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叛徒陷害被关押审查两年

李大卫自述

老憨编校

我于1937年11月参加革命，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十分区营长、团参谋长、军分区作战科长、军分区副参谋长，冀中军区电信局局长、总兵站站长等职。

1947年5月，军区保卫部以所谓"通敌嫌疑"将我扣押，历时22个月，于1949年三月释放，同时恢复了党组织生活，调华北军大"上干队"学习。1950年初分配到河北省军区后勤部工作。对于一个饱经战争洗礼，在战斗中出生入死的人来说，最大的打击和考验莫过于受到自己人的怀疑和审查。回忆这段历史，真是心情格外沉重。

那是1947年5月31日夜晚，军区后勤科长通知我去参加紧急会议，我就带上警卫员小李立刻赶到军区。没想到这一去就被保卫部扣押，失去自由达22个月之久。

当时我在军区任总兵站站长，军区参谋长李波以非常严峻的口吻对我说："根据晋察冀军区从敌人内部获得的情报，说你有政治问题，限你立刻交待，不给任何处分。否则罪上加罪……"当时真是晴天霹雳，犹如当头挨了一闷棍，感到莫名其妙。我说："如果组织上从敌人内部获得情报，很有可能是敌人对我党干部的陷害手段，如果组织上确有证据，那么，我一方面请组织上核实清楚，慎重分析。另一方面我也理解组织上在当前敌我斗争极为复杂的情形下，一时无法判断真相，我会愉快地接受审查并经受住考验。"

李波参谋长说："既然你不肯交待，后果自负。好好想想吧！"当夜逮捕押入保卫部禁闭室。同时把我结婚不久的爱人郭秀芳也拘留数月之久，当时他还带着出生半年多的孩子。保卫部副部长宋文庄多次授意郭秀芳动员我交待问题，说无论有多大问题，只要老实坦白，不但不给处分，还可马上去党校学习，等等。我对爱人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目前所处战争环境，敌我斗。争错综复杂，短期内真假难辩，万一组织上对我误会，做出错误处理，你日后一定向组织上要求重新调查，只要你和孩子理解我，党组织最终能明白真相，我也就含笑九泉了。"

这次打击我是挺过来了，但郭秀芳由于产后不久，身体尚未恢复，精神上又遭受巨大打击，文革中又把这些已结案平反的事情拿出来重新折腾一遍，最终被迫害成精神分裂。

后来才知道，逮捕审讯我的根据是叛徒朱占魁投敌后，交给敌人一份所谓内应的名单，共13人，我排第二。其他许多同志也因这份名单收审，其中郑景芝，裴兆福等被错杀。后平反追认为烈士。朱逆投敌后，认为一个光杆司令无什么价值，遂瞎编了一份名单。对敌人说，这些都是冀中八路军的主力，一旦时机成熟，就会来投奔。这些都是解放后朱占魁被我军俘虏后亲口交待的。

组织上对我的怀疑是有依据的。首先我出身地主家庭，虽然全家都参加了抗日，毕竟从阶级分析上我不是无产阶级，可能会革命性不彻底；其次，为了坚持敌后游击战，我带北上支队在永定河北开辟工作，执行争取伪军、土匪、联庄会等任务，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同各类人员打交道，组织上难免会怀疑我与这些人政治上是否划清了界限。

1949年3月24日，经组织上多次审查，初步结论没有通敌罪，由保卫部长戴洪恩找我谈话："审查告一段落，恢复自由，暂住军区招待所，过党的生活，等待重新分配工作。"当时没有给我正式的书面平反文件。

1952年在我多次要求下，才给我出了一个结论。结论上最后说："由个人申请具结，组织上予以信任，日后查出问题，应予严惩。"十几年来，我调到任何部门，组织上都不得不考虑这件事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努力工作，与消极情绪作斗争，对党没有任何埋怨，坚信党迟早会为我的遭遇做出正确的结论。

终于在十五年后，1962年7月25日，才由中共河北军区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给我出具了"对李大卫同志问题的结论"。结论中说："……李大卫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在战争时期经过战斗考验，叛徒朱占魁投敌后将李大卫等同志的名单交给了敌特机关，而李大卫同志并没有和敌人有过任何联系。对李大卫同志政治上应该予以信任。1952年的结论撤销。"

最为遗憾的，不是因受审查而影响了日后的提职定级，而是老母亲在我被释放前一星期去世了，临终时一直念叨着："解放了，仗也打完了，小儿子怎么还不回来啊！"打了几年仗，临了也没见她老人家一面，真是终生遗憾！

此文摘自李大卫《从容不负少年头》，七十七年前的今天是前辈李大卫的落难日，今天转发此文以藉慰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