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 “套路买房” 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在某楼盘，业主们惊悉众多购房者的 “女朋友” 竟是同一人。这些购房者当初因与该女子恋爱，在其劝说下购买了价格不菲的房子并背负房贷。购房过程中，女方要求不添加自己的名字，并表示即便分手，房子和房贷仍归男方。然而，最终业主们发现，与该女子恋爱并因此买房的男性多达 36 人。这一情况表明，购房者极有可能遭受了女方的欺诈，其购房行为并非真实意愿的表达。

此类事件在法律层面的处理，在中国面临诸多难题。中国法律以受害人作为原告，且要求原告进行举证，但中国法律注重实证，心证在司法实践中较少运用，而获取实证难度较大。同时，中国法律属于成文法，缺乏习惯法和自然法，也并非案例法。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采用案例法，案例在司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西方，遵循 “法不禁止皆可为” 的原则，并且习惯法和自然法背后有着宗教信仰作为支撑，法庭权力源于宗教审判所。例如在类似 “套路买房” 事件中，若能向陪审团证明合同是因欺诈签订，并非真实意思表示，陪审团便可判定合同无效，开发商若与欺诈方存在勾结，也较易被认定。

在中国，涉及男女婚姻、彩礼等方面，法律对女方的保护有时存在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此次 “套路买房” 事件而言，购房者难以获取能证明开发商与女方勾结的书面证据，且现行法律中，对于为结婚买房但最终未结婚时房子能否退还，并无明确法条规定。而在西方，陪审团凭借内心确信即可做出判断，在中国则需要切实的实证，这使得此类案件处理难度大增。

回顾中国古代，虽然也是成文法体系，但有 “例” 的存在。县官拥有较大权力，依据儒家的道德标准，即类似西方的习惯法自然法，凭借 “致良知” 来断案，断案结果若得到社会舆论认可，便成为判例。若当事人不服，还可向上级甚至皇帝申诉，皇帝定夺的案例也具有法律效应。然而，如今中国部分法律在变革过程中存在 “选择性接轨” 的问题，导致法律体系出现一些不伦不类的情况，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

面对此类现象，中国目前主要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来弥补法律漏洞，但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又可能出现新的可钻空子之处，甚至法律之间还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这起 “套路买房” 事件，让大众深刻认识到中外法律的差异，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的思考与期待，希望中国法制能够不断进步，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