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26日上午，开国上将陈再道匆匆来到军委办公大楼，在秘书的通报声中，走进了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办公室。杨秘书长看见陈再道着急的样子，忍不住苦笑一声，既非常清楚陈再道所为何来，也非常理解陈再道的心情，不过还是板起脸来，严肃地说：“军委已经作出了决定，正式通知过几天就要下发了”！

第二野战军的众多名将里有“三陈”，即陈赓、陈锡联和陈再道，也都是野战军邓政委的老部下，其中最让邓政委痛惜的是陈赓大将，可谓英年早逝，当时还不到60岁。

抗战时期陈赓与傅涯相恋，由于傅涯的哥哥是重庆当局的高官，结婚申请迟迟不能批准，还是邓政委出面予以解决，晚年还曾叹息：“如果陈赓还在，说不定国家建设又会上一层楼”！

邓政委对陈锡联上将也是爱护的，在129师时期就评价说“陈锡联不仅能打仗，还特别能团结人”！特殊时期以后的1978年，也是邓政委保护陈锡联过了关，得以安享晚年。

当时邓公的原话是：“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有一锤定音之效，陈锡联对此非常感动，晚年常说：“他关心部属的长者风范，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使我终生难忘”！

而在“三陈”之中，邓政委最心疼的却是陈再道，跟陈赓和陈锡联境况所不同的是，战争年代素有“再道之勇”之称的这位开国上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7年起遭到了迫害和关押。

陈再道落难之前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直到1972年才恢复工作，职务也仅仅安排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堪称命运多舛历尽磨难，1977年才转任铁道兵司令员，正式调回北京工作。

1982年的这一天，陈司令员为什么要拜访军委秘书长呢？因为风闻铁道兵这个兵种要成建制撤销，官兵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陈再道当然心急火燎，是来“走后门”请求老首长收回成命的。

不料军委秘书长的答复令他心里一凉，陈再道仍不死心，还想在争取一下，当场还喃喃地说道：“我应该怎么向大家交代呢”？

一、铁道兵曾经立下汗马功劳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我军序列中的铁路工程技术兵种，其前身要追溯到抗战胜利后的“闯关东”时期，当时东北人民自治军率先成立了武装“护路军”，以保卫解放区的铁路运输。

这支部队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等，辽沈战役时“铁纵”已拥兵2万余人，能护路能修路，为东北全境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解放战争后期，铁纵扩编升格为“铁道兵团”，并转隶军委直接指挥，当时的口号是“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道修到哪里”！兵团部队先后修复铁路干线15条、重新铺路1600多公里，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道兵团又划拨志愿军司令部指挥，跟美军飞机斗智斗勇，打造钢铁运输线，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不少指战员在空袭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54年，军委决定正式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以铁道兵团和六个铁路工程师整编而成，开国上将王震出任司令员，成为我军的重要兵种之一。

抗美援朝胜利后，铁道兵主要负责修建复杂地形的新铁路，包括成昆铁路、鹰厦铁路、青藏铁路等等，奠定了新中国铁路网的基础，高峰时拥兵40余万人，是我军较大的一个兵种。

陈再道接任铁道兵司令员后，从东北的黑土地到4000多米的高原，视察过大部分铁道兵施工现场，深为这支善于攻难克关的队伍而自豪。

在陈司令看来，国家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筑路必不可少，铁道兵肯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

陈再道经过认真调研后，还在部队推行“经济核算制”并大胆承包外围工程，使铁道兵的观念得到更新，更为超前的是，在陈再道亲自主持之下，铁道兵已经开始实现“自负盈亏”。

这些举措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负担，还让铁道兵的装备和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使铁道兵的工作很快迈上一个新台阶，邓政委听到汇报后，连连称赞：“还是再道有办法”！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巨变，正当陈司令和铁道兵上下踌躇满志之际，至1982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政委决心实施“百万大裁军”，从而节省军费开支，全力搞经济建设。

作为保障而非作战兵种的铁道兵，成为最先准备裁撤的一个，一想到几十万指战员要脱下军装告别部队，陈再道如何不心急？其实1982年3月份的时候，铁道兵被裁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但是陈再道硬是不甘心，总想再争取一下，毕竟邓政委是自己的老首长嘛，因此面见杨尚昆以后，尽管听到了不太好的消息，还是特别留下了一封长信，请秘书长转呈军委主席同志。

二、铁道兵裁撤建制已成定局

事实上，百万大裁军期间曾出现过不少风波，无论是决定被裁撤的军区、兵种还是部队，都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同志们在军队工作生活几十年，突然间被要求转业到地方，心理上很难接受。

因此裁撤谁保留谁，不仅军委下决心很艰难，落实和实施起来更难，而且战争年代，铁道兵也曾是野战军的一部分，在东北在江南在朝鲜，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牺牲。

毕竟铁道兵的有些部队，本就是野战部队改编而来，比如铁道兵第2师的前身，那是抗战时期威震冀中的“回民支队”；而铁道兵第5师，干脆是由第一野战军第7军第19师整体改编的：

其前身是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独立第10旅，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铁道兵部队，之前一直都是“后方保障人员”，其中有不少是扛过枪打过仗的！

这些改编自野战部队的指战员们，脱军装的心理落差显然更大，如果整个兵种被裁撤，所牵扯的各方人员和利益必然更大，但这就是大局，必须要有部队有人为大局作出牺牲。

数日后，接到陈再道这封长长的“求情信”，邓政委认真翻阅完，叹了口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打起仗来，铁道兵也是兵，只是让陈再道牺牲得太多”！

虽有不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坚持大裁军既定方案不动摇，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说情的、闹意见的实在太多，军委没点雷霆手段是不行的，尤其陈再道还是二野出来的！

1982年4月9日，在陈再道造访军委大楼半个月以后，中央军委正式下发通知：整体撤销铁道兵建制，铁道兵全体干部战士集体转业，在行政和业务上从此归属铁道部。

接到通知后，陈再道黯然神伤，铁道兵机关的不少同志当时都落泪了，这也惊动了另外一位二野名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秦基伟。

秦司令员那是陈再道在红四方面军、在八路军129师的老部下老战友，得知铁道兵即将集体转业的消息后，深以为憾，便紧急求见了邓政委，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折衷方案。

三、陈再道完成“军转工”的艰巨任务

秦基伟向老政委提出了一个方案，即在铁道兵司令部撤销建制后，可以把主要部队保留下来，然后分别并入各大军区，他的北京军区可以作为试点，首先接收一部分。

应该说，秦基伟为了给老战友分忧，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过军委通盘考虑后，最终还是没有批准这个方案，邓政委解释说，非常理解陈再道的为难与委屈，但是百万大裁军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工作，不可朝令夕改。

既然军令已下且没有回旋余地，陈再道则坚决执行了命令，在传达铁道兵撤销建制的内部会议上，陈司令员在大家发言之后，总结时讲了三条：

第一，铁道兵常委一班人的个人安排，应无条件服从组织，叫干叫退，都不讲二话；

第二，铁道兵的体制问题，只要中央和军委决定了，就坚决执行；

第三，由司令员政委集中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向军委和邓主席做一次详细的汇报。

陈再道还深入铁道兵各部队，通过谈话和开座谈会的方式，耐心做干部战士的工作，说明“铁道兵在战场上很重要，可是和平年代已经完成了使命，与其困在部队，不如去社会上发展，虽然铁道兵部队撤销，但铁道部还在，使命还在”！

陈再道还特别警告说：要说对部队的感情，我最深，当了50年的兵，从没有想过脱军装的事，但正因为我们对部队感情深，才有责任按军委的命令去执行，谁要是把部队搞乱了搞散了，我拿他是问！

在陈再道的不懈努力下，至1983年底，铁道兵部队基本顺利地完成了“军转工”，平稳并入了铁道部，在最后一次铁道兵会议上，老将军发言时一度哽咽，感谢铁道兵指战员们，这么多年来为国家为军队做出的贡献。

陈再道将军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4月，从大别山走出来的陈再道将军，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邓政委得知后默哀良久，并亲自安排追悼会的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