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今日说法》播出的“招工有诈”引发了社会关注，如：与虚假“生意”案情不同，本案为何也认定为诈骗罪；欲知其中缘由，还得从四川省成都警方侦查的某演艺文化传媒公司欺诈案件说起。

今日说法：招工有诈

2024年6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民警对辖区内某演艺文化传媒公司进行了控制，让他们配合调查；警方的行动，让正在参与面试的求职者感到疑惑。民警为何要调查这家公司，还得从警方接到的一系列报案说起：

2024年5月的一天，武侯区公安分局簇锦派出所接到了一个居民的报案，雯雯告诉民警，两个月前她在网上看到一条高薪招聘模特的消息；工作内容为网络平台拍摄产品广告，月薪7000~9000元、每次拍摄时间一个小时左右。雯雯如约来到了位于武侯区武侯大道的一家演艺文化传媒公司面试，面试雯雯的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大家都叫他高经理；初次见面，高经理一直夸赞雯雯自身条件很好，就这样雯雯通过了面试。

接着高经理说，公司与电商平台许多商家有合作关系，他们可以将雯雯培养成专业模特；听了高经理的介绍，雯雯表明了兼职的意向，但成为模特她得先拍摄“模卡”，并支付推广费用2 800元。合同签订后，公司安排雯雯参加了三次拍摄活动，报酬约600元。

没过几天，公司一个自称徐总监的人找到了雯雯，她说公司想跟她长期合作；雯雯与公司签了三年的委托推广协议，并支付推广服务费42 800元。交完钱后，徐总监说，公司以后邮寄商家需要推广的商品，让雯雯在家拍一些广告照片“寄拍”就可以了。

接下来，雯雯在家做起了寄拍任务；两个月后，雯雯接到的拍摄量越来越少了，最终没有新的拍摄任务。联系公司后，工作人员告诉雯雯商家不愿意用她的寄拍；雯雯向簇锦公安派出所报了警，警方当时认为是经济纠纷。

与雯雯的遭遇相似，在武侯做个体生意的小瑶也与这家演艺公司签订了“寄拍合同”；不同的是，小瑶报警时，这家公司已“人去楼空”。调查期间，武侯区的红牌楼公安派出所也接到类似报警，同一拨人换了公司名称从武侯区的武侯大道“跑路”到嘉陵路。

经依法侦查查明：2023年7月以来，犯罪嫌疑人魏文飞、吴可冰、徐小露等人设立演艺公司谎称有派单的能力，骗取80多名被害人的信任、收取推广服务费共计600多万元。

目前魏文飞等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如：2023年7月前，魏文飞在其他区设立公司曾有多起模特退费纠纷的警情。

有人可能要问，魏文飞等人是否构成诈骗？招工有诈的案性与1月15日播出的虚假“生意”并不相同，如：虚假“生意”中的行为人有伪造合同、印章，并让人扮演领导实施欺诈，而招工有诈仅虚构了履行能力。

刑法理论认为，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参见法考转导用书）；从法律证成分析，前述诈骗定义倘若合理，或者正确，需有一个“大前提”，即：行为人一方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取得他人财物是合法行为。

《民法典》显然给了否定的回答，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法律后果，或者责任是，受欺诈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多数人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上述诈骗的定义为，学者“借用”了民法中欺诈的概念。

刑法理论上民刑不分，司法实践的结局也与理论相对应，如：多数欺诈受害人立刑事案件较为困难，而有地位的受害人立案侦查相对简单。司法实践民刑不分，少数学者提出了“全过程欺诈”构成诈骗的设想。

“全过程欺诈”构成诈骗的观点不符合《刑法》规定，如：根据，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合同诈骗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随着前述观点的影响，多数司法实践将合同诈骗罪办理成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如：“招工有诈”案件等。

“全过程欺诈”构成诈骗的观点也与现实不符，如：交易人“全程”隐瞒了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的，也可能构成诈骗；而前述现象具有普遍性，目前不少侦查人员还将价格作为认定诈骗的根据之一，如：“警惕传销新套路”中的玉石价格等。

“全过程欺诈”构成诈骗？

有人可能要问，虚假“生意”与招工有诈案情究竟有何不同，对此问题的正解解答或许能“破解”欺诈与诈骗的区分的难题。

《民法典》有三条规定了欺诈，分别为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和第一百五十四条；但同时也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如：第一百四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后果是可以撤销，而第一百五十四条的法律后果为无效。

虚假“生意”的案情显然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如：伪造合同、印章等可以评价为虚构第三人，结合扮演领导的情节，司法机关完全可以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民法典》将此种欺诈规定为无效，相关司法据此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

招工有诈的案情则不同，魏文飞等人仅是隐瞒了履行能力；从民事角度分析，魏文飞等人的行为显然符合《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或者第一百四十九条，如：演艺文化传媒公司与工作人员不构成单位共犯，工作人员可以评价为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行为。《民法典》将前述行为规定为可撤销，相关司法据此也认定行为人构成诈骗罪。

《刑法》将不少欺诈行为规定为犯罪，如：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虚假广告罪；但因本罪不是“大案”“要案”，如：根据法条规定本罪的法定刑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多数司法机关将欺诈办理成诈骗。在本文看来，主要原因可能是考核指标的要求：

例如：近日南京市安局某分局办理的一起“婚内强奸”案，因经济纠纷女方搬出家，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了性关系，女方报警，警方以强奸罪刑拘了丈夫；女方撤回告诉，警方要求女方出具书面谅解书。家人交涉，办案人员“搬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说，本条没有规定婚内强奸不构成犯罪；在本文看来，警方认识可能与考核指标存在关联，而婚内强奸适用有其严格的条件。

有人可能要问，招工有诈中的多数受害人为何在欺诈诉讼中维权困难？如：魏文飞在其他区设立公司还有多起模特退费纠纷的警情。此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和法院的职责讨论的话题，“破解”该难题，欺诈与诈骗便可“泾渭分明”：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赠与、欺诈等民事法律行为的证明标准为“充分确信”。在赠与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受赠人，而在欺诈纠纷中，司法实践却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受欺诈人；前述举证责任的分析，在理论上称为“谁主张、谁举证”。

在本文看来，上述举证责任分配是“机械”的理解方法；实质解释，赠与、欺诈的举证责任应当是受益人。即使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受害人提出欺诈后，演艺文化传媒公司也应当继续举证有履行能力，如：提供与网络平台签订的合作合同等。

欺诈的举证责任分配

欺诈人不能举证有履行能力，法官应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而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起诉不受诉讼时效与诉讼请求的约束，或者限制；欺诈一旦被认定为无效，或者撤销，受欺诈人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

在民事上“破解”欺诈，诈骗便与欺诈分离，即：隐瞒身份为诈骗，与他人恶意串通为诈骗，其他情形为欺诈，如：根据《刑法》规定，除了虚假广告罪外，本法第一百六十条还规定了欺诈发行证券罪。此为本档节目的播出的法治意义之一，即：虚假“生意”认定为诈骗有法律根据，但本案可以认定为虚假广告罪。

主要参考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