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卢绾反目成仇，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立场不同，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阶级，刘邦是统治方，是皇帝，卢绾是诸侯王，只比皇帝次一等级，但是卢绾有很大的自治权，同唐朝后期的节度使，异曲同工。
唐朝，玄宗前期的节度大都使听命于朝廷，后期就出现了一个阳奉阴违的安禄山。有人说安禄山是外族，其心必异，反是必然。其实归根结底是节度使的权力太大，型同一个独立的王国，积累起了对抗朝廷的能量。
平定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覆水难收，这些藩镇都是浑水摸鱼的渔利者，名义上还是唐朝的节度使，他们中间大多数也不是外族，但他们的内心大都不愿意服从唐朝廷的绝对统治。可见，安史之乱起于制度，而不是人心。
汉初异姓诸侯并立与唐朝的藩镇割据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主动出让利益的结果，而后者多半是趁火打劫，持一副倒逼的姿态，让朝廷承认。安史之乱过后，唐朝又勉强维系了近15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朝廷权威名存实亡，最终还是在藩镇割据的蚕食下分崩离析。
对于这样的结果，唐朝皇帝不是没有预见性，只不过是没用办法阻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实力，于是默认现状，尽量与藩镇避免冲突，两者相安无事，维持一个表面完整，实际已经支离破碎的帝国。
回头来看汉初，刘邦完全有实力改变与异姓诸侯并存的局面，尽管还用了许多令人不齿的手段，但是绝大多数的异姓诸侯都被他逐一拿下。大至顺序是，燕王臧荼、楚王韩信、韩王信、赵王张敖、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唯一剩下的就是长沙王吴臣（吴芮之子）。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刘邦为什么不动吴氏父子。因为他们统治的范围是汉朝的西南边陲，而这个地区是越族的杂居带，当时的越族与朝廷还存有一定的离心力，对刘邦来说如同一个烫手山芋，吴氏父子正好可以起到一个代理人的作用。所以，这是刘邦在权衡利弊之下，做出的选择。
同样再从汉朝的现实考虑，卢绾显然不具备吴氏父子的作用，刘邦让他在燕国为王，显然不如用刘姓宗室更为稳妥。对于这个认知，刘邦与卢绾的各自内心都清楚，只是没有急于点破，主要是因为碍于情面，但卢绾不可能撑得住气，于是最终在半推半就间反了刘邦，也反得不很彻底。
刘邦与卢绾之间的情义就是指同年同月同日生，一块儿诗书，一起长大，也就是我们如今说的发小。另外，刘家与卢家的关系也非常要好，所以刘邦与卢绾的情义还有家族基础。在打江山的整个过程中，刘邦也给了卢绾很大的照顾，诸如其他开国功臣，各个出生入死，战功赫赫，而卢绾身上没有一件可以拿出来炫耀的战绩。但是，卢绾该得的封赏并不落于其他人，封侯只是一个标配，最终还被封为燕王。
卢绾不在第一批分王之列，最初的燕王是臧荼。臧荼是秦末义军韩广的部将，韩广是武臣的部将，武臣又是陈胜吴广的部将。陈胜派武臣攻略赵地，武臣趁机在赵地称王。接下来，武臣派韩广攻略燕地，结果韩广又趁机称王。
巨鹿之战前，韩广派臧荼援助赵国。战争结束后，臧荼随项羽入关，被封为燕王，韩广被改封为辽东王。韩广不愿意去辽东为王，随之与臧荼火拼，结果被臧荼吞并。楚汉战争期间，臧荼又归附刘邦。所以刘邦称帝后，臧荼的封国没有变。
但是，刘邦称帝的第二年（前201年，实际上只隔了几个月），臧荼便举起了反旗。其实臧荼并不棘手，刘邦灭他也没费多大的力气，而让刘邦真正为难的是让谁继续为王的问题。当时摆在刘邦面前的有两大问题：
一、儿子年幼，或者是还没有出生，不能发挥最大价值，不能胜任王位。当时他的四子刘恒也不过三岁，三子刘如意才五岁，稍大一些的次子刘盈已经立为太子，自然不能兼任燕王。而对他的长子刘肥已经有了安排，那就是韩信留下的齐国。所以，当时的情况对于刘邦来说，有些青黄不接的尴尬，他立卢绾为燕王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二、会不会打草惊蛇，引起异姓诸侯的连锁与过激反应。道理很简单，说物伤其类，兔死狐悲，唇亡齿寒都行，异姓诸侯是一个利益整体，臧荼倒下了，其他人会不会警觉？会不会加强防范，未雨绸缪，甚至于联合起来围攻刘邦？所以，刘邦打消其他几个异姓诸侯的焦虑很有必要，因此要拿出一个姿态，那就是继续立异姓为王。放眼望去，也只有卢绾最为合适，一是两个人的关系好，忠诚度高；二是卢绾的能力不强，不用过分担心；三是也能暂时达到迷惑异姓诸侯的目的。
综上所述，本质上讲，刘邦封卢绾为王是权宜之计，卢绾是刘邦的一枚棋子，刘邦想要用卢绾稳住其他异姓诸侯，然后腾出手来，有计划，有目标地将他们各个击破。所以，到了最后，刘邦虽然没有剑指卢绾，但卢绾淡定不了。
刘邦的逻辑是“不能让异姓诸侯存在，他们都靠不住”，卢绾的逻辑是“刘邦不允许异姓诸侯存在，他觉得异姓诸侯都不可靠”，因此在这种逻辑下，卢绾对自己的前景感觉越来越不乐观，基于情义上的信任感就会荡然无存。
既然没有了信任感，所剩下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因此卢绾认为，能保全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刘邦看到自己的存在价值。所以，在这样思想的催化之下，卢绾便被流亡匈奴的臧荼之子臧衍洗脑利用，暗中给正在平定陈豨之乱的汉军下起了绊子。
所以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卢绾并没有彻彻底底的反了刘邦，而不过是一种夹缝中的生存策略，甚至于还打算待刘邦恢复健康后亲自去请罪，去为自己辩白。但是对于刘邦来说，卢绾的不忠就是反叛，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眼下是没有回旋的余地，正好他的八子刘建也缺个封国安顿，所以直接就派樊哙大兵压境了。
刘邦始终站在制高点，占据主动权，任卢绾表演，他不需要向卢绾摊牌，最终让卢绾陷入被动。虽然从表面上看，不义的人是卢绾，但做局的人是刘邦，卢绾被牵着鼻子走，这就是刘邦的高明之处，做事不露痕迹。当然，对于这一切，自始自终都没有直接暴露出刘邦的心机，但是历史给出的答案就是如此，所以现实永远比想象的要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