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填报志愿的事情都记不特别清楚，不过根据三叔后来回忆，貌似被录取的学校专业和填报的学校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他本来报的是理科，但所学专业却和文科很相似，而且他的行业更是司法部门，但对于当时的农村孩子来说，学啥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国家人的身份，可以不用再挖河了。

话虽然这么说，可当时农村人对于国家还是存着敬畏之心，尤其是人家特意派了摩托车来家里通知，这是我家从没有过的荣耀，虽然已经很晚了，但家里络绎不绝来人，先是同一家族的，俗称“院里的”，后来村干部来了，村支书是缓步拍着手来的，很想某位大领导，嘿嘿，这句话没有丝毫对村支书的不敬之意啊，他给我家送来了三瓶酒，是用那种输液瓶子盛的散装白酒，说：了不起！为村争光了！

我爷爷看我三叔傻乎乎的，就一脚踹过去：快谢谢你唐大爷！村支书按辈分应该被叫做大爷。我三叔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谢，马上跪在地上磕了俩头。村支书赶紧扶起他来：可了不得，这可不行，以后你是国家的人，除了大领导给谁也不能随便磕头。话虽这么说，可村支书没少在外边吹牛，说我三叔给他磕头的事。

说起来这磕头也的确有效果，后来三叔政审时，村支书就直接让我三叔自己写，他给盖红章。

后来就是一些闲散的人过来看热闹了，那天我妈办了一件后来后悔不迭的事，她居然连夜跑回了娘家，把我三叔考上大学的事说了，言外之意就是那个能打狗的石榴姨眼瞎，这么好的小伙被错过了，我石榴姨哭得震天响，说自己不是看不上我三叔，是因为别人说我三叔傻，说这话话时眼睛死死瞪着她妈，就是那天被我三叔问“去茅子拉屎”的老太太。

且不说她们家打架，后来用我妈的话就是“差点把狗脑子打出来”，而是说三叔开始作难，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报志愿，其实当时报名时好像填过表，但很显然那次不为准，他必须要找到高人请教。

三叔本想晚上就去城里水利局，郭老师是在那里上班，可一是家里人来人往，第二觉得半夜去空着手也不好，所以才推到第二天上午，当然，他一夜没怎么睡，激动的跑到茅厕就有四五次。

本来准备是走着去县城，可那里想一夜之间就不一样了，第二天早晨就有人肯借给他自行车，而且家里有人送来了道口酥、江米等物件，农村人很淳朴，都是用这种办法来表达祝贺。

只是有自行车也没用，我三叔不会骑，他坐过风风姐的自行车，骑就不会了。还是我爷爷有办法，借来了村里的驴子，和地排车组成驴车组合，说：小，以后你就不能走着了。这驴车你唐大爷（村支书）答应了，这几天你随便用。

想想前几天自己去济南卖枣还是走着，没资格享有驴车，现在真的是鸟枪换炮。

哦，问一下，坐过农村驴车的人多吗？那可是不错的享受啊。

一切收拾妥当，我三叔坐在驴车上，拿着鞭子去了城里，路过一里庄时他去凤凤姐家看了看，家里关着门，他就有种不好的预感，风风姐应该没考上，要考上了不会是这样。

到了水利局找郭老师时没找到，说郭老师没上班，他就打听郭老师高考的事，结果门卫老头一拍大腿，说郭爱民的高考啊，太亏了，太亏了，人家说他数学考了87分，整个地区排第一，可他总分考了196，差了四分。

后来我三叔才知道，郭老师就是太亏，那年数学题目很难，整个聊城地区数学成绩在80分以上的全地区只有2人，而人数最集中的分数段为20-30分，有1万多人，0-10分的有3000多人，有的考场甚至全场数学试卷全是0分。郭老师吃亏吃在政治科目和语文上了，他的语文跑题了，写了1968年上高中时候的事，得了17分。政治科目也不到20分，所以才出现那个情况。

三叔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又去找风风姐，结果风风姐也没在班上，只是听说她也没考上，她才考了150多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