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和革命队伍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革命陷入了最低潮，但任弼时没有动摇，没有消沉，他仍然心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投身到革命斗争中。

任弼时一生忠于党和人民，为了中国的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他可谓是鞠躬尽瘁。

但是，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时，毛主席却亲自下令，不准让任弼时参加。

作为开国元勋，又是党中央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那可是为党和国家立下过大功的，为什么连开国大典都不让他参加？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1928年10月中上旬，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任弼时前往安徽南陵县检查党的工作。

当时安徽的革命环境相当恶劣，安徽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破坏，此时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而任弼时准备要去的南陵县，情况更是糟糕，在1928年7月份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刚恢复的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县委书记被捕入狱。

在这种情况下去，前往南陵县检查党的工作，可想而知有多危险，但为了完成党交付的任务，任弼时丝毫没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任弼时化名胡少甫，并改扮成了一副年轻商人的模样，来到了南陵，准备休息一晚，第二天前往位于县城郊外的香油寺去召开党团秘密会议。

第二天下午三点，接到会议通知的南陵县的党团员们大部分都按时来到了香油寺，然而，他们却还不知道，早有叛徒把这次行动密报给了国民党县党部。

大家来到开会地点，会议还没开始，埋伏在香油寺附近的国民党南陵县自卫队，便蜂拥而出，把开会地点团团包围了起来。

任弼时发觉情况不对时，已经无法分散撤离，就这样，参会的人全部落入了敌手......

任弼时被押送到南陵县国民党县党部，面对敌人的审讯逼问，他镇静自若，始终咬定自己名叫胡少甫，是一名商人，这次来南陵就是来催款要账。

虽然其他被捕的同志并没有供出任弼时的真实身份，敌人从他身上也没搜出什么，但敌人并不死心，仍然期待能从他口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好去邀功请赏，于是，便对他动用了夹棍、踩杠等惨无人道的酷刑。

面对酷刑的折磨，任弼时没有屈服，他反而头脑冷静的分析出，敌人之所以对他动酷刑，肯定是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因此，他心里反而变得踏实了，无论敌人怎么折磨他，他仍然坚持原来的口供，毫不动摇。

最终，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他作为“共党嫌疑分子”押送到安庆，投入监狱。

在狱中，任弼时在明面上从来不与政治犯交往，而是经常与普通狱友在一起谈些与政治毫无关系的东西，但暗中却与党的骨干有着密切的联系，鼓励并指导大家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告诫规劝那些在狱中表现急躁的同志，在受审时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做法不可取，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理论的方式与他们进行斗争，尽量去争取不被判处死刑，然后再想办法慢慢出去。

任弼时就是这样，敌人始终没有抓住他的把柄，没被判死刑，最终，在他的家人和中央特科的积极营救下，被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保释出狱。

任弼时一出狱，便受党中央委派，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身份，前往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上海，去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可谁知，1929年秋，刚出狱不到一年的任弼时，在筹备准备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因为发生意外，又被捕了。

在狱中，因为敌人没有足够的证据确定他的身份，为了逼他开口，竟然惨无人道的两次对他施以电刑，他的背部被电烙烙出了两个拳头大小的窟窿，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敌人看从任弼时身上实在审不出什么来，也便不再抱希望，把他投进了监狱。

后来经过中央特科的努力营救，任弼时终于被无罪释放，重新回到的党的怀抱，但两次入狱，都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致使他的身体受到重创，留下了严重的病根。

1931年3月，已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作为中央代表，任弼时不得不按照王明、博古的指示，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留了余地，在适当的时候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支持了毛主席的领导工作。

1934年7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方面的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任弼时领导的湘赣苏区也遭到了重创，处境危险。

7月中旬，中革军委命令任弼时率红六军团，按照党组织指定的路线和活动区域，向贵州方向转移，去与在贵州活动的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并共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让红六军团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减轻红军主力在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的压力，再就是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先遣队，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接到命令后，任弼时以最快的速度做好了准备工作，然后便率领红六军团离开了根据地，开始了西征。

行军途中，由于行军路线和作战方针必须按照上级规定的执行，在面对敌军重兵的围追堵截时，红六军团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另外，再加上红军的武器装备过于落后，因此，尽管红六军团的将士们在战斗中表现的相当英勇，突破了敌军的多道封锁线，但我军伤亡也不小。

这让任弼时深刻的意识到，不能一味按照上级的指示来作战，而应该在战斗中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作战方针，才能更好的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红六军团经过三个多月的艰难转战，终于于10月24日，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合，随后，红三军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并分别任命贺龙和任弼时为军团长和政委。

此时，中央红军已踏上长征路，准备向西突围，正在湘、粤、桂一带与敌苦战。

为了配合中央红军成功转移，任、贺二人率两军团向湘西进军，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最终中央红军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开始胜利北上，而任弼时和贺龙也成功的完成了配合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的任务。

不久后，两军团为了摆脱敌重兵的围剿，从桑植突围，开始了长征，后来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准备共同北上，但却遭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反对。

对此，任弼时坚决反对张国焘的行为，与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人一起，同张国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最后张国焘才答应去与毛主席的中央红军会合，共同北上。

长征的途中，任弼时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指挥着部队一路征战前进。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所剩无几，他便带头用野草、皮带充饥，看到伤病员行走不便，任弼时便不顾自己身体虚弱，行走困难，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而自己则拄着一根木棍，艰难的行进。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后，这让蒋介石感到了惊恐不安，于是，调集重兵力对红军围攻了过来，决定趁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一举歼灭。

面对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任弼时与贺龙等人指挥部队在山城堡对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国民党军溃败而退，此后，红军在陕北立稳了脚跟。

抗日战争全部爆发后，任弼时负责整个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跟随八路军总部赶赴抗日前线与敌作战。

王明从苏联回来后，凭借自己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对中共中央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反对我党制定的抗日战争方针，导致党的工作受阻。

在这种情况下，在苏联学习过，俄语很好的任弼时，忍着满身的病痛，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直接去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任弼时经过半个多月路途颠簸来到苏联，把我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我党的工作和任务向共产国际做了详细的汇报。

共产国际商议后，正式表态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就这样，任弼时不辱使命，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重任，成功支持了毛主席的工作和正确领导。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便进入中央书记处任中央秘书长，三年后成为了中央书记处书记，直接协助毛主席工作，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他都参与了制定。

在转战陕北时，任弼时和周总理一起，成功协助毛主席指挥了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在这期间，任弼时的身体状况很不好，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仍然废寝忘食的工作，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1949年，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任弼时是躺在汽车上进入北平的。但一进城，他便又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中，直到病倒住院。

在开国大典前夕，任弼时也和大家一样，心情万分激动，并做好了参加开国大典的准备，但医生却特别叮嘱他，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能去参加，那种激动人心的场合，会加重病情，可任弼时却坚持要亲临现场。

毛主席得知这个情况后，为了任弼时的身体着想，于是便下了一道禁止任弼时出席开国大典的命令。

任弼时无法亲临开国大典的现场，他只好通过收音机中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来感受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任弼时的身体实在是太差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让他好好休息治疗一段时间。可任弼时虽然人在疗养休息，但他的心却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任弼时再也疗养不下去了，坚决要求回到工作岗位上，党中央同意了，但要求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可他一工作起来，就忘记了病痛，又开始废寝忘食起来。

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的第二天，任弼时与中央领导人们一起，分析研究了一整天朝鲜战局，晚上他回家后又工作到深夜，估计他已经累到了极限，次日，他便因突发脑溢血而不幸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