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兵以诈立”——那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之所在，却很少有人听说过“兵以仁立”。“诈”“仁”本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字眼，既然“兵以诈立”，又如何能够“兵以仁立”呢？两者显然是一对非此即彼的命题。然而，思想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多样性与包容性。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已存在了。

具体而言，在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诸子时代，“兵以诈立”仅代表正统兵家思想，而儒、道、法、墨等各家均有自己的兵学主张。其中，“兵以仁立”便是儒家兵学鲜明的核心思想。荀子在《议兵篇》中以其滔滔雄辩，驳斥“兵以诈立”，并为儒家兵学正名，堪称经典。他讲，“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

荀子的话没有半点错误。由于儒家思想逐渐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兵学观对后世中华兵学的影响非常大，《三略》《六韬》乃至清末民初的《曾胡治兵语录》等后世兵书无不具有浓重的儒家色彩。而正统兵家的“兵以诈立”也没错，《孙子兵法》既然被视为“兵家圣经”，自然有其道理在。事实上，这种明显分野完全可以用更大的理论框架融为一体，即治兵以仁、用兵以诈，两者皆属兵学范畴，且都十分重要。正如唐《太白阴经》所讲，“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

以现代军语观之，“兵以诈立”是用于对敌作战的，“兵以仁立”是用于军队建设的。对外须“诈”，不诈无以取胜；对内要“仁”，不仁无以成军。两者泾渭分明，各有所指，且皆非常重要，分别服务战、建两线，共同支撑军队大业。最忌讳的是，两者交叉甚至反方向用力，那叫“乱军引胜”。当然，放在今天的语境中，“仁”又可以解释为“诚”。对于和平时期的军队与军人而言，“诚”至为可贵，即：对国家要一片赤诚，对事业要一片忠诚，对组织要一片恳诚，对同志要一片真诚，对工作要一片热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