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目前中医界存在的问题，邓铁涛说，从解放后中医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问题。建国初期，中医是157万人，最近卫生部统计中医的人数是27万，这意味着尽管人口在膨胀，但中医在迅速萎缩。事实上，中医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在很艰难地前行。

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不重视中医，国内出现崇洋媚外的思潮，重视进口药，甚至中成药也要用日本产的。中医历尽挫折，生存艰难，发展更无从说起。

邓铁涛一直在跟中医萎缩的趋势做着抗争。眼见中医事业日渐衰落，邓铁涛感到很痛心，内心十分着急，他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眠。邓铁涛暗下决心，要在自己有生之年，尽己所能跟中医不断萎缩的趋势作斗争，让中医发扬光大。

终于，机会来了。上世纪80年代，邓铁涛一直为中央领导同志看病，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看病过程中，他用疗效说话，领导一次次被中医的神奇疗效折服，邓铁涛也同时利用与中央领导的密切关系，在中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中医的振兴、崛起说话。1985年，邓铁涛第一次以普通共产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徐向前元帅。

徐帅有心脏病，一直找邓铁涛看。1985年，徐帅来广东过冬，有一天吃了西瓜，到夜晚便拉肚子，然后感冒、发热。凭经验，徐帅每次发热都要20来天才能退，随行人员早已习惯，没打算找邓铁涛。看着徐帅难受的样子，徐帅的夫人提出找邓铁涛试试看。邓铁涛为徐帅认真诊脉后说道，徐帅吃了西瓜是肠胃受寒，所以要给他驱风寒治疗腹泻，还给点温散药来解表。服药后第2天，热稍退，再改用清热法，结果1天烧就退了。烧退了，而且是只用1天就退了平常要持续20多天的热，徐帅舒服、轻松了许多，他和夫人都十分感谢邓铁涛，徐帅随行的医生（学西医的）也觉得邓铁涛很了不起。

邓铁涛四处呐喊为中医

这时，邓铁涛诚恳地向徐帅表达了让中医发扬光大的心愿。徐帅被打动了，马上承诺要向中央反映情况。邓铁涛十分激动，回家后立即奋笔疾书，向徐帅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要振兴中医的信，“中医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尽歧视与摧残，但仍巍然独立，与现代医学并存。解放以后，受改造中医思想的影响，中医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重视，出现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如果再不花力气去抢救中医学，等现在的老中医都老去，再去发掘就迟了。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这封信，首先徐帅批示，然后胡耀邦、乔石也作了批示，到了卫生部部长崔月犁批示，才用了7天。

到了1985年的49次国务院会议，在时任国务院主要领导的重视下，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正式成立，中医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从此，中医发展加快了脚步。

对于中医的问题，邓铁涛从不含糊，中医每每遇上风吹草动的事情，他总第一个挺身而出。1990年，国家进行机构改革，邓铁涛听说中医药管理局要被精简，他立即牵头我国各地名老中医再次上书中央，这就是在中医药界著名的“八老上书”（邓铁涛、方药中、何任、陆志正、焦树德、张琪、步玉如、任继学）。

他们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不能撤销，其职权范围和经费不能减少，另外还建议各个省都设立中医药管理局。1个月后信访局回信，同意“八老”的意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得以保留。

第三次上书时刚好“八老”在广州授徒。邓铁涛发现中央总的政策要“抓大放小”，而且有很多中医院准备合并到综合医院，中医学院合并到西医学院。“八老”又着急了，于是又联名上书朱镕基总理，提出对中医、西医不能抓大放小，西医是壮年，中医是少年，你抓大放小，中医就活不了。结果朱铭基总理批复了，原来有6个中医学院想合并，结果只有两个合并入了西医院校。

非典流行期间，邓铁涛第四次上书。随后，吴仪在当年5月8号召开的中医座谈会上，强调中医对非典有防治的办法，然后中医才介入到防治非典中。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我国中医学事业命运紧紧相连，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日夜思考的中医药问题写成论文《中医学之前途》，提出了20世纪80年代中医事业的前进方向，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等令人深思的问题。邓铁涛认为一是要向历史请教，二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内因”，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的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