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天津卫志》：“明永乐二年，文皇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都指挥佥事凌云、指挥同知黄纲筑城浚池。民有‘赛淮安城’之说。”这部卫志刻印于康熙十四年(1675)，是现存天津方志最早的一种。“赛淮安城”之说应当起自明代。明朝首任整饬天津等处兵备按察副使刘福墓志，刻有“商贾辐辏，几如淮安”字样。

　　永乐十三年(1415)，继陈瑄在江淮疏浚河道之后，南北大运河全线修通。罢海运，行河漕，陈瑄继续坐镇淮安，督管赋粟北输。《明史》说他“理漕河者三十年”，不仅永乐朝，宣宗时“命守淮安，督漕运如故”。至宣德八年(1433)，王瑜“代陈瑄镇淮安，董漕运”。这一年八月，陈瑄卒于官，年六十九岁。追封平江侯，赠太保，谥恭襄。民间以其浚河有德于民，在清江浦岸立祠祭祀。此祠至今犹存。其身后约二十年，淮安旧居建为督察院。

　　明代淮安是南北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以运道必经，设文武重臣，开府驻节”。总督漕运的衙署设在淮安，如今那里建有遗址公园。宣德年间，漕运“军民相半”，曾经实行“民运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兑，漕军运抵通州”，淮安成为民船交付军运的交接点。可见淮安之于运河，不仅是枢纽，也是大码头。而天津城，虽然三卫机关并驻，但在承平年月里，城市地位、功能定位的标高，主要是由漕运决定的。由此，“赛淮安城”——与漕运管理中心所在城市相比拟，眼光不低，且堪有一比。

　　明代运河，为天津带来“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的活力，促进城市的成长。运河行船，粮艘商舶，“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往来之所聚”。记入《明实录》的这段话，道出以淮安为起点的大运河北段，沿河各城市商贸活跃。这是运河城市带的商贩往来、物流互通，与之形影相随的，必然还有城与城之间的文化对话。这就为天津“赛淮安”之说提供了背景。“赛淮安”，或是南来的泊船者，对天津城给予的称许;或是闯荡过淮安城的沽上人，为评价家乡给出的参照;亦或，对更多的人说来，这只是桑梓情怀浸润的运河远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