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15日清晨，东北驻防兴安盟屯垦军正在例行操练。
突然，一名哨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告，附近树林里发现了四名形迹可疑的人员。
连长宁文龙听了，立即拿着枪，带着一个班的士兵冲了出去，果断将一行人拦截下来，开始进行盘问。
不料，对方似乎听不懂汉文，也不懂蒙文，只会摇头晃脑，胡乱比划，拒不回答。
宁文龙看着他们的装扮，怀疑是日本间谍，所以才故意装聋作哑，于是命令士兵将他们押回了团部。
董平舆副团长早年曾在日本留学，就用日语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
其中一人站了出来，掏出了护照，表示自己是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农业专家，名叫中村震太郎。
他一直极力解释，说他们此行目的是前来中国东北考察土壤和农业状况。可是路上遇到了土匪，现在准备折回洮南去。
董平舆自然不信，立刻命令士兵搜查他们的行李，发现除了调查笔记、罐头、测绘仪器之外，还有望远镜、指北针、手枪等军用物品，怎么看都不像是来考察农业的。
因为以前没有遇到这种事情，董平舆也不知该如何处理，连忙命令士兵把他们带下去，表示还要验明身份，暂时关押了起来。
同时，他马上又派人火速去深山老林，报告正在外面剿匪的关团长。关玉衡获知消息，知道情况不妙，于是连夜回到了兴安屯垦区。
晚上8点，中村震太郎首先被带到了团长室，由关玉衡亲自进行审讯。
中村并不服气，仍旧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态度，拒不承认自己是日本间谍，还嚷嚷着东北军若不赶快放人，后果自负。
关玉衡见到他的衣服有些鼓鼓的，似乎还藏着什么东西，于是就要中村主动交出来。
谁料，中村不仅不交，还破口大骂，愤然表示中国人没有资格和权利，管日本人的事情。
关玉衡勃然大怒，命令士兵上去强行搜身。
中村顿时急了，双手奋力反抗，胡乱挥舞，不准中国士兵们靠近，嘴里还哇哇大叫，互相拉扯和厮打过程中，手腕上的表也不知什么时候飞了出去……
现场一阵乱哄哄的，一名士兵索性举起枪，对准了中村的脑袋，告诉他再不配合，就马上开枪。
中村这才有些怂了，随即被两名士兵按倒在地，身体也不敢怎么动弹了。
果然，士兵们从中村的身上，发现他还藏着一张军用地图以及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去看，里面用日文记载了他们此行的所见所闻。
原来，半个月前，中村一行人从哈尔滨出发，沿途路经东北兴安岭，除了记录当地气候、物产、水源、村落之外，还详细记录了各地部队番号、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驻防情况，甚至还有军官姓名、年龄、籍贯等详细资料。
由此看来，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搞什么农业考察，而是进行军事侦察工作，他们真正的身份就是日本军事间谍。
中村却依然嚣张跋扈，或者说眼里根本就看不起中国军人，即使铁证如山，依旧一副强硬态度，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
关玉衡这下犯难了，举棋不定，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一宿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第二天，关玉衡通知团部军官召开会议，商讨该如何妥善处置日本间谍的办法。
大家各抒己见，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主张押送沈阳，让总部去跟日本人交涉。有的人则说直接毙了，早就看日本人不顺眼，在咱们的地盘上为所欲为，就要给他们点眼色瞧瞧才行。
董平舆副团长是吃过洋墨水的人，认为按照国际惯例的话，如果在己方国家抓住了外国间谍，即使直接将他们处决，其实也是符合国际规定的。
总之，大多数军官都赞成把日本人毙了，因为对于日本人的嚣张狂妄，心里早就愤愤不平。
如果把他们押去沈阳，最后可能还是放人，不会被治罪。那时，中村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反而来找咱们屯垦军的麻烦。
关玉衡听了大家的踊跃发言，认为颇有道理，与其放虎归山，不如就地正法，来个“先斩后奏”，让总部也只能徒叹奈何……
晚上，中村一行四人嘴里塞着破布，被五花大绑带到了察尔森的后山上，全部都枪决了。
关团长为了“毁尸灭迹”，还命令把他们的尸体、行李、马匹等物品浇上煤油，点上火，烧得一干二净，这才放下心来。
一切完成以后，他才去屯垦区公署报告此事，并且直接越级给张学良发去了密电，同时派人把所有间谍物证和资料送去沈阳。
张学良接到密电，震惊不已，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默默接受，最后回复了8个字电文：“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关玉衡当然懂得少帅的意思，即刻命令屯垦军所有官兵们必须闭嘴，不得对外透露任何消息，否则一律按军法处治！
可惜，这件事情还是象长了翅膀一样，不久后就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导致整个秘密计划都落空了。
1931年5月，中村震太郎被日本军部情报科秘密派遣到辽宁抚顺，与老同学片仓衷秘密会见。
片仓衷潜伏东北多年，早已为中村准备好了护照和农业博士的身份证明。
随后，两人一起坐车前往沈阳，见到了日军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并接受了秘密任务。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深入兴安盟等边防地区进行侦察，打探清楚中国军队驻防部队，军事设施等情况。
其次，他们还有挑动内蒙王宫贵族们搞独立，以此策应日本关东军的秘密行动计划。
6月1日，两人一起在哈尔滨的朝日旅馆，秘密与井彬延太郎、蒙古向导刘文茂、俄语翻译米罗诺夫进行了会面。
临别时，片仓衷与中村震太郎约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双方一个月后在洮南会面。
7月中旬，片仓衷按时前往洮南接应，可是焦急地左等右等，却怎么也等不到中村他们的任何踪迹或消息。
片仓衷心里着急，开始到处去打探，并命令所有潜伏在东北的日本间谍打听消息。
不久，一名叫值松菊子的女间谍，悄悄给片仓衷发来了中村被杀的消息。
原来，值松菊子是艺妓，经常与中国客商“打交道”，听说了东北边防军秘密处死了几个日本人的情况。
片仓衷获知消息，将信将疑，为了进一步确认消息的准确性，立即动身前往兴安盟。
果然，无论酒楼吃饭的时候，还是王爷庙街头打听消息，片仓衷都听说了中村震太郎他们被杀害的传言。
可这种事情不能光凭嘴说就行，如果向上级汇报情况，必须要有物证，这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片仓衷走进一家名为“大兴当铺”的店里闲逛，竟然意外的看到了一块“三道梁”手表。
这款手表是日本军部专门为日本军人订做的，从来不在市面上对外销售。片仓衷看着这块标价30大洋的三道梁，心里暗暗高兴，立即与当铺老板讨价还价。
两人经过激烈的价格拉锯战，最终决定以28大洋的价钱成交。片仓衷也顺利从老板口中套出了典押手表的人，即东北屯垦军的军需处副官李德宝。
原来，关玉衡审问中村震太郎的那天晚上，李德宝身为军需副官，专门负责检验中村一行人的行李物品，因而也在现场围观。
中村与士兵争执厮打过程中，手表被无意扯飞，不偏不倚，恰好就落在了李德宝的脚边。
现场十分混乱，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村震太郎的身上，除了李德宝，谁也没有看见手表掉落了。
李德宝默默的捡起来，看了一下，知道这块表价值不菲，因而并没有上交给关玉衡，而是把它揣进了自己的衣兜里，然后偷偷带回来家里。
不久，平时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李德宝，为了还债把手表典押给了当铺，谁料最后被片仓衷买去了。
片仓衷把“三道梁”带回了沈阳关东军特务总部，经过中村以前旧同事们的仔细辨认，确定手表正是中村的“遗物”。
两天后，日本陆军总部召集多名高级将领召开秘密会议，随后发表了一份《关于中村大尉一行人遇难声明》，并刻意隐瞒中村等人的间谍活动行为，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妄称中国军队杀害无辜日本人……
同时，日本军部还发起了舆论战，不仅在《盛京时报》、《泰东时报》等大肆宣扬报道“中村事件”，也在日本国内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浪潮，制造对华侵略前的舆论导向。
8月初，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约见了奉天省主席臧式毅，以“中村事件”为由，向中方讨要说法，并给出合理的解释。
臧式毅还不知道事件真相，将信将疑，毕竟当时东北军与日本军队每年都要发生上百起各种摩擦事件，因而也不敢与林久治郎争论，勉强同意会派人调查，最后才搪塞过去。
日本方面的舆论攻势仍在继续进行，试图颠倒黑白，强烈要求中国方面严惩“中村事件”的肇事者，并在日本国内举行了反华游行示威。
事情越闹越大，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头，很快就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蒋介石立即让张学良前往石家庄会面，特别强调“对待中日关系不可疏忽，凡事要能忍则忍，不要以一时之义愤，置民族和国家而不顾……”
张学良听从告诫，随即召开高级将领紧急会议，与会者多数人认为事已至此，只能采用“蘑菇战术”，能拖再拖，或许日本人闹腾一阵子，最后可能也就不了了之。
9月13日，张学良命令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带领二十余人前往兴安盟屯垦区，对外宣称调查“中村事件”的真相。
不过，关玉衡此时早已离开部队，被保护起来，秘密安排住进了东北宪兵副司令李香浦家里。
为了应付日本方面的舆论，东北军则对外界宣称“关玉衡目前已被带回，关押在沈阳监狱里，等待军法裁决。”
9月16日，荣臻主动约见了林久治郎，并拿出中村间谍行为的部分物证，让其查看。
林久治郎仔细看了，自知理亏，随即向中方表示道歉，声称以后妥善处理中日关系。
荣臻信以为真，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以为“中村事件”将会就此平息。不料，日本人却彻底撕下来伪装的面具，两天后就展开了极其疯狂的报复行动。
9月18日夜晚，日本独立守备队中尉河本末守带着几名手下，化装成东北军士兵，鬼鬼祟祟来到东北军北大营铁道旁，并迅速在铁轨下埋下42公斤黄色炸药，然后按下电动发火装置，随着“轰隆”几声巨响，顷刻间将铁轨炸成了两截……
日本政府立刻以“东北军破坏铁路，侵犯日方东北经济利益”为借口，悍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
此后，关玉衡、董平舆都离开了东北，逃到了关内，并隐姓埋名，躲过了日本人的追捕。
解放后，两人分别写了《中村事件始末》和《中村事件真相》的回忆文章，用亲身经历揭露了侵华日军的丑恶行径。
1945年，科尔沁区牧农们推倒了侵华大尉中村震太郎的墓碑，重新在遗址上修了墙，让它成为我国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时刻提醒人们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