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注重把军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并在其军制中加以体现。在这个根本点上，北宋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源于赵匡胤在位期间的北宋军制的中央高度集权，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为历代所不及。这则是北宋在制度设计上的一大特色，也成了北宋历代皇帝的传家宝。

北宋军制的高度集权，首先反映在军事领导体制上。自秦汉至隋唐，掌管军事的职权，往往或归宰相，或归大司马，或归六部中的兵部。

北宋则不同，它在保存兵部的同时，又在中央另设了并列的枢密院和三衙两大军事机构。加上由皇帝临时任命的“率臣”与之并列，则形成了平行的三大掌兵系统。

而三衙的本身，也是互不相属的三个并列的机构。于是，把兵部计算在内，中央一级掌军者就有七个。由于系统多、机构复杂，并分别向皇帝负责，这就使各个统兵机构的实际职权被缩小了。

如“枢密院掌兵籍、兵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再由于分工细而严，又使各掌兵机构在相互制约中，其实际职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因此，表面看北宋的军事领导体制是进行分权，而实质上则是高度集权。即最高统治者集中和独揽了军队的征集、管理、调遣以及将帅的任命和主持征战等一切军事大权。

北宋军制的高度集权，还反映在军队的屯驻和更戍制度上。北宋前期，实行了“内外相制”的屯驻制度和“兵无专主”的更戍制度。

所谓“内外相制”的屯驻制度，指的是平时的兵力部署，让驻京城、京歌军队的数量同驻诸道军队的数量大体保持平衡；

所谓“兵无专主”的更戍制度，指的是规定部队要临时打乱原来的建制和隶属关系，以营(指挥)为单位，定期进行各种名目的轮番更戍。

这两项制度的寓意也很明显。前者意在分兵，后者意在使将兵分离。

分兵，是使驻京师和驻诸道的武将，都无力起兵闹事，即使有图谋不轨者，京师内外大体相等的兵力也可以互相抗衡。

将兵分离目的是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从制度上防止“骄兵”和“悍将”联合起来作乱。

因此，这两项制度的核心，仍是防止武将擅权，进而把对军事控制的大权，紧紧掌握在皇帝手中。

北宋军制的高度集权，尤其反映在以“阵图”约束将领上。

北宋时期的所谓“阵图”，指的是皇帝在深宫中事先制定成的具体作战方案。而根据“阵图”进行排阵的将领称为“排阵使”。

北宋自太宗开始，作战时常常要任命“排阵使”，授以“阵图”。

如979年的满城之战，李继隆、崔翰、赵延进等奉命将兵8万抵御契丹入侵，太宗亲授阵图，分为八阵。

再如，1004年的擅州之战，真宗任命石宝吉、李继隆为驾前东西都排阵使。

还有，神宗初年李复圭守庆州，亦以阵图授诸将等等。

作战时，将领按“阵图”行事，即使打了败仗，也可以不受追究；相反，违背了“阵图”，虽然打了胜仗，也因违反诏命而有被治罪的危险。

这表明，“阵图”是北宋皇帝节制前方将领作战指挥的重要手段。通过实行这种制度，实际上把将帅战场上的机动指挥之权，也集中到皇帝手中。

北宋军制突出了中央高度集权，是有其特定背景的。

自唐末五代以来，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上，曾上演过多出“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闹剧，造成这个地区战火连绵，政权更迭频繁。

北宋建立后，这种局面虽然宣告结束，但五代时期那种武将犯上作乱的遗毒仍然存在。若不从制度上加以防范，新的军阀仍然可以滋生出来。

因此，为了防止五代时的历史悲剧重演，保持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靠兵变上台的赵匡胤在登极不久，就采取了著名的“收兵权”等果断措施。

赵匡胤死后，他的继承者们将其制定的突出中央高度集中军权的军事制度加以继承和片面发展，成了历代皇帝的传家宝。于是愈演愈烈，以致出现了史学家所概括的“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等等在中国军制史中不曾有过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