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一直是国家的 重要课题，对于“腐败”这个问题，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就曾在《炎黄春秋》杂志《政治改革更需勇气》一文中，揭露过“腐败”的根本原因。

他曾在文章中指出，腐败之所以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根源在于权力的运行缺乏有效制约。

他还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们也应秉持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态度，结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创造性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权力制衡机制。

任仲夷的这个观点，在上个世纪引起轰动，他说出这句话，就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

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年代，他的发声，如同一股清流，激励着无数有志之士思考国家未来，勇于破旧立新。

后来，《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还评价说，任仲夷是一位改革的勇士。

任仲夷有一句名言，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取得政权之前，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奴变主”;在取得政权之后，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由穷变富”。

当时就有人评价说，他是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人之一。

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他在广东改革开放当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此期间，他对于官场的“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他才能写下惊世骇俗的《政治改革更需勇气》，才能揭露“腐败”的根本原因。

北上广深，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璀璨明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先锋阵地。

1980年，广东的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但是当时，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两位同志因工作需要调往中央后，谁来接力这一职位，中央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考虑。

后来，经过中央的深思熟虑，最终，任仲夷和梁灵光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之所以选中任仲夷，是因为他在改革这块很有功绩 ，前往广东之前，任仲夷曾在辽宁省任职，1977年，他就受中央的委派，从冰雪覆盖的黑龙江来到深受辽宁。

来到辽宁之后，他雷厉风行的推行改革，在那个时候，他见到很多官员思想行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国之栋梁变成了社会蛀虫，从清正廉洁变成了贪腐成性，这些现状都让他深感痛惜。

后来，他一次次拨乱反正，为女英雄张志新平反昭雪，为国营企业“松绑”，为农村谋福利，鼓励农村“抓富”，还恢复了被视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

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辽宁逐渐富了起来，整个官场的风气和社会风气都有了极大的逆转。

有了在辽宁的经验，他被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亲自指派，来到了广东，当年，邓小平对他说，特区不仅限于深圳、珠海等小块地方，广东、福建两省才是重点。中国要的是两个省的全面发展。

于是，任仲夷带着中央的期待，来到了广东，他始终记得他离开北京之前，邓小平鼓励任仲夷要充分发挥广东的有利条件，勇于探索，摸出特区的发展规律，把广东发展起来。

广东之所以重要，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毗邻港澳，有更多对外发展的窗口。

当然，改革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广东在探索对外开放的道路上，不仅要面对未知的挑战，还要承受来自各方的误解和指责。做得好，功在当代，做不好，就是官名扫地。

而且最难的是，任仲夷当时接手的，其实是个烂摊子，因为是在沿海城市，鱼龙混杂，改革开放之后，机会多，但同时风险更多。

任仲夷到任之后，广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的不良现象。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仲夷在1982年开展了一场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

当时，广东省委还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要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

后来，犯罪行动被遏制住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广东是特区，所以任务更加艰巨，而人们对于特区发展的质疑之声也从没有断过。

为什么担心吗?就是体现在这个“特”字上，当时有人担忧特区会失去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损害国家主权。

而任仲夷则一句话，就打消了外界所以得质疑，他说：“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绝不会损害国家主权。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

当然，话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广东想要发展成大都市，必须对外更加开放，任仲夷说，他要充分发挥广东的地理优势。

之后，广东顺利的吸引了港澳资金和技术支持，还不断引进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当然，在那个年代，过多的吸收西方思想，也让广东备受争议，认为这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侵蚀。

不过，任仲夷说，这是广东发展的必经之路，真正的资产阶级腐蚀，不是年轻人追求的潮流，而是那些潜藏于少数干部中的贪污受贿和中饱私囊的不正之风!

在那个时期，任仲夷就对贪腐，有了深刻的认识。

他还借鉴了万里同志的一句话说，应当集中精力抓大事，而非拘泥于细枝末节。

其实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全都是一把辛酸泪!因为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和财富距离的非常近，正是如此，有一些官员急功近利，不惜铤而走险，违反党纪国法，有的收受贿赂，有的和商人勾结，从中牟利，有的甚至胆子大到直接参与走私贩私活动。

后来，任仲夷不止一次在大会上给这些官员敲警钟，他说，必须要划清因经验不足导致的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必须要划清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和正确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

不过，他对于这些现状，也从来不一棍子打死，他也从不简单地将所有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事物都视为洪水猛兽。

除了发展当地的经济，任仲夷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改变当时人们的思想，上世纪90年代，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中国的思想层面还是很保守，

为了给真正的改革开放铺平道路，他还呼吁全党上下和全国人民，要勇于打破思想桎梏，迎接外部世界的挑战和机遇。

他当时带领广东创下了6个“最早”，最早一批“香港游”、最早物价闯关、最早利用外资建五星级酒店、最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最早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最早突破传统企业建制模式。

在物资匮乏，票证横行的困境中，任仲夷摸索中一条新路，那就是物价改革。从农副产品到工业产品，从消费品到生产资料，逐步放开价格管制。

他在广东推进现代化发展，见证了广东第一个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的全面建成开业，他还在霍英东的邀请下，给白天鹅宾馆提字。

纵观任仲夷这一生，真是波澜壮阔，他见证了中国从北列强欺辱，军阀遍地的困境中，成为了一个高楼耸立，车水马龙，人人当家做主的新景象。

很难想象，出生于1914年9月的任仲夷，在参与广东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66岁了，他在自己的暮年，看到了新中国从新生到“强壮”。

青年时代的任仲夷，心怀家国，满腔热血，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中。他曾参与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从此开启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征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仲夷转战鲁西、泰西等地，当过抗日游击纵队秘书长，当过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干部学校校长，

在冀南区，他更是身兼数职，从教育处副处长到地委常委兼专员，再到市委书记、市长，他始终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

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去了东北，在大连市任市长。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接连在松江省哈尔滨市任职。

他也曾有过别人迫害的经历，被下放到农村劳动，直到1972年重回岗位。

后来他从东北被调到了广东，开始在广东发光发热。

他在广东的5年，是广东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为广东注入了新鲜血液，所以才有了广东的今天。

1992年，任仲夷从位子上退了下来，但仍然关心政治，关心人民，他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写成了书和文章。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2岁。

他去世之后，他的孙子任意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任意也引用了一句古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任意说，这是爷爷任仲夷一生的崇高理想，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奔着这句话去的。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