粮食，统一调拨给军队。接到命令，郑洞国陷入两难。他深知，如果真的抢夺百姓最后一点口粮，无异于以屠杀百姓来供养军队；可若不照办，又有违抗上级之嫌。左右为难之下，郑洞国与市长尚传道商讨后，决定折中收购百姓一半粮食，剩余部分由百姓自行解决。

然而，这一折中方案看似仁政，实则酿成了更大的灾难。收购粮食后，长春立刻出现粮食哄抬价格、强买强卖的混乱局面。本就生活艰难的百姓，在粮价暴涨的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许多人因买不起粮食而在家中绝食，没过多久，街头便出现了饿死的百姓。

8 月中旬，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军队高级军官却囤积大量粮食倒卖，趁机大发横财。郑洞国恼羞成怒，一边继续从百姓手中强制征收粮食，一边严惩囤积居奇的 “犯罪分子”，可惜收缴的粮食比往日更少。

就在这时，蒋介石再次电令郑洞国：立即将长春百姓全部赶出城外，以减轻军队供给压力。郑洞国这次不敢违抗，只能忍痛执行。于是，一道道残酷的驱逐令在长春传开，成千上万的百姓在警察的驱赶下涌向城门。

这些被驱逐的难民处境悲惨至极。许多家庭在出城后不久便四分五裂，走路困难的老弱病残很快在荒郊野岭倒下，无人理睬；健壮的青壮年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中间时常有人为抢夺对方的口粮和衣物而大打出手。难民们只能在封锁线与长春城墙间徘徊，像乞丐一样只为求得一口饭吃。

这样的人道灾难，让长春从一座现代都市沦为死亡与绝望的代名词。每天都有难民倒在街头，尸骨无存。生还的百姓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失去了希望。这一切悲剧的根源，正是国民党军队对百姓的冷酷践踏。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任由手无寸铁的百姓死在荒野，这种反人道的残酷手段，与纳粹屠杀无异，令人痛心疾首。郑洞国等国民党军官明知这是错误的，却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他们的懦弱与残忍，导致了长春百姓的死亡与家破人亡，其反动行径，罪恶滔天。

04.

与国民党军队残酷驱逐百姓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解放军在长春围城期间展现出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积极组织力量救助被赶出城外的难民。

1948 年 8 月起，郑洞国应蒋介石之命，下令打开长春城门，强制驱逐成千上万饥民出城。这些难民中，有手推小车的老人、背着婴儿的母亲，还有行动不便的病患。他们手无寸铁，却被迫暴露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求生。

眼看难民们身处绝境，解放军迅速行动起来。由军队后勤部门牵头，在长春前沿和后方相继建立起十余个难民收容所。这些收容所，有的设置在村镇空房、废弃工厂里，有的则直接搭起帐篷。工作人员将难民分批接收入所，首先端上热乎的稀饭为他们填饱肚子，然后从军需仓库调拨救济物资发放给他们。

救济物资包括荞麦面、大豆、白糖、豆油等救济粮，还有从本地百姓处收购的白菜、豆芽等蔬菜。起初每个难民每天只能领到一两份，后来逐步增加。除粮食外，难民们还分得一定数量的布匹、棉衣、棉被以及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小孩和老人更是获得额外的关照。

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者，大多是从当地农民中抽调的干部，他们自身也经历过战争与贫苦，因此对难民的遭遇感同身受。他们耐心地为难民安顿生活，劝导他们不要失去希望。甚至有些工作人员从自己的口粮中分出一部分，悄悄给身体最虚弱的难民增加伙食。

除了集中收容，解放军还秘密组建救济队，冒着炮火，穿过封锁线将食物等物资直接送到难民手中。队员们身负重担，往返奔波于重围之间，有的为此伤亡。但他们没有一人因险阻而退缩，坚持不懈地进行救助，直到难民们渡过难关。

这种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活了上万长春难民的宝贵生命。难民们亲身感受到了解放军战士的大爱与无私奉献，纷纷表示要跟随解放军，一同反对国民党军队的残酷统治。可以说，救济行动不仅挽回了生命，更赢得了人心。它充分展现了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根本区别。当时参与救助的老战士回忆称，面对荒郊野岭的难民，他们想起自己的妻儿老小，即便仅有一点口粮也要分给他人，因为在他们心中，所有人的生命都是无比宝贵的。正是这种大爱之心，点燃了希望，温暖了无数颗心灵。在军队和人民的团结奋斗下，展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战役中一道感人至深的风景线。

在反人道的残酷政策下，长春困军不仅失去了民心，军心也迅速崩溃。到 1948 年 10 月中旬，整个守军已是强弩之末，濒临覆灭。

长春困军在粮食见底后，军队素质急剧下降。大量官兵因长期营养不良而患病，每天都有人因此离世。与此同时，投奔解放军的人数不断增加。起初只是个别士兵趁夜逃跑，到 10 月时已发展为整个班、连、营的集体投诚。这充分表明，困守长春的国军士气已彻底瓦解，士兵们对国民党失去信心，内心渴望摆脱困境。其中，滇系的第 60 军倒戈最为严重，这使得长春守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10 月 17 日，第 60 军正式宣布起义倒戈，直接切断了困军的后路，给郑洞国等国军高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随后，新七军也在绝望中向解放军投降。仅仅两天时间，长春困军的败局已定，郑洞国只能与少数死硬分子固守中央银行大楼做最后的挣扎。

10 月 19 日，解放军攻占长春，郑洞国被生擒。至此，长春困军彻底覆灭，这场持续 150 多天的残酷围城战役以惨烈的结局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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