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中的尔滨暗战拉开序幕
1945年的冬天，尔滨的街头被一层厚厚的积雪覆盖，雪花在寒风中飘落，堆积在地面上足有半尺深。12月25日这一天，苏联红军正式将这座冰雪覆盖的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一队接收大员在风雪中抵达，杨绰庵走在队伍前列，身披厚重的军大衣，肩章上的徽记在昏暗的天色下依然醒目；余秀豪紧随其后，步伐稳健，脸上挂着几分急切。这群人带着命令和任务，正式进驻尔滨，开始接管这座东北重镇。
余秀豪一踏进公安局的大门，几乎没有片刻停留。他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门轴吱吱作响，屋内的暖气让他呼出的白气瞬间消散。他站在大厅中央，脚下的地板被靴子上的雪水弄得湿漉漉的，随即挥手召集了一群人。
这些人是从尔滨地下潜伏多年的特务，个个穿着不起眼的棉袄，帽檐压得很低。他们围拢过来，低声交谈，手中拿着的文件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微光。余秀豪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纸张被捏得有些皱，他用手指逐一点过上面的名字，语气急促地布置任务。这些特务网络早已在暗中蛰伏，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国共之间的暗战即将在尔滨的冰天雪地里拉开序幕。
就在同一天的某个时辰，一个身影出现在道外区的街头。她叫刘沿航，身形不高却气势逼人。她裹着一件昂贵的貂皮大衣，毛领在风中微微抖动，脚下踩着一双黑色牛皮短靴，靴底在雪地上留下清晰的印迹。她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走进了道外区一栋带有浓厚俄式风格的建筑。
她推开门，木门发出一声低沉的吱声，屋内的空气带着一股淡淡的煤烟味。她摘下手套，露出一双保养得当的手，随即在屋内一张木桌旁坐下。这位自称“佛门圣女”的女人，表面上虔诚无比，实则却是尔滨最大的地下情报网的幕后掌控者。
就在几个月前，她的手下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行动。1945年8月，她亲自指挥一队日军残部，潜入香坊区的一座军火库。那天夜里，风声呼啸，天空漆黑一片。那座军火库藏在几栋破旧厂房中间，周围堆满了废弃的木箱和铁皮。她的人带着炸药包，趁着夜色摸进去，点燃引线后迅速撤离。
爆炸过后，只剩下一片焦黑的废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而这还不是她全部的“杰作”。就在同一时期，她又安排了一场秘密撤离行动，帮助日本特高课长野田一郎带着全家潜逃。她派人准备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马车上堆满了干草，野田一家藏在草堆下面。她的人连夜将马车赶到城外，避开所有检查站，最终送他们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
“圣女”背后的真面目
刘沿航这个名字在尔滨的地下世界里是个谜一样的存在。她三十出头，年纪不算大，却已经是个老练的特务，背后藏着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她早年在普陀山特务学校接受过严格训练，那里教出来的可不是普通人，她学会了怎么用炸药把东西炸得稀巴烂，也练就了一手暗杀的本事，能悄无声息地解决问题。
更厉害的是，她还给自己披上了一层佛教的外衣，打着五台山普化佛教会“圣母”的旗号，把宗教变成了她的工具。她靠着这个身份，四处传教拉人，硬是发展了两千多名信徒。这些人被她忽悠得死心塌地，愿意为她干任何事，后来还被她编成了所谓的“挺进军”，成了她手里的兵源。
到了1946年元旦刚过没几天，她就干了件大事。那天她换上了一身男装，穿上黑色的棉袍，把自己的身形裹得严严实实，又戴上帽遮住卷发。她趁着夜色穿过道外中华巴洛克街区，直奔一个秘密据点。
她要找的人是军统滨江组长张勃生，两人碰头是为了商量一桩斩首行动。她拿出一张手绘地图摊在桌上，地图上画着三个红圈，圈住的分别是抗联领导人冯仲云、李兆麟和周保中的活动规律。她早就派人摸清了这些人的底细，比如冯仲云每天早上七点会去松花江边跑步，周保中的车每逢周三固定检修。
她提出要搞个“铁血手枪队”，专门干绑架和暗杀的活儿，把这几个抗联头目一网打尽。可这计划刚提出来，就被新上任的市长关吉玉给拦住了。关吉玉直接说，李兆麟顶着中苏友协会长的头衔，要是动了他，苏联那边肯定不干，事情会闹大。没办法，这场暗杀计划只能先放一放，暂时搁在了一边。
军事扩张的滑稽一幕
暗杀的事没搞成，刘沿航也没闲着，她把心思转到了军事扩张上，想在尔滨周边拉起一支自己的队伍。她先是派了个叫王晓军的手下，给了他一张伪造的委任状，让他带着人去五常县把地盘占下来。王晓军到了那儿，靠着这张假文件硬是把县里的控制权拿到手。
与此同时，她又安排了佛教会副会长蔺松年去接管五常的公安局，把权力抓得更紧。有了这两千名信徒做基础，她组建了一支名叫“抗日新八军”的队伍，打算靠这个名号在东北站稳脚跟。可这支所谓的军队刚亮相就出了大糗。
1946年除夕那天晚上，五常县的街头乱成了一锅粥。两支同属国民党这边的武装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打了起来，枪声响个不停，子弹乱飞，结果还误伤了几个维持会的成员，把场面搞得一塌糊涂。更夸张的是，有个喝得醉醺醺的士兵胆子肥得不行，竟然跑去抢了一个苏军哨兵的莫辛纳甘步枪。
那哨兵猝不及防，枪就被夺走了，这事儿差点闹成外交纠纷，苏联那边气得要找人算账。刘沿航的“军事梦”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这堆乱七八糟的事砸了个底朝天。到了4月份，尔滨的冰雪开始化开，她在香坊区搞了个秘密训练场，想把这帮人好好操练一番。她亲自盯着特务连做实弹考核，结果二十个人里头有八个连靶心都打不中，子弹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她气得当场摔了个茶碗，瓷片在地上摔得四溅，还冲着他们喊：“你们这水平连共产党民兵都不如！”这帮人多是从反动会道门里拉来的，压根儿没啥纪律和战斗力，纯粹是乌合之众。没过多久，开进北满的359旅已经虎视眈眈，这支训练没成形的队伍根本不是对手，刘沿航的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从“圣母”到特务的堕落起点
刘沿航这一辈子的事儿，讲起来真像戏台上唱的那些曲儿，荒唐得让人觉得有点儿唏嘘。她1935年那会儿才21岁，年纪轻轻的，还在长春五台山那块地方晃荡。那时候五台山有个普化佛教会，里头的会长叫王纯轩，瞧上了她，非要把她捧成“圣母”。那天晚上，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王纯轩从兜里掏出五块银元，悄悄塞给守门的人，那门房掂了掂银子的分量，就把眼睛一闭，让他溜了进去。壁画上的菩萨一个个端坐着，金色的颜料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微光，屋里的空气里还飘着股酥油的味道。王纯轩就在这地方，对她伸了手。这事儿干完之后，刘沿航的日子就变了样。她从那天起不再是普化佛教会里单纯念经的小姑娘，而是被推上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过了整整十年，1945年刘沿航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五台山的“圣母”了。她摇身一变成了尔滨地下世界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
1948年，风向变了。国民党收拾东西，从尔滨彻底撤了出去，留下个乱糟糟的局面。刘沿航这边也撑不住了。她带着剩下的人马，慌里慌张地从尔滨跑到了长春。走之前，她还不死心，找了个地方挖坑埋了一批武器。
那批家伙里有手枪，还有些零散的弹药，全拿塑料布包得严严实实，埋进土里。她想着哪天还能卷土重来，把这些东西再挖出来用。可惜这计划没等来实现的日子。她跑了之后，那批武器就一直躺在地下没人动。
接收大员的另一面与民谣的真相
刘沿航这边落得个逃跑的下场，而另一边接收大员杨绰庵的故事也挺耐人寻味。杨绰庵早年间可不是个草包，他在江西当建设厅长的时候干得还挺像样。那时候他忙着搞建设，弄了好几所职业学校，让不少年轻人学了手艺，能自己谋生路。
他还推动了火柴工业的发展，战乱年月里这东西可是紧俏货，解决了不少老百姓的燃眉之急。不仅如此，他还找来梁思成这么个大人物，请他帮忙画了滕王阁的重建图纸，想着把这老建筑重新修起来。可到了东北，这家伙像是换了个人。
1945年冬天，他跟着国民政府的大队人马来到尔滨，接手了这块地盘。结果没多久，他就露出了真面目，贪起钱来一点不含糊。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五子登科”，意思是他捞钱捞得太狠，啥好处都占全了。跟那些在营口倒卖工厂设备的接收大员比起来，他干的事儿也没啥两样，都是一个路数，把好好的资源糟蹋得七零八落。
与此同时，尔滨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到了1946年，市面上的钱贬得跟废纸差不多，普通人提着一麻袋纸币去买东西，连一袋高粱米都换不回来。老百姓饿着肚子，日子过得紧巴巴，街头巷尾开始传开一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几句话听着简单，可背后是实实在在的苦日子。这首民谣越传越广，从道外区传到香坊区，从街头小贩嘴里传到拉车夫耳朵里，成了尔滨人那段日子里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