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进疆后,第一件事就是整编起义部队。整编后的部队起义官兵占95%以上,绝大多数军官原职留用,老部队来的子弟兵,不到5%,主要担任连、营、团、师的政治工作。

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是弃暗投明和平起义的,从起义那一天,子弟兵就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

昨天还是敌人,今天成了同志,还要在一起共事,个别同志一时转不过弯,认为国民党兵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总用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们,甚至歧视他们。

少数起义官兵由于对我党政策不理解,也出现过这边刚刚整编,那边就有人哗变的情况。

1950年初,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一个叫韩尚义的起义军官公开辱骂我党,就在韩尚义朝鱼正东举起顶上子弹的手枪时,起义军官、七十七团代团长朱洪涛一下跳到鱼正东面前,用身体挡住他。这件事,使鱼正东深受感动。

起义官兵绝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只是极个别的。

政工干部遵照王震司令员关于改造起义部队的指示精神,要端正对起义人员的观念,由“敌人”这个概念换成同志、兄弟,把他们看成是革命大家庭的成员,还要处处事事做出好样子,提高党的威信,使组织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团结、教育、改造起义官兵的战斗指挥部。

起义了就是自己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子弟兵对老部队和起义官兵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使起义官兵认识到,解放军官兵平等讲民主,纪律严格,和旧军队就是不一样。

紧接着又进行了诉苦运动,大大提高了起义官兵的阶级觉悟,为成功地改造这支起义部队打下了基础。

只讲团结、教育、改造,不讲使用,改造就是一句空话,改造也就难于取得效果。

当时的部队采取了“相信起义官兵,大胆使用他们,坚持在使用中教育改造”的方针。

二十六师起义军官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也是初中毕业。他们或是抱着抗日救亡的目的,或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报考了国统区军校,进入国民党部队。

他们虽接受了不少反动教育,但从本质上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与党和人民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他们的年龄多在20至30岁之间,年富力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部队对思想进步较快的就大胆使用。使用好一个起义军官就会响一大片,这样又加快了改造的步伐。

陈超在旧社会毕业于师范学校,后又进黄埔军校,起义时是个连长,起义后一直表现不错。

1951年,二十六师师部决定办一个小报,领导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决定让他办报。他感到自己不是党员,有些畏难情绪,大家就鼓励他大胆干有问题多请示,多与同志们商量。

由于他文化程度较高又比较虚心,这张小报办得还很不错。在镇反运动时,领导让他作会议记录,领头喊口号。1952年没入党就提升他担任师宣传科副科长。后来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又送他到八一农学院学习,回来后工作一直干得很好。

罗汝正起义后一直当师长,他深明大义,为人正派,部队干部战士很尊重他。大家亲密无间,配合得很好。

二十六师3个团的团长也全部留用,后来都先后提升为副师长。随着垦区的扩大,20世纪50年代末农八师发展到11个团场，有10个团场的团长是由起义军官和士兵提升的。

在师机关业务科室里担任科处长的也不少。王昌淳起义前任伪二二七旅中校参谋主任，起义后任七十八团副团长当时师政治部筹建文化科,便调他任文化科长。

部队起用起义的团级军官在政治部工作,对起义人员产生了很大影响。

王昌淳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埋头苦千。他后调工一师水工团任副团长,为修建蘑菇湖水库出了力,以后调南京军事学院工作。

李效忠在旧军队任少校副营长兼骑兵连连长,驻军吐鲁番起义时一伪连长抗拒起义率部叛逃,他奉命连夜追击,在南疆库米什附近追上叛军,经过一天激战终于全歼叛军。

1950年5月,他被调师政治部总务科任副科长,负责政治部的农副业生产,地点是在绥来县东10多里外的包家店。

他和指导员薛奋前密切合作,当年就搞了个粮食大丰收,蔬菜肉食自给有余,不但改善了机关生活,而且将多余蔬菜无偿送给贫苦农民,军民关系也处得很融洽。

以后他调联合加工厂任厂长,在筹建该厂和经营管理上都作出了出色成绩。实际证明,部队执行党的起义政策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还有个林鹤,这个人倒真是个国民党的特务,毕业于国民党警官学校,在上海国民党警察局供过职,很受局长的赏识,解放前夕还到台湾打通关节为警察局长买房子置地。

1952年他参军来到新疆兵团,留在师部机关工作。后来上海查到了林鹤的下落,赶来抓人。

部队领导对上海来的同志说:“林鹤当过特务,那已是历史问题,再说本人也没有血债。来我们这里工作后,也没发现他有什么特务。你们不能把他带走,我们发现他有特务活动时,再抓也不迟。”事后仍让林鹤当干部。

一次师领导到南五宫,看到那里的营房盖得别致大方,就问谁设计的,这个团的政委告诉领导,是一位叫邵得时的营长。

领导说:“你把他找来,我要见他。"邵得时是个只有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军人,很精干。干部简单问了一下他的情况,知道他高中毕业后考人军校,学过工程,起义前在国民党部队当工兵连长。

大家很高兴,说:“想不到你搞建设还是个行家!这房子盖得不错。"

接着就让他跟我学车到师部接受建设石河子新师部的任务,经和其他师领导一起研究,让他担任了师基建科科长。

他后来在开垦荒地,规划条田、渠道、道路和设计师部、礼堂、招待所等建设中,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做出了草有成效的贡献。

王慕韩起义时是个团长,有文化,工作能力强,善计划且又肯于钻研农业技术,工作很有魄力,是个人才。领导很佩服他。

提到师里担任副师长之后,主管全师的农业生产。他上任不久,提出走扩大面积增加总产的道路,理由是荒地多,人工、肥料少,只好广种薄收;几年以后,又向党委提出提高单产增加总产的建议,理由是荒地越来越少,人工、肥料增多,一切条件改善,应该向生产的深度发展。

这种发展生产的战略眼光是哪里来的呢?后来听他谈学习《矛盾论》的体会,大家才找到答案。

这样一位有头脑的好干部,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打死了。想起他的冤屈,很多人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对待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部队领导都能历史地、客观地去看待,不抓辫子,让他们轻装上阵搞工作。

李崇正起义前是骑兵团长,“三反时,团里形而上学地算他旧社会的贪污账,算成了几十万元的大贪污犯,限制了他的自由,师领导听说后很生气。

可在运动头上,只好强压怒火,把他调到军官队当副队长,待运动势头过后,就将他安排到另一个团当团长。领导根本没问他贪污的事。

以后又调了几个单位,他工作都很好,后来提升为农十师副师长。还有个金练,是二十六师后勤处副处长,“三反”时他主动交代在旧社会贪污1万多银元,兵团认为是一只“大老虎”,很典型,批示要枪毙。

师领导听了后就感到不公平，人家相信我们才交代了在旧社会贪赃枉法的罪行,怎能一坦白就要枪毙,这样谁还敢讲真话!

经过据理力争,金练没有成为刀下之鬼。他非常感激党的政策,工作勤息、认真,再也没有发生过贪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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