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的一天，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4大队队长梁兴初，带领两个营的战士，配合杨得志部在济宁以北作战。战斗结束后，他带队返回湖西根据地。

彼时的梁兴初还不知道，一场杀身之祸正在根据地等着他。快到支队驻地时，留在后方的4大队政委王凤鸣突然出现。

梁兴初以为政委这是迎接自己来了，便快步走上去。当他走到跟前时，王凤鸣一声暴喝：“给我拿下！”事先埋伏在道路两旁的几名战士，迅速上前控制住梁兴初。

梁兴初虽被扭住胳膊、卸掉配枪，但以为王凤鸣在跟自己开玩笑，便笑着询问发生了什么。

王凤鸣鼻孔朝天，看了眼后一哼，说：“你的事发了，现在逮捕接受审查。”

梁兴初不敢相信，自己什么事发了，还得接受这样的审查？他连忙追问具体情况，王凤鸣理也不理，直接让人将其带走。

在梁兴初回来前，王凤鸣就跟同伙商量好，怎么收拾他。

王凤鸣从一个训练班中，逮捕了一位18岁的女党员，要她承认是“托匪”，并以美色去引诱梁兴初，说出加入“托派”的“口供”。

这位女同志誓死不从，坚决不答应栽赃为人正直、一心为革命的梁兴初。为此，她吃了许多酷刑的苦头，如反绑板凳，鼻孔灌辣椒水。

梁兴初被抓一事，在4大队和湖西根据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觉得这么好的梁队长都被“肃托”抓走了，谁还能幸免？

很快，4大队的营级及以上干部和部分连级干部，相继被投进监狱，接受严刑逼供。

4大队和湖西根据地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不少指战员和干部无奈选择逃离，前往其他部队或根据地。

如4大队副大队长李法（建国后在福建做28军副军长）、民运股股长品英（后来当了县长）。

王凤鸣要梁兴初承认是“托派”，并供出同伙，以坐实自己如此“肃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梁兴初硬挨了所有酷刑，就是不给王凤鸣想要的“口供”。4大队和湖西根据地的种种，不是没人阻止过，例如4大队上面的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结果他不但没阻止成，还差点把自己搭进去了。

最后是，罗荣桓、郭洪涛、张经武等115师、山东纵队、山东分局的首长，不远数百里风霜、不惜冒险穿越多条日寇封锁线，赶到湖西根据地，才把梁兴初等人救下。

梁兴初差一点点就被自己人给干掉。幸好王凤鸣没有疯狂到，未经上级允许，就将其私自处死的地步。他几次请求处决，都被驳回。梁兴初真是在鬼门关来回徘徊，捡回一条命。

当时最该制止，也是最好制止王凤鸣的人，应该是苏鲁豫支队政委吴法宪。他有这个权力，更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而且梁兴初跟他是多年老战友，并肩作战且共事过不短的时间。

梁兴初发生这一悲剧时，吴法宪在哪？他说自己收到代师长陈光的指示，离开主力部队，单独带一支部队出去活动了。

罗荣桓质问道，你人不在支队部，难道就跟支队部、4大队失去联系了吗？

吴法宪又解释，自己带了电台走，但是不通4大队；可以通支队电台，但是支队部没有发来有关问题的电报。他甚至说，自己“连传说都没有听到”。

这真是离谱至极，可以说是鬼话连篇。4大队和湖西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数百里之外的115师师部和友军杨得志等部都知道了，吴法宪却说离得不远的自己听都没听说过。

关键是这并非突发事件，梁兴初从被抓到罗荣桓干预被放，前后起码十多天时间。

吴法宪也不是完全撇清自身责任，但他承认的问题是：自己把梁兴初和王凤鸣留在湖西，没有在他们之间规定好领导上的主次关系。

真是牛头不对马嘴，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这。梁兴初被抓和差点被冤杀，吴法宪应该阻止，起码干预一二，而不是视而不见，装瞎子、聋子。

更何况，吴法宪是苏鲁豫支队政委，4大队出现这么大、这么恶劣的事，他竟然从未向师部上报过。

罗荣桓听完吴法宪的解释，更加愤怒了，对其不断质问的同时，又进行严厉批评。最后，吴法宪小声地说出实情：“王凤鸣连梁兴初都敢抓了差点杀掉，我来恐怕也处理不了。”

罗荣桓失望透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撤掉他支队政委一职，降为支队政治部主任。

梁兴初获释，见到救命恩人罗荣桓时，铁打的汉子抽泣了十多分钟才平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