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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文艺争鸣，作者丁帆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舒晋瑜 著 作家出版社
在文学编辑兼文学记者身份的朋友中，有两个人与我过从甚密，一个是“京派”的舒晋瑜，另一个是“海派”的傅小平，前者偏重于感性的文学化的采访，后者则偏重于理性的批评式的采访。
当我正在为舒晋瑜的《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写一篇评论随笔时，休息之余，突见网上转发了几篇评论晋瑜访谈录的文章，尤其是作家徐坤为今年1月刚刚出版的《中国女作家访谈录》写的那篇《把访谈做成一门学问》，甚为精彩，评书论人，深入肌理，可谓赞誉有加。徐坤是将这本书与《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进行平行比较研究的，是从“学问”的角度切入，用充满着描写的激情抒写访谈主角的，所以，我只能从另外的视角去看访谈者是如何诱导被访者进入其设置的伏击圈的。
舒晋瑜是我交往多年的朋友，从最初的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呆板书信交往开始，到许许多多的学术讨论会后的聊天；复至相互之间对某种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看法交流；再到几次彼此之间深度的访谈；又到合作“酒事江湖”专栏，我们之间的默契度亦就越来越高了。
文学作者、文学编辑和文学记者的三重角色扮演，是舒晋瑜采访的底色和基调，她在三种角色的转换中游刃有余，获得了文学界一片赞誉。究其缘由，我以为舒晋瑜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具备了这几种素养的：首先，是抓选题的敏锐触角，问题提到点子上，而且通篇以散文化的形式呈现；其次，是认真通读被访者的作品，找到对话的兴奋点；最后，是在剖析作品时深度了解被访者的心理状态，如何在访谈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随时调整好自己的仰视、平视和俯视的姿态。
无疑，舒晋瑜是一个具有灵性的记者，因为早年她也有一个做作家的梦，进行过文学创作活动，由于职业的要求，选择文学访谈，应该也是发挥形象思维的一个二度创作的窗口，所以，把访谈做成好读好看的散文风格的长文，读起来就很有味道了，能与各种各样具有不同个性的男男女女作家谈心里话，没有火候和心理的掌控，显然是容易失败的，而且还要具备那种对突发问题随机而变的应急能力，用苏童那个“战地记者”的形象比喻来说：
“
舒晋瑜似乎是一个文学的战地记者，她用细腻的热情的笔触勾勒文学的硝烟战火，以及文学战士们的精神世界。
”
是的，要跟上当下文学发展的节奏和步点，就必须进入“前沿阵地”，所以用很快的速度捕捉到具有高度显示的文坛信息和作家心理，没有一双敏锐观察行情的眼睛是不行的，尤其是在暗夜里观察文学潮流的涌动，是需要猫头鹰一样的灵性的。因此，访谈者向被访者提问就是一门艺术，你的提问倘若与三流记者一样，提出那种千篇一律的幼稚套话，就会让作家和读者感到失望和无奈，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作家不喜欢被采访的原因所在。
找到访谈的“文眼”，也许就是舒晋瑜打开作家心灵的诀窍，她的解锁钥匙就是她拟写的采访提纲，在这个母题（她设置的“伏击圈”）之下，再延伸出若干个子问题，既有逻辑条理，又可成为随机发挥的变数，给被访者留下倾诉的空间。就拿此书的开篇之作《与时代同行，为生民立转》来说，与徐坤的访谈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首先，“作家王蒙曾称徐坤为‘女王朔’，其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引出的话题是要解决徐坤出道时，文化语境给她的作品风格抹上的浓重历史色彩，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王蒙的话未必全对，但于当年的年轻女作家来说，则是一种激励和鞭策，亦如徐坤所总结的那三条：一是时代瞬息万变，从农耕文明的写作语境直接跨越到“后现代”语境之中的时代机遇来到了，就看作家能否抓住机遇；二是能够冲锋陷阵的作家，才能获得成功，有勇气、有胆识的作家可以在“文坛特殊的沉闷的日子里捏出一个响来”，所以王朔的文风感动了许多年轻作家，而女作家却是异数，而《狗日的足球》就是一种徐坤式的宣泄；三是“除了戏谑、解构、嘲笑外，能不能再稳健庄重些，能有一些建构的思想意见表达”。显然，第三条是与前面两条相矛盾的，如此这般，哪还有什么“女王朔”的诞生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采访虽然不可全作信史来读，但彼时彼刻脱口而出的作家在无意识层面的心迹表达，恰恰就是一种文学史可资的原始材料。
接下去按照时序排列出的徐坤创作发展过程中的五个子问题，从“厨房”到“广场”，再到“庙堂”，突出的作家代表作的分析就用了两个段落，可见采访者的用心所在，舒晋瑜没有把获得鲁奖的《厨房》放在重头，的确是慧眼识珠，因为种种原因，鲁奖和茅奖评出来的作家作品中，并不都是一个作家创作中的扛鼎之作，而第二、第三个提问是集中在徐坤的《野草根》和《八月狂想曲》上，这个“采点”抓得很准，尤其第三问“《野草根》被评价为女版的《活着》。三代女性始终在生活的夹缝中挣扎奋斗、狂欢跳跃，如风中摇曳的野草生生不息”。无疑，采访者用这样抒情化的形象导语带出了自身的价值判断，虽不显山露水，但却自带立场，从客观效果上来看，访者突破了评奖规则阈定的重围，让徐坤说出了真话：
“当年这部小说被评为‘2007年十大中国好书’，但在今天看来价值是被低估了。”的确，文学史上可以留下的徐坤作品《野草根》应该排在首位的，因为“构成广袤东北大地上四十年的最为壮观的风俗画风情画和最为激越的命运交响曲。”
既是作家徐坤自己认识到的作品亮点，又是采访者舒晋瑜敏感意识到的作品高点，同时也是像我这样的读者从中悟出的作品文学史意义。
同样，在采访中，舒晋瑜善于从作品的阅读中找到撬开作家嘴巴的技巧，让其按照自己设定的思路，敞开心扉去言说肺腑之言，这也是一种艺术灵性的驱使。比如对邵丽的采访中，访者引出的话题，让作家说出爆发在灵魂深处的絮语，才是最真实最感人的天籁。围绕着作品所要表达的人性问题：“人生的过程是一个灵与肉痛苦挣扎的过程”成为采访的主色调，邵丽获得第四届鲁奖的短篇小说《明惠的诞生》，是当之无愧的，这篇作品是我当年最先评论过的“城市异乡者”中“小姐”形象描写的杰作之一，是的，正如作者所言：“很少考虑写作的技术问题，重点是用真情实感书写，先打动自己，然后才能打动作者。”从中，我悟出了一个采访门道——采访者在采访过程中，不仅仅是面对被访者的“二人转”，还要考虑到那些“看客”的阅读期待和阅读心理。说实话，我最击赏的邵丽作品是《天台上的父亲》，那个一旦脱离了权力的“父亲”，“他就成为一具活尸游魂”，而舒晋瑜的一问却是击中要害的一剑，被邵丽说成“这是一个好问题”：
“小说中的父亲隔膜又熟悉。多数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不太让人亲近，是‘天台’上的父亲。父亲自杀了，‘我’和哥哥妹妹才接近父亲，了解父亲，在母亲的讲述里，在父亲的记录里。走近父亲，把父亲从‘天台’找回来，是您的一种理想或向往吗?”父权的这一问，让邵丽说出了那个金句：“所以，一方面是父亲无处不在，另外一方面，父亲永远都是缺失的。”
在葛水平的采访中，对处女作《裸地》引出来的话题，让被访者渐入佳境，迸发出了灵魂呐喊的金句：“我想了很久，什么叫生活?中国农民与土地目不斜视的狂欢才叫生活。”我没有看过葛水平的这篇处女作，但是，她的《喊山》甫一发表，就让我刮目相看这个陌生的女作家，因为作品给中国乡土小说添上了一笔笔浓墨重彩的风俗画、风景画和风情画。而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对这个女作家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和平》的采访：
“面对战争横冲直撞的恐惧和无辜生命死亡的慌悚”主题词，让作品散发出的另一种充满着人性价值观，在战争悲剧的描写中诞生，让我喜出望外。前年为评审“凤凰长篇原创奖”的时候，一字一句地看完了“试读本”初稿，虽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但仍然被书中宏大历史题材背景中的人物描写所深深地感动了，也为作者的创作理念所折服：“庞大数字的震撼力永远建立在‘一’的基础上，《和平》也是在一个中国人与一个日本人的基础上讲故事。”能够在这个哲思层面写作的人并不多见，人生在悲剧中“活下去只有一个来源，那就是迎接，就像迎接明天一样。为活着投入热情，这是人性的本能”。“活着都很艰难的人要他们怎么觉醒?人间众生相，我写他们时从人物出发，写作者的情感的限度，事实就是爱的能力的限度，我爱笔下所有出现的人物，因为他们出现在战争年代。”我惊悚这个女作家的写作气度，从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女主绿萍青春时被日本青年诱奸后生下孩子时活着的平静，看到了日本军妓为那个侵略国激情活着的缘由，终于听清楚了葛水平的灵魂呐喊——“日本女性自愿奉献自己的身体，并成为许多女性的梦想，战争结束后她们伤痕累累的身体无处安放。中国女性在男权秩序的社会，受制于传统礼教的束缚，对一个家族的未来承担了不为人知的苦难。假如一个人没有忍耐和顽强的意志，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就是《和平》俯视底层人民面对悲剧的生存观念，它让小说中的人物活起来了，它让主题的表达更有独特哲理意涵了。倘若没有这个访谈录，我仍然会对这部作品的阐释陷入混沌的理解之中。
20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的学科还是附设在中国语言文学门类之中的，培养的学生交予用人单位后，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新闻专业毕业的学生上手快，中文专业毕业的学生后劲大。而舒晋瑜则是新闻专业毕业生里的一个异数，她不仅上手快，而且后劲也大，因为她酷爱文学，也经历过创作的甘苦。
所以，作为一名文学记者，案头工作是必须认真的，采访前大量的作品阅读和作家个人资料的准备，都是要耗费巨大精力的，从这本《倾谈录》的体例来看，“采访手记”中包含的作家作品和重要代表作的分析简介都具有学术的规范性，而提纲、提问的学术的准确概括，是需要学术眼光的。提问的艺术技巧，甚至作家的生活与爱好，都须做好精心的预设，这才是一个优秀的文学记者所具备的素养和素质。有时貌似闲聊的提问，却是给作家的一次倾诉的表演舞台，这种看似闲笔的聊天，不仅仅是记者对访谈节奏感的把控，而且也会使整个访谈变成一种生活化的友人心灵交流，一下就拉近了与那些陌生与半陌生被访者的距离。这个策略在作家群里做得游刃有余，而在批评家那里有时就显得有点拘谨了。
这部书中有许许多多我很熟悉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数钱中文先生了，可能是对学术前辈的尊重，也许是一种畏惧，这篇访谈就显得中规中矩，话题的疆域似乎打不开，露出了陌生的怯来。我与钱先生相识30多年，他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学者，但也有风趣诙谐的一面，倘若多一些“画外音”的调节，被访者的理论个性就会凸显出来。相比之下，对贺绍俊、王尧、黄发有、张莉的采访就显得活泼多了，评论之外的交谈，让访谈在烟火气中轻松起来，读者在这样的范围中获取的收益更多更大，尤其是与王尧的对谈，交流面的扩大，在话题不断转换中，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得到了很好的释放——采访者与被访者只有在平视、仰视和俯视镜头不断地变幻中，才能调节好气氛，把作家埋在心底里的感受引诱倾泻出来。
其实，从我个人的兴趣来说，我最喜欢的是那篇与董燕生的访谈录，因为围绕百年中国新文学以来翻译作品的“直译”和“意译”问题，持续争论不休，这个悖论至今都无法解决。而这篇采访录恰恰就是围绕杨绛先生所译《堂吉诃德》展开的，21年前的6月我的挚友陈众议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背叛之背叛》一文，就杨绛译本中直译女人“胸口还长着毛呢”进行原义准确与否的讨论。而同年8月，林一安先生仍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莫把错译当经典》的文章，对杨绛先生的译本引发的歧义做出了反面批评，同时也提及另外两位南大西语系的孙家孟先生和屠孟超先生在十月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的两个译本，也同样是沿用了杨译本“胸口还长着毛”的译法。紧接着，众议兄又在次年的《外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评〈莫把错译当经典〉》一文。这桩公案在董燕生的采访中又一次被提起，作为这桩公案的“吃瓜者”，一个《堂吉诃德》的爱好者，我也是在两种译法的优劣评价中彷徨，左右为难——如何忠实原著，让读者真正准确地领悟到这部伟大作品思想和艺术的内涵，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命题，董译本的“意译”，即“有股丈夫气”似乎更能准确地表达出翻译的规范，且更能够让中国的读者接受这样的词语表达。而“直译”的“胸口还长着毛呢”，虽然会引起歧义，让不知俚语典故的中国读者误以为这个女人胸口真的长着毛呢，但是，这样的“直译”恰恰又富含着强烈的文学艺术感染力。我认为这样的争论与访谈对话是有益于推动翻译界进步的命题，窃以为，遇到这样的难题，其实多加一些注释就可解决。
舒晋瑜一本接着一本的“深度”采访录陆续出版，下面还会不断延续下去，她成了中国文学采访者中能够入史的“战地记者”，但如何真正地“深度”下去，让采访不仅仅成为“口述史”的档案资料，进入文学史的序列，还得使其更有信史的严谨，这将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事业。
其实，我以为即使舒晋瑜掌握了许多第一手“鲁奖”和“茅奖”中不可宣示的幕后秘闻，她也是不能全都公布的，比如当年她在采访本人时，我把自己记录的一本评奖札记给她看，指着其中的许多细节记录说，这个能发表吗?她只能无奈地摇头。
作为共和国文学的一份份档案，我仍然希望舒晋瑜的访谈录继续坚持下去，倒是劝君不要局限在鲁奖、茅奖和女性作家的范畴，有些专题性的采访，或许文学史的资料意义会更大，比如寻找那些文学史上的失踪作家，也许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本文刊于《文艺争鸣》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