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行动，1951年，杨登瀛也遭到群众的举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因此在南京被抓捕入狱。

然而，就在政府对他进行宣判时，他大声喊冤，表示自己不但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反而为党做过很多工作，是我党安排在国民党里面的情报人员。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话半信半疑，杨登瀛又大声补充了一句：“陈赓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那么，杨登瀛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陈赓真的能证明他的身份吗？

1919年，26岁的杨登瀛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回国后来到上海，被一家日本洋行聘为高级职员，因为他的日语娴熟流利，所以他还经常用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社撰稿，也真是因此，他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都混得滚瓜烂熟。

1924年，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杨登瀛也加入了国民党，随后，也慢慢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杨登瀛到上海一家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这家书店供职的老乡杨剑虹，二人很谈得来，于是慢慢成了挚交好友，五卅运动时期，杨剑虹投到了陈立夫门下，并成为了陈立夫心腹。

1928年2月，蒋介石掌控了国民党政府的最高权力后，很快建立起了特务机构，同时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成立党务调查科（中统的前身），蒋介石让他的机要科长陈立夫来负责所有的特务活动。

不久后，陈立夫又在上海成立了特务机关，但却找不到一个得力的人来担任上海这边的负责人，这时，时任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起了杨登瀛，便向陈立夫推荐了杨登瀛。

陈立夫从杨剑虹的介绍中，得知杨登瀛在上海交际挺广，人脉不错，觉得他很适合在上海从事反共工作，于是便让杨剑虹把人带过来聊聊。

而此时的杨登瀛，自从蒋介石发动了4.12政变之后，他有好几个共产党朋友都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了，因此，他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反感，所以当杨剑虹高兴的告诉杨登瀛，陈立夫想见他，并准备让他负责上海的特务机关时，杨登瀛并不想去，杨剑虹不死心，他让杨登瀛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

杨登瀛不想进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但是又怕好友杨剑虹无法对陈立夫交代，就在他心里纠结的时候，突然有个朋友来访，他这个朋友叫陈养山，是中共党员，曾经跟他学过日语，从而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陈养山在与杨登瀛的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且讲义气的人，因此，经常对他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而杨登瀛不但不反感，反而还挺感兴趣，同时对共产党他也很有好感.....今天，陈养山正好来杨登瀛住的附近办点事，办完事看时间还早，于是便来上门看看好朋友。

见到好友登门，杨登瀛非常高兴，俩人聊着聊着杨登瀛就说起了杨剑虹找他这件事，他心里为难也是想让陈养山帮他拿个主意。

听了杨登瀛的诉说，陈养山心中一动，甚至有些惊喜，如果可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把杨登瀛发展成我们的人，打入国民党内部，那可就太好了，但杨登瀛愿意吗？陈养山心里没底，他决定试探一下。

陈养山没有直接帮他拿主意去还是不去，而是笑看着杨登瀛问：“如果是可以帮助到共产党，你愿意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去吗？”

“因为去国民特务机关，是进行反共，而我与共产党是朋友，我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所以才不愿意去，但如果可以帮到共产党，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当然可以考虑啦！”杨登瀛认真的回答道。

听了杨登瀛的话，陈养山心中有了底，他对杨登瀛说，自己需要向上级汇报一下，然后联系他。

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汇报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视，陈赓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准备与杨登瀛面谈一次。

1928年5月的一天，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陈赓与杨登瀛见面了，杨登瀛主动把自己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些，然后又认真的回答了陈赓问的几个问题。

通过这番交谈，陈赓对杨登瀛非常满意，并正式同意他加入中共中央特科，成为特科二科的一员，随后，杨登瀛答应了杨剑虹，并在他的引荐下去见了陈立夫，陈立夫对他也相当满意，就这样，杨登瀛顺顺利利的进入的国民党核心特务机关。

杨登瀛为了不辜负共产党的对自己的信任，他要尽可能的多给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要想做到这点，那就必须取得国民党高层的绝对信任。

心中有了目标，杨登瀛开始竭尽全力的讨好陈立夫，同时，陈赓也经常交给杨登瀛一些关于我党情况的一些情报，有时候我地下党还故意制造一些假的联络站，让杨登瀛去汇报，邀功请赏，就这样，杨登瀛慢慢赢取了陈立夫的信任，成为他的心腹。

后来，杨剑虹因为牵连到了一件贪污案中，想不开自杀了，于是，杨登瀛便接替了杨剑虹的职位，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

当上中央特派员的杨登瀛，身价倍增，在上海成为了一位手眼通天的大人物，谁见了也得敬他三分，在“中央特派员”这个身边的掩护下，杨登瀛不但为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他还营救了很多被捕的同志，铲除了不少可耻叛徒。

杨登瀛每天晚上回到家后，都会把获取的情报经过整理后，然后交给自己的秘书安娥（中共地下党员）直接送到陈赓的手中。

1929年8月24日下午，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军事部长杨殷以及多名江苏省军委的高级干部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突然有大批租界巡捕和警察局包探，破门而入，什么都不问，直接就把彭湃等开会人员全部逮捕了，这很明显，彭湃等人是被叛徒出卖的。

陈赓找到杨登瀛，说明情况后，让他尽快查清这个叛徒，并打探出彭湃等人关押在哪里，我党想办法进行营救。

杨登瀛立刻行动，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证实了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就是那个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而且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叛变投敌了。

随后杨登瀛又通过关系获悉了彭湃的等人的关押地点，周总理对营救彭湃等人的事，非常重视，他与陈赓、杨登瀛商量了好几种营救方案，但杨登瀛表示这些方案都不大稳妥，因为彭湃是全国知名的农民运动大王，蒋介石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彭湃终于落入他们的手，他们怎么会轻易让我们营救出来呢？

没有其他好办法，只有在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押送彭湃等人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途中劫车营救了。

杨登瀛随后又打听清楚了押送的确切时间和所走准确路线，并把党组织准备营救的消息传递给了彭湃，让他们好有思想准备，配合营救工作，然而，最终因为在营救过程中，营救小组的枪械发生了故障，导致营救行动失败。

彭湃等人牺牲后，大家悲痛不已，对白鑫这个可耻的叛徒更是恨的牙根痒痒，周总理指示陈赓，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祸害除掉。

杨登瀛按照陈赓的指示，很快查询到了白鑫的确切行踪，中央特科行动队根据杨登瀛提供的情报，经过精心策划，成功除掉了这个叛徒。

1930年4月，有叛徒出卖了周总理，国民党正在谋划怎么诱捕周总理时，杨登瀛得知这个消息后，赶紧汇报给了陈赓，随后配合中央特科处决了这个叫黄第洪的叛徒。

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上海不幸被捕，也是在杨登瀛的机智周旋下，关向应才成功脱险。

杨登瀛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内，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营救了很多党的高级干部，但没想到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总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杨登瀛遭到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不过杨登瀛在狱中打死不招供，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他是陈立夫、徐恩曾都信任的人，所以最后在好友张道藩的保释下，也就顺势把他放了出来。

1934年，出狱后的杨登瀛与我党彻底失去了联系，同时也脱离了国民党的特工系统，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进入南京反省院任职，但却没有什么权力，生活渐渐归于平淡.....

1949年，国民党溃败，蒋介石带着那些政府高层官员逃到了台湾，而杨登瀛也失去了工作，只好在南京街头摆个小烟摊勉强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展开了一次镇压反革命的大运动，1951年1月，杨登瀛也在这次镇反运动中被南京公安局逮捕，因为杨登瀛在南京反省院担任过副院长，所以被确定为镇反对象，并移送到法院，法院领导们商量后，决定对杨登瀛处以重刑。

杨登瀛得知后，觉得很委屈，自己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过那么多事情，现如今自己却要重罪坐牢.....

心有不甘的杨登瀛于是在宣判前大喊自己是冤枉的，自己是党组织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卧底的，他看到大家都半信半疑的看着他，于是便大声道：“陈赓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时任南京法院院长的鞠华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他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立即与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取得了联系，并希望他能够确认一下杨登瀛的身份。

陈赓得知杨登瀛的现状后，心里很不舒服，他马上给鞠华回函，证明杨登瀛在1927年至1931年期间，曾经为我党做出很大的贡献，最终法院根据陈赓的证明，取消了对杨登瀛的判决，并被释放出狱。

不久后，担任了司法部副部长陈养山在得知杨登瀛生活的很困难时，与陈赓商量后，一起去找李克农和罗瑞卿，希望南京市公安局能给杨登瀛一家提供些帮助。

李克农和罗瑞卿听他们二人说了杨登瀛的情况后，同意让南京市公安局按月给杨登瀛发放100元的生活补贴。

1956年，杨登瀛到北京参观游玩时，受到了陈养山、陈赓、李克农、安娥等老朋友的盛情款待。1969年，中共情报史上第一个“双重间谍”杨登瀛，因病在京去世，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