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圣是中国台湾当代重要的电影导演，早年他曾是杨德昌导演的副手，独立执导后，魏德圣以独特的社会洞察力与深切的人文关怀著称。很多大陆观众是通过《海角七号》这部台湾地区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华语片认识魏德圣的，《海角七号》之后，魏德圣的史诗战争巨制《赛德克·巴莱》也颇受好评。

时隔多年，魏德圣携带新作《816》（台湾地区上映时片名为《BIG》）登上大陆大银幕。电影以儿童癌症病房“816”为背景，讲述一群孩子及其家庭面对疾病时的生活点滴。电影口碑不俗，豆瓣评分8分，奈何票房相当惨淡，目前大陆只有2万余名观众走进影院看过《816》，大陆地区票房不足百万元。

儿童抗癌题材，观众很容易联想到沉重与悲情等关键词，继而对电影敬而远之。但《816》并非传统抗癌题材电影的范式与风貌，它传递出的对待疾病、关于生死的态度，或能给我们不一样的触动与启发。

电影的意义之一，就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和叙事手法，探索并呈现人类经历与经验的多样性。

“816”是儿童病房的房号，“816”住着六个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孩子，他们在“816”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癌症病人。

源源，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9岁女孩；是延，因肿瘤压迫逐渐失去视力的男孩；罗恒，患有小脑髓母细胞瘤的5岁男孩；努拉，患有恶性卵黄囊瘤的小女孩；珈农，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的16岁少女；大杉，因骨肉瘤失去了一条腿的14岁帅气男孩……

最稚嫩的生命承受着最可怕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令人条件反射就感到悲情。事实上，“悲情”也是大陆许多抗癌题材电影最主流的情绪，比如韩延的“生命三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和《我们一起摇太阳》），或者刘敏涛、荣梓杉主演的儿童抗癌题材电影《再见吧！少年》……它们展现了病人与病魔斗争的残酷与艰辛，家庭在疾病压力下的挣扎或破碎，以及面对生死抉择的无奈与痛苦。

悲情是很多抗癌电影的共有基调。悲情首先来自于疾病本身。作为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癌症的存在就是一种不幸。当我们谈论癌症时，往往会联想到疼痛、化疗、手术、复发、死亡等一系列令人恐惧和绝望的词汇。

悲情，也来自于一定的社会因素。长期以来，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使得很多人在面对重大疾病时感到无助与绝望。正如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台词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癌症背后的高昂医药费给普通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部分患者因经济条件限制而难以获得有效治疗，大病是多数国人的梦魇。

《我不是药神》剧照

悲情成为抗癌题材电影的共有基调情有可原，这类电影有它们自己的表达与价值。但也要承认，电影也是一种艺术，单一雷同的处理方式让观众感到疲惫并产生心理上的负担。在癌症距离人们的生活愈发切近的当下，或许我们也需要审视癌症、审视疼痛的不同视角。

这正是《816》在做的事。

《816》并没有过多渲染癌症带来的悲情，而是透过孩子的视角，将更多的笔墨用在病房的日常刻画上。因为孩子视角纯真且直接，反而没有那么多成年人世界里的负担与沉重，让观众得以在一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感受孩子们眼中的病患世界——不是绝望与泪水，而是希望与温暖；不是孤独与无助，而是团结与友爱。

所以，在一部抗癌题材电影里，我们看到了的更多反而是“人情味”，是病人与病人之间、病人的家属之间、以及病人与医生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

孩子之间，不是病人与病人，而是朋友与朋友，玩伴与玩伴，“816”孩子们的嬉笑与闹腾，有时让人恍然错觉这是游乐园的一角。孩子们之间发生的，也是独属于孩童的天真灿漫。

比如9岁源源的“早恋”。尽管身患重病，源源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她对同病房的大杉产生朦胧的好感，并勇敢地向他表白，直言这是“爱情的告白”。当大杉不知所措拒绝她后，她用大人口吻骂了一句“渣男”，然后对妈妈感慨，她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孩子们大多还不了解死亡的残酷，孩子的父母、病人的家属却经历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情感煎熬。“816”病房内，家属们相互加油打气，形成一个紧密的支持网络，给自己提供了力量，也给其他人带去安慰和鼓励。比如当罗恒被推入手术室时，手术室外聚集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病人家属。他们信奉着耶稣或地藏王等不同的神明，但此刻，他们共同祈愿，彼此扶持。

在孩子的视角里，医生和护士也不是冷冰冰或令人畏惧的形象，他们更像是孩子们的大朋友和守护者。名为温暖的医生，很温暖；护士长更像是孩子们当中的“孩子王”，总是热情洋溢、元气满满地陪着大家玩游戏，全力去呵护孩子们的童心，让“816”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816》以童稚的目光审视病痛，这是珍贵的视角。孩子们用简单而直接的方式面对疾病，他们依然在“816”里跳舞、画画、嬉笑打闹，展现一种超越悲情的纯粹与坚强，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原始韧性。

不过，《816》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以及充沛的“人情味”，或让部分观众觉得太理想化、太不现实了。但且慢，这首先是孩子的视角，在孩子的世界里，爱与希望是自然而然的存在，它们超越了现实的冰冷与残酷。还有很关键的是，我们的不相信背后，是不是因为我们自身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怀揣悲观的、消极的认知？我们本身就不相信这种温情是存在的？虽然这种不相信背后也有广泛的社会原因，那么该被怀疑的不是温情，该被检讨的是温情为何失去土壤。

抗癌题材电影往往聚焦于病痛本身以及它给患者带来的身心折磨。这种叙事方式真实地反映疾病的残酷性，但也容易让观众感到沉重甚至绝望，特别是当抗癌的主体是儿童时。病痛折磨的场景如果直接呈现，无疑给观众带来极大的痛苦与冲击。

魏德圣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我一直觉得，我们常常对病人说：你要加油，他怎么加油？他是被治疗的人，他又不是治疗别人，要怎么加油？我不想呈现这种看着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很静态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看不到正面、积极的东西。”

所以，《816》没有沿用那种常见的沉重叙事手法。电影巧妙地结合现实场景与充满想象力的动画片段，将孩子们面对癌症的痛苦与恐惧转化为一场场英勇的战斗。每当他们需要接受手术或化疗等治疗时，画面就会被替换为惊心动魄的冒险旅程。

这种转换方式不仅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电影的小主人公们正在经历的事情，也给予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即便身体上承受着巨大痛苦，仍可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每一次战斗。

面对癌症这样的绝症，患者和家属很容易陷入萎靡、消极和痛苦的情绪之中，疾病吞噬病人的健康，很多时候也一并吞噬了病人及家属对生活的热爱和活力。《816》则以动画手法，彰显出疾病无法吞噬活着的精气神。

动画色彩鲜明、画面生动，营造一个即便充满风险和危机、但也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想象世界。孩子们在动画中的每一次挥剑、每一次冲锋、每一次胜利，都是对现实中病魔的一次有力回击，释放出生命的蓬勃力量。

孩子的世界里，疾病很难缠很可怕还会带来疼痛，但疾病不会吞噬活着的色彩和乐趣，就像“816”是孩子眼中的“BIG”，强大的、勇敢的、包容的、无垠的。这一视角，在抗癌题材电影里亦相当稀缺。

也由此，《816》中有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桥段——家长们带着孩子偷偷溜出医院，前往动物园观看猩猩生育。从常识和医疗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一行为不合规范甚至危险的，因为患癌的孩子身体虚弱，容易受到外界病菌的感染，而动物园作为公共场所，细菌传播的风险相对较高。

但家长们毅然决然地采取这一行动，魏德圣导演也选择将这一情节搬上银幕，因为疾病不是病人的一切。

在孩子的视角里，医院的白墙和刺鼻的药水味构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疾病不会吞噬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渴望。当家长们带着他们偷偷溜出医院，孩子们忘却了病痛，也被暂时放下了病人的身份，他们只是这个世界上普通而又幸福的孩子，享受着生命赋予的一份美好。动物园之行也是孩子们的一次探索之旅，是对生命多样性的亲眼见证，也是对“活着”这一简单而又宝贵事实的再次确认。

魏德圣导演通过这一“离经叛道”的情节——这也是电影里才有的“造梦”情节，传达一个深刻的信息：即使面对疾病的困扰，孩子们依然有权享受生活的乐趣，依然可以感受世界的广阔与多彩。在抗击疾病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生命的本质与意义；在不可测的死亡面前，有时何妨放开手脚去享受此刻的幸福？

虽然癌症与死亡是电影重要的背景，但抗争与活着才是《816》的精神内核。在经历了诸多关于疾病、痛苦甚至死亡的故事后，电影最终回归到了最原始也是最纯净的生命状态——新生命的到来。新生命总是伴随着希望和无限可能，每个人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成长起来的，而每个阶段都有它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死亡虽是不可避免的，但生命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和延续，电影以此向这些勇敢的小战士们致敬，同时也向所有生命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魏德圣说：“我很不希望看完电影的观众出来是悲伤的，而希望他们出来的候觉得充满希望和幸运。”《816》做到了这一点。

《816》确实不是当下电影市场偏爱的那一类电影。比如它的抗癌题材，比如它160分钟的时长，比如它有些繁杂的群像刻画，亦或者是它对现实议题的规避，等等。但不论如何，《816》以孩童的视角审视癌症与死亡，在抗癌题材电影中独树一帜。

孩子们眼中的“816”其实是“BIG”，疾病带来悲情仍也充满希望，他们用自己简单而真挚的方式，诠释生命的热烈与张扬。这一切，或能让我们这些大人“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