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韩的勾连，一直都是值得亚太地区国家警惕的问题。只是由于各种原因，三国的同盟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停滞状态。不过事情总是在变化的。此前，美日韩仅在单个作战领域实施联合军演，包括海军搜救演习、导弹预警演习、战略轰炸机护航演习等。但从预定在2024年夏天举行的“自由刀刃”多域军演开始，却迈入了多域军演的阶段。显然，对于美国正在亚太地区谋求建立的“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来讲，这似乎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据外媒2024年6月3日报道称，美日韩三国防长商定将于今夏首次实施多域联合军演“自由刀刃”，这是首次将以往以海上军演为主的三国联合演习，扩展到空中和网络领域同时进行的“多域联合军演”。三国防长还就“建立三国国防高层间定期协商机制、将美日韩安保合作制度化”达成了协议。“自由刀刃”的英文名称由美韩联合军演“自由护盾”（Freedom Shield）和美日联合军演“刀刃”（Keen Edge）拼凑而成。韩国国防部有关人士解释称，“这包含了将美韩、美日等以双边为中心的安全合作发展为三边体制的含义”。至今，美日韩仅在海上或空中等一个作战领域实施联合军演，包括海军搜救演习、导弹预警演习、战略轰炸机护航演习等，多域联演尚属首次。“自由刀刃”将涵盖空域、海域、太空域、网域等多个作战领域。而韩国《中央日报》等媒体则指出，此次联合军演是三国领导人在2023年8月美日韩戴维营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三国国防领域协议》后的具体成果。近年来美国、日本和韩国持续强化三边军事合作。除不断推进情报共享机制，把组建“三眼联盟”提上日程外，还密集举行联合反潜、反导、搜救、海上拦截等联合军事演习。事实上，加快美日韩军事一体化，是近10年来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目标。2023年2月，美方推出酝酿已久的《美国印太战略》，将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单章列出，凸显其对三边合作的重视。2023年5月举行的美韩、美日首脑会谈发表共同声明，都强调了三国强化合作、密切联系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推动下，韩日正通过多边框架破除关系障碍，试图开展实质性合作。目前，两国关系表面上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韩日形成第三方赔偿方案，解决二战时期日本强征劳工问题。同时，两国还就出口限制措施展开磋商，韩国计划撤回终止履行《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程序。长期以来，美国全球战略充斥着零和博弈与二元对立思维。随着美日韩军事关系不断强化，美国有意推动韩国加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如果美日韩结成一体化联盟，很可能在东北亚制造阵营对立，而美日、美韩同盟升级转型，旨在服务美国大国竞争和“印太战略”。

美国“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6月22日抵达韩国釜山，参加美日韩“自由之刃”首次多域联合军演

未来，不排除美国以美日韩同盟为核心拓展建立“亚太版北约”，为此美国正不断加快推动美日韩军事力量联合运用，给日韩发展军力松绑。凭借经济、科技及军事潜力，日韩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成为军事强国，且已取得一定“成果”。韩国发布“国防革新4.0”计划和《2023～2027年国防中期计划》，军费年均增长率达到6.8%，还大力强化“韩国型三轴作战体系”建设，加速武器装备研发和列装，并从美采购军备。日本则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寻求军费翻倍至GDP的2%，进一步加快扩军步伐，军事战略的外向性和进攻性不断凸显。而美国则利用韩日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意图，将两国绑上自己的战车，以此加大对地区国家的战略牵制。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2024年夏美日韩首次三边多域军演传递着十分复杂的信息。

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互动频繁

在此前的历史中，美国主导下的日韩安全互动呈现着显著的波动性特点。冷战开启后，美国为了尽早在东北亚地区构筑反共联盟，软硬兼施地促成日韩关系正常化，历经14年的讨价还价，1965年日韩终于签署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由于日韩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本身就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配合美国安全战略，所以从该角度来看，日韩达成和谈就意味着开启了两国安全互动的大门。上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政府开始实行战略收缩，美国单方面削减驻军并让盟友自行承担更多的安保责任，此举造成了日韩的恐慌，日韩两国在加强自主国防的同时也在思考是否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联系，以美日冲绳问题谈判为契机，韩国认为归还冲绳问题涉及美军基地未来地位，质疑冲绳行政权归还后驻冲绳美军是否也会负责韩国的防卫，为此韩国以该问题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有密切联系为由要求加入谈判进程。美日最终同意了韩国的请求，就该问题展开了三边协商，会谈除了美日解决冲绳问题之外，日韩之间通过了“韩国条款”，认为韩国的安全与日本的安全息息相关，这是“两国间直接安全联系的第一次正式声明”。但日韩之间安全合作波动十分频繁，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及朝韩对话的推动极大地影响了日韩之间的关系。尽管日本对于美国的“越顶外交”心怀抱怨，但是顺应形势变化依旧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此时韩国对中国秉持着对立思维，所以韩国对于日本的行为十分不满，1972年8月韩国总理金钟泌称“日本比美国更快地接近中国破坏了目前在亚洲这部分地区保持的秩序，因而也会使亚洲的小国处于困难地位”。由于对安全形势认知的差异，日韩军事交流一度陷入了停滞，直到1975年国际形势再度阴暗时，福特政府加强东北亚同盟的意愿使日韩恢复了关系，同年美日首脑会谈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维持朝鲜半岛和平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韩国的安全，朝鲜半岛的和平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又是必不可少的”,1977年卡特政府宣称在韩地面部队分阶段撤出计划，日韩为此连续两年召开的联合部长会议都以安全议题为首要，称美国在韩国撤军对日本的安全也会造成重要影响，最终卡特政府考虑到日韩强烈的信号，于1979年宣布暂缓撤军。20世纪80年代围绕阿富汗等问题的斗争，美苏关系十分紧张。强硬的里根政府着重加强盟友关系来遏制共产主义，重申美日关系是美国在东亚地区获取领导力的核心，长期反共的韩国军政府成为了美国的亲密伙伴，而不再仅仅是美日安全合作的补充，在盟主的大力推动下，日韩政治、军事交流合作更加紧密，1983年日韩首脑会晤发表《联合声明》再次重申“维护该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局势也随之走向缓和，1991年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等事件都使得美日韩三边关系变得十分微妙。由于安全威胁的大大降低，此时一直被搁置或协调的经济摩擦、民族主义、历史问题等问题开始显现出来，美国对日韩在安全上搭便车的行为心存不满，而日本谋求大国地位、韩国推行的“北方政策”都打开了与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窗口，使得“韩美日”不再是日韩外交可以依赖的唯一选择。但随后朝核危机的爆发使得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经过短暂的徘徊后再度紧密起来，1993年1月美日韩启动了三方协商机制来协调朝核问题，紧接着1995年3月美日韩又建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并于1999年4月成立了三方协调监督小组（TCOG），日韩安全合作逐渐转向制度化。

美日韩三国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公海举行导弹防御演习（以上二图）

1994年金泳三访日期间主张建立以韩日为中心的多边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同年10月两国军舰实现首次互访，1998年韩日签署了《21世纪新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在附录《行动计划》中包含很多安全合作的内容，例如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防务、外交安全对话等。1999年5月连接东京与首尔陆海空司令部的三条热线开通，8月两国海军举行了首次海上搜救联合军事演习，虽然期间日韩两国就独岛（竹岛）之间发生激烈争执，但整体看日韩两国的军事合作逐渐朝机制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2001年日本新编教科书问题，日韩关系很快跌至谷底，韩国政府以此宣称暂停和日本进行的一切军事交流合作，包括原计划于6月进行的韩日第二次海上军事演习。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把目光从反恐转移到亚太地区，希望在东北亚地区拉拢日韩盟友一起针对中国，但是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在2005年提出了“东北亚均衡者论”，称韩国想要作东北亚地区的“调停者”或“协调者”，这与美国的东北亚战略在本质上就有所冲突。在此之后，日韩围绕独岛（竹岛）问题又爆发严重冲突，虽然2006年日本安倍首相访韩使得两国关系有所破冰，但是日韩首脑互访的惯例被搁置。简单来说，21世纪前7年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出现松动迹象，韩国游离于三边合作的边缘。2007年保守党派的李明博信奉“实用外交”，一上台就开始加强同美日的联系，2008年2月日韩恢复了每年一次的首脑互访，同年4月李明博访日期间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成熟的合作伙伴关系”，并恢复了停滞3年的日韩FTA谈判。2009年日韩签订了首个国防安全领域合作的《韩日国防交流意向书》，尽管合作限于交流但依旧具有意义。就朝鲜问题，李明博政府放弃了前两任政府的缓和政策，提出了“无核、开放、3000”构想，即先停止核实验以及开启对外开放，韩国才会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这种对朝强硬的态度迎合了美国对朝战略，韩国再次回归到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内圈中。2010年“天安舰事件”使得朝韩关系极度恶化，同年12月“延坪岛炮击事件”更是几乎要点燃热战，以此为契机美日韩三边安全关系迅速加强。首先，美国在随后分别举行的美日、美韩联合军演中，日韩双方都互派观察员全程参加对方的军事演习。其次，2011年日韩两国防长就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和《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ACSA）达成了一致，前者多是同盟关系才能具备的情报互换，后者使日本自卫队和韩国军队在参加国际合作活动时能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这些条约几乎可以从形式上将日韩定义成为“同盟”，但在2012年5月准备正式签署之时，李明博迫于韩国内部巨大的压力，最终放弃签字。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当选日本首相，日本政治右倾化越来越严重。2013年初韩国保守派朴槿惠政府上台伊始，韩日关系就因历史问题影响出现严重恶化的局面，但是两国军事合作并没有因此而中止。2015年朝鲜试射潜射导弹后，日韩两国认为朝鲜对两国安全威胁构成了重大挑战，2016年朝鲜进行第四次核实验直接促成了韩日两国正式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这是日韩两国的首份军事合作协定，日韩可以不通过美国而直接实现对朝鲜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军事情报共享。2017年韩国正式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使得日韩拥有同一套防御体系，日韩符合了“拥有共同安全利益的若干国家行为体以军事为核心议题所达成的相关制度性安排”，美日韩三边同盟的内核已经具备。2017年进步派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日韩关系迅速遇冷，由于慰安妇问题、由日本补偿二战强征劳工而带来的日韩贸易战问题以及历史与领土争端问题频繁爆发，韩国《2020国防白皮书》将日本定义为“邻国”，而2018年的表述为“亲密邻居”。特朗普政府对于日韩争端并没有努力调停，直到2019年韩国宣布不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触及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底线，美国才开始进行调解但未有成效。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积极修复日韩关系，2021年1月布林肯上任美国国务卿的第二天就在电话里同日韩两国外长强调美日韩三边合作的重要性。同年2月针对朝鲜核导计划，美日韩三国参谋长齐聚夏威夷，6月美日韩开展了“红旗阿拉斯加”联合军演等。美国为了使日韩关系回温制造了很多三方会谈的机会，但是韩日关系仍然进入了倒退阶段。此外，2021年6月在英国召开的G7会议上日本首相菅义伟单方面取消韩日首脑会谈，11月因领土争端日本拒绝参加美日韩副外长联合记者会，这些打破既有制度的行为使得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陷入了停滞。作为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短板”，韩国过去一贯对美日韩三边结盟态度消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历史矛盾和现实纠纷，日韩两国长期以来关系不睦，甚至存有敌意，双方维持着较松散的安全合作和对话，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也始终以美国为主导的双边联盟为主轴。不过，尹锡悦上台后，迅速调整对外政策，以“韩国人赔韩国人”的方式戏剧性地推动日韩关系转圜。2023年3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日本。同年5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快速回访韩国。双方关系迅速回暖，时隔12年重启“穿梭外交”。在三边层面，美日韩以不到半年举行一次三边峰会的频率展开互动，并以2023年8月的戴维营峰会为标志，将日韩既有的关系改善成果全面制度化。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将戴维营峰会定义为“开启了美日韩三边合作新篇章”，美国作为美日韩三边关系的主导力量，看重安全合作，不断采取措施填实安全合作内容，试图打造三边军事同盟，使之发挥威慑遏压作用，进而维护其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鉴于过去美日韩在构建三国军事同盟的进程中，往往会因为韩日两国的历史与现实领土主权纠纷问题而出现波折，甚至是功亏一篑，2024年美日韩三国防长在新加坡承诺将在今年内建立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并使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企图通过法律与制度的方式，来防止美日韩构建三国军事同盟的过程中屡屡出现的停滞甚至是倒退现象。并为此特意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三边多域军演，其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美国国内政局出现新的变故，尤其是特朗普的上台，而使得美日韩构建三国军事同盟进程再度受挫。值得注意的是，假如美日韩军事同盟最终构建成功，那也就意味着，美国最终在“印太”地区构建的“三层递进式”的军事同盟体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其中的第一层也是这个同盟的基座，就是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英以及未来有可能要构建的日澳、日菲、澳菲等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第二层则是已经搭建成功的美英澳“奥库斯”三边军事同盟以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美日韩和正在构建中的美日菲三边军事同盟。而第三层也就是这个“三层递进式”军事同盟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美国一直梦想构建的“印太版小北约”。美日韩三国不顾多边主义历史大势，依旧奉行“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逻辑，在亚太地区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小团体”，推动三边关系朝着“军事同盟”的方向迈进，推高了地区国家阵营化、对抗化的紧张氛围。此外，美日韩在加强安全合作过程中，美国实际赋予了日韩两国更大的军事行动自主权，在客观上给日韩发展军力“松绑”“解压”，其举措将进一步打破地区军力平衡，加剧军备竞赛，甚至可能带来核扩散风险。另外，朝鲜半岛问题延宕多年，始终没有建立起和平机制。美日韩作为半岛问题的攸关方，非但没有采取停止加剧紧张对立、损害各方互信的行动，反而共同采取对朝强硬政策，不断开展刺激性军演，打造亚太版“小北约”，发出更强敌对信号。该行为致使朝鲜认为威胁加剧，进而引发更激烈的连锁反应，挤压了各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协调合作的政治空间，使得本已复杂严峻的半岛形势进一步升级，深刻影响了东北亚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

一般认为，朝鲜问题是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最大的外部助推器。每当朝鲜半岛北部吹起一缕寒风，美日韩军事合作就会趁势热了起来。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的每一个重要成果几乎都是建立在半岛局势升温的背景下。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的爆发，美日韩借此首次建立了三边协商机制；2010年“天安舰事件”以及“延平岛事件”直接推动日韩就《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的签署达成一致；2013年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韩美日三方防务部门签署了《韩美日关于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情报交流协议》;2016年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在美国督促下日韩迅速签订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就萨德入韩问题达成协定。由于半岛局势错综复杂，美韩因党派轮流执政太过频繁使其对朝政策不具备持续性，半岛局势又总是取决于美国对朝态度而忽晴忽雨，从而双方陷入了严重的信任缺失局面，但是从客观来说，半岛问题又是维持美日韩三角同盟能够运行的粘合剂。不过，即便如此，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的前景仍然是晦暗不明的。其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日、美韩双边同盟相对较为稳定，因为双边安全互动的核心围绕着国家安全，日韩两国无论如何调整安全政策都跳不出与美国结盟的圈子。但是在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并非是美国的最核心问题，维持地区霸权才是，由于三国对于安全威胁的感知并不相同，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很难达成盟主预想的效果。第二，日韩关系是美日韩三边关系最脆弱的一环。日韩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本身就是不正常的，迫于当时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美国正式参加越南战争，美日韩三方都需要加强铁三角，在此基础上1965年日韩仓促签署了《日韩基本关系条约》，该条约对于赔款问题只字不提、日本政府并未对以前的侵略行径进行道歉、核心领土问题也并未解决，这使得后来的日韩关系反复波动，严重阻碍了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的高质量发展。当下尽管尹锡悦政府的一系列行动都显示，韩国正在与美日两国越靠越近，而曾经被搁置并边缘化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很有可能在韩方态度的转变下，出现实质性进展。但韩国社会并不会因为韩日关系的一时“改善”就彻底抚平历史的伤痕，朝野矛盾将被进一步激化，政治对立会更加严重，执政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会进一步白热化。直白地说，这些政策在韩国国内受到了强烈批评。比如反对党领导人李在明就认为，尹锡悦的做法是国家决策的败笔。所以在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问题上，韩国方面还存在不少变数。在国际上，韩国对美日外交取得的成果似乎也值得商榷。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带来的安全收益难免不会被朝鲜的“超强硬对强硬”所抵消，由此可能诱发的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更会对韩国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济领域，韩日产业结构的同质化，导致两国间经济合作难以出现大的突破。而拜登式的“美国优先”看重的也是韩国对美国的“输血”功能以及在中美竞争中的“助阵”作用，对韩国更多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日韩间的这些结构性矛盾未来仍会爆发，核心领土问题使得韩国在安全上就需要提防日本，日韩之间战略互信的严重缺失使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很难建立起像北约那样严密的合作机制，且事实证明，既有的三边安全合作机制也面临着随时失效的风险。

况且，建立美日韩三边同盟需要日韩承担更多的同盟成本从而引发牵连困境。冷战的结束使得美日韩面临的安全威胁大幅度降低，美日韩丧失了建立三边同盟的最好时机。在美日、美韩双边同盟中，日韩通过长期在安全防卫上搭美国的便车，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了经济等领域，两国都借此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也就是说，冷战时期日韩在与美国的双边同盟中获得的收益远大于让渡的政治成本，按照同盟困境理论分析，同盟国担心被抛弃或被牵连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对结盟收益以及成本的计算，如果结盟收益远大于成本，那么担心被抛弃的程度则大；日韩却由于两极阵营激烈对抗的原因又不需要承担过多“被抛弃”的压力，这使得日韩极力倾向于维持双边同盟的运行，所以从同盟困境角度也能解释为什么日韩加强安全合作只有在盟主施压、局势紧张以及美国战略收缩时才会发生，因为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日韩才会陷入较深的“抛弃”困境。在苏联解体后，由于这种模式美国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开始改变这种高成本付出的双边同盟模式，转向网络化同盟方向发展，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机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发展。

在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并非是美国的最核心问题，维持地区霸权才是。由于美日韩三国对于安全威胁的感知并不相同，三边安全互动很难达成美国预想的效果

进入21世纪后，以反恐联盟为契机，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辐射范围逐渐从东北亚地区扩展到亚太、印太甚至全球，这就使得日韩需要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承担更多义务，此时便可能出现日韩支付的同盟成本大于收益的情形，那么担心被同盟牵连的程度就会加深。例如2004年为了配合美国行动日韩派遣各自部队向伊拉克出兵、每年例行的多国联合军演等，而且这些行为与本国安全并非息息相关甚至会加剧地区局势动荡，此时可能会出现“为了安全进行的安全互动反而使自身变得更加不安全”现象，日韩尤其是韩国担心三边同盟会使自身的经济与安全陷入牵连困境，所以有选择性地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更符合日韩的利益，也是将牵连的风险降至最低的选择。事实上，在盟主管控的同盟体系内部可能出现两种困境，第一，A国和B国本身就存在利益争端，但是A、B两国在利益还未协调一致时就共同加入了盟主的同盟，当A、B两国利益冲突升温时，盟主与任何一方合作的强化都会使对方面临强大的抛弃困境；第二，A、B两国在衡量收益与成本后，认为当前或者短期同盟目标符合自身预期而选择加入同盟，但随着同盟战略重心转移或政策更改，使得A、B的利益分配或者同盟地位出现强势倾斜，也会使得同盟陷入两难困境。比如，近代欧洲德国为了孤立法国以及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欧洲国际秩序，打着维护欧洲稳定的口号曾拉拢俄奥两国两次成立“三皇同盟”，但是由于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根本无法调和，受到德奥历史传统和民族因素的影响，德国的选择往往偏向于奥匈，这使得俄国多次遭受到了克里米亚式联盟的孤立，两次三皇同盟皆因为俄奥分歧以及利益分配问题而破产。当今美日韩深化三边安全关系也面临着这些问题，一方面，日韩两国之间存在诸多分歧，最重要的是在领土这个核心议题上，长期以来为了维护日韩关系，美国对此问题从不进行表态。如今随着日本“右倾化”逐渐严重，由此爆发的慰安妇协定、修正历史认识、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修宪等问题使美国也十分棘手，美日韩三边安全互动已经出现了凝聚力严重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可预见的未来里，美国对外战略依旧是以遏制西太平洋海陆复合型大国为核心强化印太地区同盟，而印太的核心支柱在于美日印澳组成的四国集团，目前来看美日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具有高度共识，预计美日同盟将在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中发挥主导和方向引领作用，韩国在美国印太战略下更像是对美日同盟的补充。这就会使得美日韩三边同盟进程在长远的时间线上陷入停滞。

美日韩首次三边多域军演传递着十分复杂的信息

结语

从冷战时期共抗苏联到当今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美日韩之间的安全合作总是为美国的霸权而服务。当前，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长期保持军事存在，且持续加大军事投入，企图掌控地区军事对抗主导权，韩日两国一些政客出于私心，随之起舞。这些不负责任的举动，只会带来阵营对抗和地区分裂，破坏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环境，值得高度警惕。不过也应当看到，尽管美国多届政府积极推进日韩密切安全领域的合作，但是日韩这种被动的配合使得三边安全互动很难达成高质量、高机制化的安排。事实上，日本和韩国原本有历史恩怨，同时双方在多个领域有直接的竞争关系，为此长期处于激烈博弈的阶段。这种存在结构性矛盾的两个国家，很难在美国的撮合下真心实意地被捆绑在同一辆战车上。

★杨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