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腐败不除，无以立本。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以来就始终十分重视党性的纯洁化，严防腐败现象的滋生、严惩腐败分子的作乱。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廉洁勤政、克己奉公的，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联系群众，鞠躬尽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真正做到了“朗如日月，清如水镜”，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光辉典范。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腐败蜕化的现象。针对反腐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铲除腐败这一毒瘤的脚步，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大力倡导公仆意识和廉政作为，在反腐倡廉的道路上留下一项项第一。

1949 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

  第一次反腐告诫

1949 年3月5日 至12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向全会人员做了重要报告，并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报告》号召全党必须警惕党内的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从对党和国家、人民利益极端负责任的高度上，及早提醒大家并谆谆叮嘱“赴京赶考”，“不学李自成”，“我们要考出一个好成绩”。

第一个反腐败机构

1949 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发出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旨在实行党内监督。《决定》规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11人组成，朱德任书记，王从吾、安子文任副书记。随即，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并配合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有序展开，在反腐败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工作被取消和停顿下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建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出陈云等100名委员。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是：维护党规党纪，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扬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坚决抵制和铲除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措施。

  向毛泽东直言反腐第一人

195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湖南省民主人士、毛泽东的忘年交、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的仇鳌（1879—1970），给毛泽东写去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他在信中恳切直言：“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唯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万头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但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难艰皆可克服。”仇鳌这封信有两个特点：一是见事早。远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仇鳌就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共产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正确对待工作的失误。二是语言直。全信没有颂词，没有谀词，没有八面玲珑的话，只有苦口良药般的警戒良言。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慨叹颇多，感同身受，深为佩服和赞同，立即回信给仇鳌说：“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第一次轰轰烈烈惩治腐败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以反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现象为突破口，解决惩治奸商、消除官僚主义、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国家计划经济健康发展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群众性反腐败运动。鉴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由此，“三反”运动便在全国展开。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这场斗争惩处了大量贪污分子，纯洁了党和政府机关，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

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高级干部贪污犯

1951 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刘、张二人分别于1931年、1933年入党，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对革命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老干部。解放后，刘、张二人先后担任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还兼专员）。但是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未能严于律己，未能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很快蜕化变质。据查，刘、张主要犯罪事实有：一是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总计达171.6亿多元（旧币，1万元折合现行人民币值1元，以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二是勾结奸商，投机倒把，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勾结奸商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为从东北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还派人冒充军官倒买倒卖。三是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取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达3.78亿多元。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销毁单据300余张。四是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五是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举行了公审刘、张二犯的大会，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对此，毛泽东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

1952 年4月18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了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一共有十八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保障了当时“三反”运动取得彻底胜利，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性的反贪法律文件。

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第一宗反腐败案件

1978 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通报了河南省委严肃查处原驻马店地委第一书记以苏华为首的8人侵占、挪用救灾专款、物资、国家税收、上缴利润共计1.6亿元等违法乱纪事件的情况，并要求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严以律己，防止腐朽作风的侵蚀。

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准则

1997 年3月28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这一准则共分三章十八条，第一次详尽地规范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这个准则的出台，标志着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新中国历史上查处的最大一宗经济犯罪大案

1999 年8月中旬，中纪委会同海关总署、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组成专案组，历时一年半，对厦门特大走私案展开调查。事后查明：从1996年到1999年，以赖昌星为首的走私犯罪集团竟疯狂走私了价值530亿元的货物，偷逃应缴税款约300亿元。此案涉案人员多达500余人。其中审查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军队内部违纪违法人员230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3人。厦门特大走私案是新中国成立后迄今查处的案值最大、危害极为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此案的成功查处，是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也为党的反腐败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第一部党内监督法规的出台

2003 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制定出台。该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2周年、执政54年来制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国内严重政治风波，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稳住了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中央明确提出要办几件让群众满意的事。同时，党的最高领导层也深刻认识到加强党内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90年3月，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党内监督条例》，以便能“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以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转变党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 13年后，《党内监督条例》终于应运而生。这是我党第一部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十分重要的党内监督法规，具有很强的突破意义和昭示作用。它看起来只是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建设的一小步，实际则是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的一大步。这是我党制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法规。同时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对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和对党员权利的保障措施等各项权利作了更加规范、完善的规定。

签署第一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腐败犯罪也在全球化。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外逃规避打击，在一段时间成为漏网之鱼。 据有关方面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有相当数量的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有不少于4000人和不低于50亿资金已经逃到境外。猖獗的贪官外逃和资本外流现象，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国际反腐败统一战线。 2003年12月10日，在墨西哥国际反腐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和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郑重签字。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有利于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有利于国际反腐败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利于更有组织、更有力地打击腐败。

第一次将临时巡视改为专门巡视

近些年来，一些省级领导班子和省级领导干部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止。为了弥补地方同级纪委对同级党委监督的不足，中央决定组建专门负责对各省巡视的中央巡视组，不再临时抽调人员组建临时性的机构。 2003年建立的5个中央巡视组，是专门的巡视机构和专职巡视队伍，在多名经验丰富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已经分赴贵州、湖南、吉林、江苏、甘肃、海南、四川等省进行巡视，加强了中央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

第一次在通报中公开表扬举报人

《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对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如实举报，是一个党员的正当权利。然而，一些违法违纪党员干部特别是握有重权的领导干部，往往利用权力压制举报，对举报人疯狂打击报复。反腐败斗争是群众的斗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斗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深化斗争。为了鼓励和保证举报人正常行使自身的权利，中纪委2003年在对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贪污腐败情况的通报中，第一次公开并肯定了举报行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内含着用法律手段消除举报风险、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举报者、将举报确定为一种依法行为的要求；也是促进举报激励机制的建立、激发干部群众积极举报腐败的行为、提高反腐败群众参与度的重要举措。

第一次明确改革“条条”监督中的“三个不再”

如果说，2003年中央对“块块”的监督主要表现在手段的改进上；那么，在“条条”方面，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改革上，以强化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对“条条”监督的改革举措可概括为“三个不再”：隶属关系，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领导人员，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巡视对象，不再包括委、部这些“条条”部门。具体来说，十六大以前已经开始试点的卫生医药部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随后进行试点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商务部、新闻出版总署共7个单位派出的纪检监察机构，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而是由中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同时，由于派出纪检监察机构领导体制的这一改变，中央的5个巡视组从2004年起，也不再对这些委、部的“条条”部门进行巡视。

首次把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明确为纠风的重点

2003 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以解决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重点，加强综合治理，从改革入手深化纠风工作”。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减轻农民负担稳步推进，治理公路“三乱”成果巩固，纠正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工作不断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初见成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利用职权摊派发行的不正之风，经过坚决治理，得到显著改善。全国纳入本次治理的党政部门报刊共1452种，其中停办677种，划转302种，实行管办分离289种，改为免费赠阅87种。由此，12月23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时，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

中央首次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2005 年初，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以下简称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央制定并发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该《实施纲要》从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须坚持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保证作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加强领导，齐抓共管，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任务落到实处等8个方面共21条，进行了规定与阐述。同时，中央还印发了《关于印发建立健全反腐体系实施纲要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并且明确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党中央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出发，为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施纲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党史最牛反贪腐，毛主席亲自下令，42名高官判死刑，10万贪官下台

自古以来，王朝兴灭，官员阶层的贪腐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自烈火烽烟中热血建国的新中国也不例外，对领导干部群体的清廉教育更是慎之又慎。

但“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哪怕是艰难困苦中沐浴新生的新中国干部队伍中，也有人把持不住金钱和权力的诱惑，在贪腐之路上越陷越深。

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都已经淡泊了，曾经那些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战友，却因为权利二字慢慢的走在对立面。

危险，从外部转向为内部。

建国初，最出名贪腐案的莫过于1951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了，该案号称建国以来的头一起超大规模、贪腐金额程度巨大的反腐败案件，据悉二人仅贪污公款就高达171亿（旧币，折合现在人民币约171万元）之多，气焰嚣张至极！

如今，在天津的石家大院依然有着该案的陈列室，正是刘、张二人当年疯狂贪腐的“作案现场”，时至今日，由可见该案在当年影响之大，几乎令全国哗然。

画面回到1951年11月30日的凌晨时分，中南海，深夜中毛主席照常不断批阅着各种机要文件，却在看到一份姗姗来迟的电报后，雷霆震怒！

电报内容大意为：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行署专员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50年到51年这短短一年间，借用职权之便，巧立账目，违法违规盗用了中央拨付天津的多种款项如民工供应粮和飞机场建筑款等共计约171亿元，此外倒买倒卖钢材致使国家经济效益损失超20亿元，肆意挥霍，生活腐化，私人消费近4亿元，贪腐气焰，可谓嚣张至极！

毛主席眉头紧锁，看着手中的这份轻若鸿毛却有雷霆万钧之重的电报，陷入了沉思。

他似乎回想起了刚过去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自己面对着众多领导干部发出的警告：要时刻警惕来自资本主义的各种“糖衣炮弹”的腐化攻击，想要打铁，更要自身硬，才能赢得更多的胜利，绝对不能贪图眼前的享受，那样就会变成民族和历史的罪人……

对“吃”，毛主席很喜欢吃红烧肉，这件事是出了名的。

国家困难的那几年，全国上下都在吃素，有的甚至连素菜都吃不上，毛主席认为自己要做出表率，带头把自己菜单上最爱的那一碗红烧肉划掉了。

素菜缺乏营养，每日操劳的毛主席日渐消瘦，厨师看不下去了，偷偷地给毛主席做了一小碗红烧肉，想给主席补充补充营养。

没想到，红烧肉端到毛主席桌前时，毛主席当时就生气了，他说，现在这是什么时候，全国上下多少地方的老百姓还饿着肚子呢，我怎么能吃肉呢！

简单朴素的话语中，我至今还能深深感受到毛主席那种节俭自律、爱国爱民的泪落情怀！

谈“住”，毛主席在中南海，每个月都要拿自己的工资来支付房租、水电和家具租用等各类费用，因为家里人多，消耗大，往往每个月工资都不够当月的花销，只能靠着他的稿费还贴补。

讲“穿”，一件睡衣毛主席能穿足足20年，从一件崭新的睡衣开始，到打满73个补丁之后才可惜退役，甚至毛主席还不忍心扔，最后实在是穿不了才罢。

但可惜，“上有所行，下未必效”。

新中国成立后没几年，毛主席在苏联考察之行回国后，和越南的胡志明同志在哈尔滨相聚，地方政府的同志负责接待。

宴会定在了旧社会的富豪官邸，装修豪奢，席间的菜肴也是美酒佳肴。但坐在餐桌前的毛主席不发一言，同行的周总理看出了席间气氛的异常，简单地和外宾交流，很快就结束了这次不愉快的会餐。

事后，毛主席对时任哈尔滨市市长的饶斌同志道，国家现在还是很穷，经济底子薄，浪费绝对不行，国民党的美酒佳肴那一套，绝对不能搞，还留了一幅字，上书“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随后，毛主席先后又到了长春，他对长春当时的城市建设进程表示期许，但他也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那就是走在长春城区的大街上，除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外，基本上看不到人民群众。

这也引发了毛主席的怒火，他问，这怎么大白天戒严呢？谁给你们的权利，这是脱离群众啊！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党，不是国民党，不管是什么领导干部考察出行，一律不能戒严！

在东北转了一圈，毛主席深感建国后众多领导干部的浮躁心态，官僚主义作风又起，他急迫着要给广大领导干部群体打一次预防针，一定要尽早、尽快，不然此风不杀，遗祸无穷。

要知道，建国初我们党的党员群体由1948年的310万余人，陡增至580余万，短时间的党员数量剧增，其中针对发展对象和入党积极分子等的考察以及培养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和把关，难免会有不少反动分子假借党员的身份作保护符，披着党员的身份，盗用国家和人民赋予他的权利而行贪污腐败之实。

身处历史高度的毛主席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党员队伍中掺了“沙子”，必须及时处理。

但这一切还未施行的计划，都被突如其来的抗美援朝战争给打乱了，全国的战略重心向三八线转移。

无数志愿军战士浴血奋战，硬生生把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打回了三八线，平定了朝鲜局势。

于是，毛主席也开始重新着手对广大领导干部队伍的“过筛子”行动。

标志性的开端是1951年底到1952上半年那场，由毛主席签发下令，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场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战斗。

行动开始，全国各地方分别在各地党委的带领下，在华夏大地上掀起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小老虎一起打”的反贪腐运动，人民群众积极踊跃，争当“武松”。

截止1952年2月初，单单是华东军区方面，就揪出了大、小“老虎”近800人，其中“大虎”100余人，“小虎”600余人，至于连敲带打牵扯出来的中小贪污分子更是接近10万人。这样触目惊心的数字，放在全国庞大的领导干部群体中也是极其骇人的！

而“刘、张”二人的贪腐案，就是在运动中被“朝阳群众”检举揭发的，这才发生了了后面电报星夜抵达中南海，毛主席雷霆震怒的事情。

之所以重点把这个案子列出来，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二人贪污数额特别巨大，贪污手段令人发指；

二则是因为刘青山、张子善二人的敏感身份，两人双双都是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滚滚烽烟中闯出来的革命功臣。

刘青山，被抓时任天津地委书记，15岁即投身革命队伍，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可以说是个很有资历的老革命了。

而张子善，被抓时任天津行署专员，“九一八事变”后，其联合其他组织者带着学生宣扬游行“抗日救亡”，19岁入党，20岁被叛徒出卖被抓，坐牢五年，当年也曾发出过“我这个穷学生，为什么辈辈穷，有了共产党，前途才光明”的振聋发聩之言。

可是，跟着部队“打天下”，但面对“守天下”的时候，他们开始腐化、堕落，曾经的钢铁意志被“享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迅速成为腐败分子的典型。

二人先后打起了民工救济粮和飞机场建筑款等多种款项的“秋风”，多次明目张胆私吞公款，贪污手段之恶劣令人不齿！

此外，刘青山还变身“瘾君子”，私自扣下进口的小汽车划归己用；张子善则贪图物质享受，每餐饭无肉不欢，没出行无车不坐，生活奢靡程度，全国罕见。

对于这个典型的案件，上马是功臣、下马是贪污分子，引起了党中央的重点关注。

在“刘、张贪腐案”传抵中南海之前，天津地委方面也对两人的处理方式做过内部表决，8名地委一致同意给二人判决死刑，且9成半以上的参会党员都认为二人该被判处死刑。

无独有偶，中南海，毛主席的意见也是那两个字——“死刑”！

不准通融求情，不准搞“功过相抵”的那一套，一切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当时中央对该案件的态度和要求。

同年2月10日，刘、张二人被处以死刑。

刑场上两声清脆的枪响，在场2万多名人民群众共同见证，我们用这样的事实坚决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的态度始终如一，“零容忍、决不姑息”。

浩浩荡荡的反腐运动中，总计有40余名党政高官入狱，全国上下有小10万大大小小涉及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全部被处理。

当然，“打虎”利好，给国家也挽回了不少的经济损失，最后统计追回各类赃款共计13亿。

回想当初的反腐败运动，我们党在对待贪污腐败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极其强硬和极其坚决的，一经发现，决不姑息，种种雷霆手段已经让如今的贪污腐败分子不敢伸出贪污之手，甚至想都不敢想，可以说是一大善事了！

建国初，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而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下，政府机关里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有的干部堕落变质。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国家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一场特殊的宾宴”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一场反腐斗争，为新中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发展的环境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一年，局势基本稳定，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但是，在一些干部中间，也产生了一种骄奢淫逸的风气。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第一站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毛泽东见了，内心极不高兴。

第一顿饭，因有胡志明在座，毛泽东碍于外交礼仪，不好当面批评，只好硬着头皮吃了这顿饭。回到住地，毛泽东就发了火。他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的面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

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哈尔滨市负责接待的同志把伙食改过来了，毛泽东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

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我劝你们也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党内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引起毛泽东重视，是由一份报告引起的。1951年秋，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一份报告。报告谈的是增产节约运动，但侧重点却在于反映一种情况，即党内产生的贪污腐化问题。高岗在报告中谈道：东北局在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中，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有许多干部贪污受贿。

报告还列举了许多事实：沈阳市的部分单位揭发出有3600多人存在贪污问题。东北贸易部经过检举和坦白，存在赃款达5亿元人民币（指旧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币比，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同时，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有许多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担任领导职务后，却不了解，也不愿意去抓工作，而是愿意摆官架子，愿意过舒适的生活。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他们也不去理会。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高岗的这份文件，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家各项事业都很吃紧。为了统一全国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毛泽东在1951年10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条要求：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还确定了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的方针。其中，节约是核心内容。如节约兵力，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等。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精简和节约，在党内干部中却仍然存在着高岗所反映的现象。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在流血；而在后方，许多干部却这样骄奢淫逸。这不能不使毛泽东震怒。东北地区在全国来说，是开展各项工作都比较好的，可是，在这个地区竟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这也使毛泽东感到吃惊。

他觉得，这类事情不仅是严重的，也是全国性的，如果不立即解决，将影响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就不会稳固。他决定，在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要在全国展开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1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全国并附上了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各地举报腐败案例数不胜数

中央转发东北局文件不久，陆续收到了反映一些干部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要求，这方面的材料一到中央，立即全部送到他那里，并且要求中央办公厅不断地催促各地，尽快报送这方面的材料。

很快，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一些干部中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材料就送到毛泽东手上。每一份材料，毛泽东都要阅读，大量材料上留下了他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有的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有的就直接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

薄一波和刘澜涛在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在全党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成。11月底，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文件。文件起草完后，交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并征求意见。之后，毛泽东集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修改。毛泽东在修改中，在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份文件最后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12月1日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下发，标志着全党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毛泽东修改的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

雷厉风行抓反腐

“三反”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一直亲自抓，并且抓得非常紧。他要求，凡是这方面的材料，不要压，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送到他手上。

从1951年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集中看了北京市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他感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不光地方存在，中央也存在，军队中也存在。这使毛泽东特别关注。

从这些材料中，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三反”斗争，只在党内进行，远远不够，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并且要大张旗鼓地进行。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指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 （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2月31日，毛泽东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8点，他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点名批评中南军区：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当毛泽东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材料后，又对他们在反对腐败中争取主动十分高兴，写道：

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盼望你们的捷报。

元旦团拜会上的一席话

195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这一天的下午在中南海举行新年团拜会。按往常，新年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主要是一些祝贺的话，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团拜会上的致辞，却不同于以往。他先在肯定过去一年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绩后，语气一转，表情严肃地提到了“三反”运动。他说：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毛泽东讲了这个话后，团拜会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座的各部委负责人心里明白，毛泽东讲的这个话，形式上是祝词，实际上是严格的要求和对搞“三反”运动指挥不力的领导干部的严厉批评。他们开始坐不住了。

毛泽东对中央机关提出了要求：限在十天内，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他还分出类型，指出哪几个部是做得好的，哪几个部是中等的，哪些部是落后的。对于做得不好的，毛泽东还点了该部部长的名。

集中力量“打老虎”

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毛泽东发现，在不少地方，有不少干部存在贪污腐化问题，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这样的干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犯罪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对这些干部，必须予以严厉处置。因此，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打击那些贪污数额大的腐败干部上，使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

“老虎”这个名词，是中直干部发明的，最早是在1952年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1000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出现的。当时，中直干部把贪污分子统称为“老虎”，意指他们害人。他们把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把贪污旧币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毛泽东觉得，“老虎”这个词很形象，就把它借用过来，把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犯，形象地比喻为“打老虎”。

当各地各级都已经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揭发出来后，毛泽东要求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集中力量“打老虎”的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中要求：全党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的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打老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那些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行为，也进一步激发起广大干部群众参加“三反”运动的热情，一下子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老虎”。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大的战役一样，通宵达旦不睡觉，夜以继日地看材料、写批语，每天连续工作近20个小时。仅仅举一个例子：3月4日，毛泽东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时10分才休息，大约20个小时。晚上11时50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

秘书担心毛泽东把身体累坏了，就背着他让值班人员减少送审批阅的文件数量，不料，马上就被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发了火，严厉批评了秘书。他要求，还要把各地文件全部送来，不能减少。没有办法，秘书们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把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送给毛泽东看。

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揪出了不少大贪污犯，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按照党纪国法进行了严肃处理。

区分“真假老虎”和“大小老虎”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毛泽东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掌握政策，使各地层层压指标“打老虎”的现象基本纠正。

经过“三反”运动，各地都揭发出一些存在贪污问题的干部。对这些贪污受贿者，各地干部、群众十分愤慨。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后，各地干部、群众中有一种呼声，即对这些贪污受贿者，都要从重处理。干部、群众反对腐败的积极性是好的，应该保护，可是我们打击的面不能扩大，要集中力量打击那些大贪污犯。怎么办？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犯，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按照贪污数量的多少画一条线，将贪污的人分成“大老虎”和“小老虎”。贪污数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的，划为“小老虎”，贪污数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划为“大老虎”。对“大老虎”，一定要从重处理，对“小老虎”，可根据其态度加以处理。毛泽东认为，画这个线，利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一大批干部，既能使“三反”斗争顺利进行，又有利于今后的建设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成。1952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公布了这一政策。

进入“五反”斗争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写道：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 “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 （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 “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已经向全党发出了“进入‘五反’战斗”的号令。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清除和防止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净化了经济环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在成绩面前，毛泽东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求党内要正确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五反”运动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亲自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反对党内外腐败现象的斗争。斗争的胜利，不仅端正了党内的风气，使此后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够保持一种清廉、朴素的风气，也稳固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为此后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反贪风暴原型案例

2，《国家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