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是汪伪特工总部的所在地，这是一个由一群叛徒率领着一帮流氓组成的特务组织，全称叫作“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所谓的“中央”，指的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伪中央。

——前两篇文章，已经把“中统”、“军统”的起源、发展沿革，以及所涉及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做了详尽解读。本篇，着重介绍汪伪政权“76号特工总部”。

因为汪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这个名称太拗口，通常便以其“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这个门牌地址用作称谓，简称“76号”，也称作“76号特工总部”。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由一群叛徒率领着一帮流氓组成的特务组织”呢？

那是因为“76号”的主要成员都是由中统叛徒、军统叛徒、中共叛徒，以及帮派流氓共同组成的。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士群、丁默邨和吴四宝。

李士群、丁默邨都曾经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抓捕后迅速变节，投靠了徐恩曾。

1938年机构调整，中统负责的“邮检处”划归军统改称“特检处”，原邮检处处长丁默邨从中统麾下摇身一变，成为了军统戴笠旗下的特检处处长。

其后，李士群和丁默邨又双双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土肥原的走狗，汪精卫的帮凶。

而吴四保是青帮头子，上海滩著名的大流氓。1939年，吴四宝带领大批帮派成员投靠李士群，随后出任“76号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总队长。

这样一个由叛徒和流氓组成的特务机构，行事手段自然是卑劣无耻无下限。

“76号”的实际掌权者李士群，就曾经毫不隐晦的公开讲道：

“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民国十大汉奸之一。

李士群原是中共早期党员，曾被组织派往苏联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学习特工勤务，回国后被分配到中共上海特科工作，曾经担任过中共特科负责人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

1932年，李士群在上海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特务秘密逮捕，随即叛变，投靠了特务头子徐恩曾。

但李士群出身中共特科，深知特科红队锄奸的厉害手段，为了给自己留条活路，他并没有向徐恩曾全盘供出上海中共特科的组织情况及联络站点。

于是，获释后的李士群成了一个特殊身份的人。在中统和中共的眼里，他是打入对方组织的卧底，但也不敢百分之百的完全相信他。

由于李士群被先捕后释，为了对他进行身份甄别，中央特科交给他一项任务，命他迅速摸清丁默邨的活动规律，日常行动路线，特科红队准备对丁默邨实施锄奸。

中共特科以此来考察李士群所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判断其是否投敌。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曾经也是我党早期党员，与李士群素来交好，同样是被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捕获后迅速叛变。

对于丁默邨变节投敌，出卖组织的事实，已经是板上钉钉，确凿无疑了。

所以中共特科命令李士群提供丁默邨的行踪对其实施锄奸，一方面可以甄别李士群的身份，另一方面又能铲除丁默邨这个叛徒，实为一举两得。

李士群接受任务后，回去就找到丁默邨，两人一通商量，决定找个“替死鬼”来帮丁默邨度过这一关。

找谁来当这个“替死鬼”呢？

他俩找上了胡均鹤。

胡均鹤，出生在江苏与上海之间的江南小镇甪直，也是我党早期党员。1928年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受到过斯大林接见。

回国以后，胡均鹤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担任团中央书记。这是一个很高的职务，博古便是在担任团中央书记的这个位子上一步登天，成为了中共最高负责人。

1932年冬，胡均鹤在上海租界的白区中央局团中央机关被巡捕抓获，随后被巡捕房移交给了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上海区区长史济美。

在史济美的劝降下，胡均鹤叛变投敌。

由于胡均鹤的叛变，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凭借其供述，大规模展开抓捕，使得中共上海地下党遭受到严重破坏，因此胡均鹤被史济美收入麾下，成为心腹。

由于工作关系，胡均鹤投靠史济美后经常都与丁默邨一起出任务，并且在共事期间多次发生矛盾，彼此都看不惯对方，由此二人结下了怨。

于是，丁默邨和李士群共同策划，由李士群将丁默邨和胡均鹤的日常行踪如实提供给了上海中央特科。

丁默邨和李士群也想玩一招一石二鸟，既能让李士群向中共特科交差，又能用特科之手借刀杀人。

中共特科情报科收到李士群提供的情报后，迅速派人核实情报。通过对丁默邨和胡均鹤的数日跟踪，确定了情报的真实性。

对于能在一次行动中同时消灭两个叛徒，特科红队做了周密的计划，信心满满。

1933年6月14日晚，中共特科红队队员邝惠安、孟华亭、欧志光、袁友芳等人在上海新闸路斯文里弄口设伏，一举击毙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上海区区长史济美等一行人。

而本应与史济美一同出现的丁默邨和胡均鹤，却没有随行，从而避过了这次狙杀。

因为有李士群作为内应，丁默邨是事先知道特科红队的行动时间和地点的，所以当晚借故离去，没有与胡均鹤、史济美等人同行。

而胡均鹤则是突然有事暂时离开，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

而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上海区区长史济美，就这样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两个手下的替死鬼。

1935年9月，上海中共特科撤离上海奔赴苏区，从而结束了自1927年11月创建以来为期8年的白区工作。

中共特科历史上多次在最危难的时候挽救了中共上海临时中央，特别是在“顾顺章事件”中，中共特科力挽狂澜，使得包括上海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等领导同志及时撤离，最终脱险。

中共特科卓越的贡献彪柄史册，在党史上被誉为——改变中国近代史的特殊群体。

中共特科撤离上海后，包括李士群、丁默邨等一帮叛徒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从此再不用每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受徐恩曾指派，二人凭借丁默邨“中学校长”的公开掩护身份，在上海公共租界办了一份名为《社会新闻》的期刊，专门刊载针对我党的诬蔑文章。

1935年7月，“国民党党务调查科”扩编为“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徐恩曾升任处长。

丁默邨与李士群也随之双双获得晋升。

丁默邨升任“国民党党务调查处邮检科科长”，这是一个重要部门，专门负责对邮件、包裹的检查，电话、电报的侦监。

李士群则升任“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负责铁路沿线区域的“防共肃共”。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复兴社特务处”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出任局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此时的这个“军统”，并不是后来戴笠的那个“军统”。

由陈立夫担任局长的这个“军统”，下设三大处：

第一处 党务处 处长 徐恩曾

由原来的“国民党党务调查处”改建而来，仍由徐恩曾出任处长。

第二处 特务处 处长 戴笠

由原来的“复兴社特务处”改建而来，仍由戴笠出任处长。

第三处 邮检处 处长 丁默邨

由原来的“国民党党务调查处邮检科”改建而来，原科长丁默邨出任处长。

经过此次机构合并，原本身为徐恩曾下级的丁默邨，得以与徐恩曾、戴笠平起平坐，一跃成为三大处长之一。

而此时的李士群正奉命侦办“南京板桥火车站日谍案”，在办案过程中被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以美色诱惑拉下了水，拜倒在川岛芳子的石榴裙下。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国军节节败退，毫无气节可言的李士群眼见南京也快保不住了，在川岛芳子的陪同下前往上海觐见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

李士群遂被影佐祯昭任命为沪西宪兵队侦缉队长。

毫无廉耻的李士群上任伊始，在侦缉队训话时对大小汉奸讲道：

“国民政府那条破船就快沉了，我们没必要跟着一起死，既然换了一艘船，我们就要和日本人一条心，这样大家才会有出路。”

李士群从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再到投靠日本人，最终沦为了可耻的汉奸。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着手进行扩编。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拆分，另外成立3个特别勤务机构。

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第一处“党务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由徐恩曾主持日常实际工作。

至此，“中统”正式成立。

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第二处特务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由陈立夫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由戴笠主持日常实际工作。

至此，“军统”正式成立。

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简称“特检处”，由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第三处邮检处扩编而成，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由原邮检处处长丁默邨转任特检处处长。

丁默邨虽然曾经与徐恩曾和戴笠平起平坐，但政治气度却与二人不在一个高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丁默邨对此番变动非常不满，原先三人同为处长，现在徐恩曾和戴笠都升任了副局长，而自己的邮检处只是改了个名字，职务上却仍是处长，丝毫没有变动。

更令丁默邨不忿的是，不久，特检处划归军统管辖，曾与戴笠平起平坐，同为陆军少将的丁默邨反倒变成了戴笠的下级。

就在这时，丁默邨收到了李士群从上海派人送来的策反信。但此时的丁默邨觉得，还需要点时间，再观望观望。

1938年4月，张国焘从延安叛逃投奔了国民党。戴笠将其纳入麾下后，命丁默邨派人负责张国焘的饮食起居，在生活上必须给予高规格的照顾。

让戴笠没有想到的是，鬼迷心窍的丁默邨居然连这点小钱都要贪污。他从招待张国焘的经费里大量截留，大把费用做成虚账，从而装入自己的腰包。

戴笠生平最痛恨的就是部下贪污腐败，当然，戴笠是非常双标的，他自己可以贪污，可以腐败，但绝不允许部下也这么干。

于是，丁默邨很快就被戴笠踢出了军统，丢了实职的他，只好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身份，暂时避居昆明。

1938年12月29日，逃到香港的汪精卫在《南华日报》上宣布脱离重庆国民政府，大肆发表投降言论。

此举令蒋介石极为恼怒，于是，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奉命“着手准备精干人员制裁汪逆”。

为了反制军统特工对汪精卫实施制裁，日本情报机关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在上海召见了李士群，并让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协助李士群组建“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用以应对。

李士群为人奸诈狡猾，老谋深算。中共特工、国民党特工他都干过，他深知出任汉奸特务头子的风险极大，共产党不会饶他，国民党也要杀他。而如果工作干不好，日本人也不会放过他。

于是，他对影佐祯昭讲，要想快速组建“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就必须大批招揽国民党那边的军统、中统人员加入。一来，这些人业务娴熟。二来，能够做到知己知彼。

李士群借故推脱，说自己原先在国民党那边的官职太小，影响力不够。所以，打算把军统特检处少将处长丁默邨拉来入伙，并情愿让出主任的职务，自己当个副主任，尽全力辅佐丁默邨。

就这样，接到李士群的策反信，本来就郁郁不得志的丁默邨左思右想后，从昆明秘密赶赴南京，最终投靠了日本人。

影佐祯昭在南京接见了丁默邨，一番交谈下来，对其中统、军统履历以及特工业务能力相当满意。

于是影佐祯昭偕丁默邨、李士群一起前往上海面见土肥原贤二。有了土肥原贤二和影佐祯昭的大力支持，在日本宪兵队的协助下很快选定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作为办公地址。

接下来，丁默邨、李士群放出风声，大张旗鼓地招揽旧部。各种骨头软的原中统、军统大小特务从全国各地赶来加入，趋之若鹜。

1939年9月5日，“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在上海正式成立。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但在实际工作中，重要事项都必须由李士群点头，由李士群说了算。

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

因其名称太长太拗口，便以其“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的这个门牌地址用作称谓，简称“76号特工总部”。

已晋升陆军少将的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出任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同时监管“76号特工总部”。

“76号特工总部”下设八处四室二所二总队。

八大处——

第一处：军统处 处长 万里浪

第一处专司对付重庆政府军统局。

第二处：中统处 处长 胡均鹤

第二处专司对付重庆政府中统局。

第二处还下设CP股，专司对付新四军。

第三处：涉军处 处长 张劲庐

第三处专司对付忠义救国军。

第四处：租界处 处长 潘达

第四处负责处理涉及租界的一切相关事务。

第五处：机要处 处长 傅也文

第五处负责人事、文书、档案、收发工作。

第六处：电务处 处长 晋辉

第六处负责电台及电报收发。

第七处：情报处 处长 唐克明

第七处负责情报搜集、情报研判。

第八处：总务处 处长 叶耀先

第八处负责财务、会计、薪水及物资发放等事宜。

四室——

督查室 主任 裘君牧

专员室 主任 沈信一

审讯室 主任 张炳扬

化验室 主任 姚任年

二所——

修械所、招待所

二总队——

行动总队 总队长 林之江

行动总队下辖6个行动大队。

警卫总队 总队长 吴四宝

警卫总队下辖6个行动大队。

“76号特工总部”内还驻有一支由涩谷准尉统领的日本宪兵分队，职责就是监视76号。76号每每采取重大行动，不但要事先知会日本情治机关，还要在其督导下方能实施。

由于李士群与丁默邨，以及手下的大小特务大多出自原来的中统、军统、中共特工。因此，他们对中统、军统、中共地下组织的运作模式非常熟悉。

汪伪“76号特工总部”自成立伊始，针对军统、中统、中共潜伏组织和地下人员展开了一系列残酷的清剿行动，干出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暴行。

“极司菲尔路76号”，成为了戕害抗日仁人志士的魔窟。

国人皆称丁默邨为“丁屠夫”，日本人则称其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

“76号特工总部”设有酷刑38套，拘押人犯的牢房分别设有天牢、地牢和水牢，意为吊在半空、半截入土、囚于水中。

李士群、丁默邨为了在气势上镇慑反日力量，但凡捕入“76号”者，几乎无一获释。仅1939年至1943年不足4年的时间内，“76”号制造的暗杀、绑架事件达3000余件，每年近1000起！

所针对者，除去中统、军统、中共外，还对新闻界和文化界举起了屠刀。

仅1939年8月30日至1941年6月30日不到两年时间，计有上海《大美晚报》朱惺公、程振章，张似旭，《申报》金华亭、李驳英、邵虚白、赵国栋、冯梦云、周维善等9人惨遭“76号”杀害。

新闻界和文化界，但凡有一丁点反日言论，立遭“76号”捕杀。为了制造恐怖气氛，“76”号甚至将被害者的人头装入箱中邮寄回报社，将残肢断臂扔入被害者家中。

“76号”犯下的累累血债，罄竹难书。

重庆方面，陈立夫、戴笠分别严令中统、军统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干掉李士群和丁默邨。

由于李士群、丁默邨防范严密，中统、军统连续数次行动均未得手，反而折损了不少人手。

中统总部特派员吴开先、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军第四战区戴星炳少将等等，因参与刺杀先后被“76号”捕获，其中不少软骨头熬不过酷刑出卖同志，使得中统、军统潜伏在上海、南京的地下组织损失严重。

而李士群、丁默邨却因功累累获得晋升。

李士群历任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汪伪江苏省主席等要职。

丁默邨先后升任汪政权社会部、交通部、社福部等部长及浙江省主席。

随着地位擢升，二人逐渐坐大，渐渐的连日本人都已经控制不住“76号”了，特别是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与“76号”因业务重叠，矛盾引发的冲突和积怨也越来越深。

同时，李士群与丁默邨之间也常因争权夺利产生了嫌隙，相互间起了猜忌，再不复从前的默契了。

身为“76号特工总部”主任的丁默邨在很多事情上做出的决定，最后都被副主任李士群否决或是变更。

譬如电影《色戒》王佳芝的原型郑苹如，真实的历史是，对于“郑苹如案”，丁默邨本来对其是不忍杀害的，有意放郑苹如一马，并已经安排手下为郑苹如买好了去香港的船票。

但李士群收到消息后，迅速报告汪精卫，持汪精卫手令将郑苹如秘密枪决。

李士群也凭借这一事件，将丁默邨彻底排挤出“76号特工总部”。

当丁默邨得知郑苹如死讯，特别是郑苹如面对枪口留下的那句“不要打我的脸”的遗言时，心中对李士群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1943年，一直脚踩两条船为自己留后路的汪伪政权三号人物周佛海，接到了重庆戴笠发来的密电，要求周佛海除掉李士群。

偏巧，此时李士群最大的靠山，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梅机关”机关长、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少将奉调回国。

而继任者柴山兼四郎中将早就对李士群的目中无人极为不满，也欲除之而后快。

于是，周佛海、丁默邨、柴山兼四郎联手，李士群的末日就要到了！

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高科冈村少佐在柴山兼四郎中将的默许下，与周佛海、丁默邨一拍即合，共同设计对付李士群。

1943年9月6日晚，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李士群本不想去，碍于面子，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席间，狡诈的李士群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进食，水米不沾。实在拗不过，才在冈村吃过的菜品中偶尔动上一筷子。

最后只得由冈村夫人出马，端上一盘牛肉饼，并亲自分与席间众人。出于礼貌，无法推脱的李士群只得勉强吃了一些。

尽管李士群返回家中立即召来医生及时洗胃，但仍是上吐下泻。后经化验证实，其所中的阿米巴菌毒异常凶猛，根本无法治愈。

阿米巴菌是日军“731部队”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

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致人死亡后，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

李士群临死前对家人说道：

“我死倒不怕，可惜我干了一生特务，不料自己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我这是自己对不住自己呀！”

1943年9月9日，李士群一命呜呼。

早前，因为有影佐祯昭少将和李士群撑腰，一贯趾高气昂，从不把日本宪兵队放在眼里的警卫总队总队长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以“四川路黄金案”为由羁押了一个月。

最终，由李士群出面，吴四宝被保了出来。

好巧不巧，吴四宝出狱前一个小时，刚好吃了一碗日本宪兵队送来的“道歉”面条。就是这碗面条要了吴四宝的命，死状和后来的李士群一模一样。

坊间也有吴四宝被李士群保出再毒杀一说，但吴四宝是李士群心腹，李士群并没有杀吴四宝的动机。

兔死狐悲，吴四保、李士群先后被日本人毒杀的消息传开后，除丁默邨外，“76号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们一时间人人自危。不少人偷偷开溜，余下的则在忐忑不安中度日如年。

但李士群的死，却也没有给丁默邨带来任何好处。

李士群死后，就连汪精卫都不敢追究，只拨给家属5万元的丧葬费草草了事。

“76号特工总部”群龙无首，不久即被日本人撤销，将其并入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总局，下设第一局和第二局。

第一局虽仍驻“76号”原址，但权势和地位却已大不如前。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后，驻“76号”原址的第一局并入政治保卫总局上海分局，“76号魔窟”就此灰飞烟灭。

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丁默邨被国民政府逮捕并以汉奸罪起诉。

1947年2月8日，南京高等法院作出了判决：

丁默邨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于南京老虎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