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代沟，是指人与人之间在三观以及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很容易形成对立和冲突。又因为这种矛盾大多出现在两代人之间，故以代沟谓之，也算恰如其分。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活节奏愈快，代沟问题出现得也越来越频繁

但这个足以形成“沟”的代是怎么划分的，往往会引起争议。习惯上，人们会按照辈分划分代际，比如说爷爷辈的算是一代人，父亲及叔伯算一代，我们自己是又一代，生了儿子是下一代……不过这种代际划分少说也得相差个20来年，这么长的时间在节奏愈快、变化愈速的现代社会足够让代沟深如马里亚纳海沟。因此又有了以10年为限划分代际的说法，如70后、80后、90后；甚至有人觉得10年也太久，干脆用5年划代，就又有了85后、95后；甚至如今有年龄相仿的人，因为相互看不顺眼，也能将其称之为代沟。

不过在古代因为生活节奏慢且平均预期寿命低，所以通常将30年当作人的一辈子来看待，称之为“一世”。因此在那个年代要产生代沟，父子都不够资格，起码得祖孙：

“子曰：‘必世而后仁。’盖言天下大乱，人失其性，凶恶不可告诏。三十年后，此辈老死殆尽，后生可教而渐成美俗也。”（《癸辛杂识别集·别集下·必世后仁》）

但这并不意味着代沟的问题在古代就不严重，毕竟我们的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时间长了就像林子大了，肯定什么鸟儿都有。

比如说汉人和明人。表面看上去相差了1500年的两朝人基本没什么两样，都是束发右衽，忠孝为本，耕读为重，家国为大……似乎除了上古和中古汉语口音差距有点大，其他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儿啊。

汉与明看似类同，但实际上有太多差异之处

可真要是把一个明人穿越到汉朝，我们就会发现表面相似度极高的两朝人，在精神世界上的距离像是一个在地球，另一个在火星。

比如那个明人要是在一群汉人面前掏出 “祖宗家法”，大讲特讲以德服人、怀柔抚远以及什么“不征之国”之类的鬼话，信不信他会被揍成个猪头，甚至被活活打死也不奇怪？

为啥不是用唾沫星子淹死？因为在习惯上汉人只要能动手，就从来不哔哔。

大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已经68岁高龄的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最后一版《皇明祖训》。话说一辈子都是操心命的朱老爷子自打登基为帝的第二年开始，就着手编纂这部他所认定的留给朱氏子孙后代最重要的遗产，并于洪武六年（公元1673年）修成，此后又经两次修订后终于成书。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立下无数祖宗家法，也给大明王朝带来隐患无数

这部《皇明祖训》是朱元璋一生政治经验和为君之道的总结之作，也是他所认定的要成为一个大明朝的合格皇帝所必须遵守的“岗位职责说明书”。这说明朱元璋认为自己的皇帝生涯是完美的，在他治下的大明帝国更是毫无瑕疵的，因此未来继承了帝位的朱氏子孙只要全盘照搬这部“祖宗家法”就能保证天下太平，朱氏江山随随便便都能万万年。

既然是祖宗家法，那么老老实实的遵守就好了，老朱决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乃至更易一字：

“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皇明祖训·序》）

这既体现了朱元璋强大的自信，但也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开国之君最大的缺陷和不足。

在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中，出身最低微的唯汉之刘邦和明之朱元璋。不过人家老刘非常有自知之明，除了立了个“非刘氏为王，天下共诛之”的flag外，对子孙如何当皇帝这码事完全采取放任的态度，更没拿祖宗家法的条条框框去横加干涉。于是在大汉朝的405年间，既有宽和文景，又有铁血刘彻，国力中衰了有孝宣中兴，王莽篡逆了有光武复国，当然也少不了元成、桓灵这样不靠谱的败家子。反正两汉29帝中啥品种都有，非常有开放性，这也使得那段历史非常的丰富多彩，难怪后人读《汉书》可以下酒。

刘邦和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个性，塑造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帝国

跟刘邦相比，朱元璋才是真正的赤贫阶级。打一出生起，他种过地，放过牛，当过和尚，要过饭。直到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252年）加入郭子兴领导的义军以后，朱元璋才真正摆脱了饥寒交迫、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恐惧。

而这时，他已经是个25岁的成年人，三观基本定型。哪怕日后的身份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但朱元璋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知和看法却已经很难再动摇了。

不得不承认，朱元璋天生就有帝王之姿。他所开创的伟业哪怕作为敌人也得钦佩不已。像清朝时康熙南巡，六次遣官拜祭，五次亲往谒陵；乾隆六次南巡，更是次次至明孝陵“拈香奠酒”。且这两位开创了清朝极盛期、在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满洲皇帝，在祭拜老朱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以表达对后者的敬仰和追思，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举动。尤其是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爱新觉罗·玄烨第三次南巡时，非但不顾大臣的劝阻亲往祭祀，还亲笔题下“治隆唐宋”碑，堪称是对朱元璋一生功业最高的赞誉：

“庚戌。谕大学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创业之君。朕两次南巡俱举祀典，亲往奠醊。今朕临幸，当再亲祭。’大学士等奏曰：‘皇上两次南巡，业蒙亲往奠醊，今应遣大臣致奠。’上曰：‘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着兵部尚书席尔达致祭行礼，朕亲往奠。’”（《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九十三·康熙三十八年》）

但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真的做到了强过盛唐、富过两宋吗？实事求是的讲，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最起码也是值得推敲质疑的。之所以会是这样的结果，有些原因是人力不可逆的，比如周期性的小冰河期，比如变得越来越难缠的各种蛮夷，比如随着时代的进步，王朝制必然走向衰败末路等等，而大明朝偏偏一个不拉的将这些倒霉催的破事趟了个遍；而另一部分原因就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了，其中朱元璋就应该背上最大的那口锅。

无论如何，朱元璋都是一代雄主明君，历史地位堪与秦皇、汉武、唐宗相提并论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搞出的这本《皇明祖训》。

话说自古帝王为后代子孙乃至臣子定规矩、立家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老朱也不是首创者——起码我记得刘邦留下过白马之誓，李世民写过《帝范》，武则天修过《臣轨》，两宋以后开始有了各种《圣训》，还有个真假难辨的《太祖誓碑》。不过立下这些祖宗家法的历代皇帝，没有一个说过后代子孙“一字不可改易”这种狠话，相反他们定下的规矩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起码人家都懂得与时俱进的道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世民搞出来的《帝范》。李大帝告诉太子李治，这本书就算是你老子的遗言，你继位登基后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不知道如何解决，可以拿这本书参考一下。而且在书中李世民也没像老朱那样凡事都定下不许更改的“成法”，而是大讲特讲一些宽泛但对具体事务有着很强指导意义的原则和道理。比如他在教导子孙为君者要志存高远，以高标准严要求确定目标时，就这样写道：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帝范·卷四·崇文第十二》）

看似没说啥具体事，但干啥事的中心思想都阐述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水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皇明祖训》——老朱的啰里啰嗦以及多管闲事到了何种程度？连他26个儿子以下的后20代该怎样取名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哪怕是后来大逆不道的搞了把靖难的朱老四，也得规规矩矩的按照“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的顺序给子孙后代命名。

朱棣的子孙才把朱元璋的取名规则用了一半，大明朝就没了

更何况这部《皇明祖训》编纂得也像老朱的文化水平一样忽高忽低。有的事情本来在前一章讲过了，到了下一章这位洪武大帝似乎是怕自己的不肖子孙智商太低或不够重视，非得再捡起来重说一遍。这倒不是重点，问题在于朱元璋几乎把一个皇帝该管的所有事情都管到了，还是死规矩不许改的那种，这样一来大明朝后来的皇帝还能干点啥？当个遇到事情就只会翻书寻找祖制的工具人？

当皇帝的要是不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那么这个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滋味？

所以从朱元璋亲手指定的接班人、建文帝朱允炆开始，《皇明祖训》所定下来的祖宗家法实际上就在不断的遭到破坏。只是有些规矩好破，比如假期——工作狂老朱深信“996是福报”的人生至理，所以规定大明朝的官员一年就放3天假（元旦、冬至和老朱过生日那天），然后连上362天班……这么搞谁能受得了？所以等到这位太祖高皇帝一挂掉，举朝上下便空前一致的团结起来（这种团结在大明朝几乎也是绝后的），立刻把这个祖宗家法给丢进了犄角旮旯。而且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官员们的假期长度走出了一条长红的大阳线，最后达到了一年50多天。

在这种事情上无论君臣利益一致，所以“祖宗家法”这四个字大家都可以假装不认识。可问题是在财税、军制、外交、民政、宗藩、商贸等更重要的领域，老朱一通乱搞定下的规矩虽然弊端日重，但因为有着无数攀附其上的食利阶层的存在，“祖宗家法”四字就是钢浇铁铸般的不可动摇了。

老朱搞的宗藩分封制，就是拖垮大明朝财政最大的罪魁祸首

所以说要是把大明朝最终亡国的黑锅背到朱元璋、乃至这部《皇明祖训》上，其实也并非说不过去。

在《皇明祖训》一开篇的首章，老朱先讲了他所认为最重要的四件事——其一曰禁酷刑；其二曰禁立（宰）相；其三曰宗室犯法关臣子屁事；最后一件事就是钦点十五国，作为大明王朝永久性的“不征之国”：

“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话说在今天就算有不同国家间关系好得可以合穿一条裤子、永远都不想互掐，那也得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缔结个和平友好条约啥的。就算有国家或地区自认是个怂货，想要取得永久中立国地位，也得弄个有公信力的国际条约护体才行。反正这种涉及国际关系的事务，好像从来都不是谁关起门来自己就能定下来的。

老朱定下的不征之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身居海外

但老朱就行——他大笔一挥，就赐予了15国免于遭受大明朝军事攻击的永久性待遇。而且这种待遇无须经过任何协商和谈判，甚至用不着通知对方一声。因为在这位洪武大帝看来，他只是在处理“家务”而非国际事务，至于那15国因此走了狗屎运，只是受这件家务事的余波影响罢了。而且这种待遇对老朱来说更像是一种赏赐和施舍，那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然而，朱元璋这种天朝上国式的傲慢，很快就被冷酷的现实击打得支离破碎，并让他的大明王朝在其后的近300年时间里，遭受了无数的尴尬和灾难。

比如高丽。虽然早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丽就接受册封、使用洪武年号，成为明朝的属国，但一直在背地里跟北元继续勾勾搭搭。尤其是在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出使高丽的大明使节蔡斌和林密遭到公然的绑架和杀害后，明朝与高丽的关系更加恶化，高丽王王禑干脆恢复了与北元的宗藩关系，等于是明晃晃的打了朱元璋一记耳光。及至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高丽军队更是胆大包天的觊觎铁岭卫，与明军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王禑决定发动大军吞并整个辽东。之所以这仗没打起来，是因为高丽军主帅李成桂野心勃勃，出兵途中突然杀出一招回马枪归国夺位，并在4年后篡位自立。此后为了压制国内的反对力量、稳固李氏江山，李成桂才归附大明，并使用了朱元璋亲赐的国号“朝鲜”。

在高丽实际上已经叛离大明王朝的这近20年里，朱元璋干了什么？除了无能狂怒，就是大肆嘲讽隋唐征伐高句丽之举为“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高丽史·卷四十三·世家第四十三》），要不就是没完没了的给高丽王下诏写信，像个碎嘴老妈子一般或劝说或威胁。总之就是想让高丽小老弟乖觉点、听话点，别总是给他找麻烦。

表面上事明最恭的朝鲜，其实一直在明里暗里搞小动作

可问题是给他找麻烦的不止一个高丽，还有日本。关于倭寇，我们最熟悉的是其在明中期的嘉靖年间给我国东南沿海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戚继光、胡宗宪等人的抗倭事迹。但事实上早在元朝末年，倭寇便已经开始我国沿海地区活动，到了明朝立国后，这股风潮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发的肆无忌惮。尤其是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倭寇先是入侵山东沿海，又转掠浙江明、台、温诸州，再入福建沿海郡县抢掠，简直是践踏大明海疆如入无人之境。

对此，朱元璋自然是勃然大怒，于是遣使斥责日本国主，令其约束臣民，不得再度犯境。

结果呢？大明朝的使者又被砍了脑袋。

老朱继续大怒，所以再派使者，继续交涉。恰巧此时主持日本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想要获得与大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机会，于是开始约束倭寇，双方皆大欢喜。

不过在足利义满退位以后，其子足利义持对朝贡啥的不感兴趣，于是开始对倭寇持放任态度。对于明朝的抗议，他坚称“我国自古不向外称臣”，对取缔倭寇的要求置之不理。

不过这时候老朱已经挂掉了，即便要发怒也轮不到他了。

轮不到朱元璋去发怒的还有安南。而且他家朱老四这个“逆子”连老朱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都敢给靖难掉，更何况区区不征之国？所以当安南不安分时，永乐大帝朱棣根本不哔哔，伸手就打，打一遍不服就再抽一顿，直到把把安南国抽成了交趾布政使司。

只可惜大明朝的逆子只有朱棣一位。那个在自己爷爷面前扮演“好圣孙”，但实际上却是曾爷爷朱元璋的孝子贤孙的明宣宗朱瞻基一即位，就打着祖宗家法的旗号主动放弃了安南。

好容易有朱棣这个“逆子”破了不征之国的家法，可惜还是做了无用功

从此中国再无交趾，世间却多出了个越南。

自打朱元璋颁布不征之国的大名单到明亡的250年间，基本兑现了承诺——只要你不招惹我，说不征就是不征。就算招惹了……除了朱老四外还是没人征过（万历朝倒是抗日援朝了，但也还是连小本子的家门口都没摸到过）。

而那15个不征之国，除了离得太远和过于弱小的外，几乎都没少打过大明朝的主意。像是倭寇之乱延绵了几乎大明终朝（从1369年到1624年，共256年），其中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到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这历时13年的嘉靖倭乱造成的损失最为惨重：

“由是倭轻中国，悉境而来，岁渐增。内地巨猾投贼为用，破浙东、杭、嘉、湖、苏、松、常、镇、淮、扬至南通州诸沿江郡县不下数百处，杀伤人民百余万。守土以丧地被逮，总师以失律受诛者无数。”（《海寇记·卷一》）

对此，老朱家的孝子贤孙们严守祖宗家法，要么对此视而不见，能做到守土卫国的已是极限。除此之外，看似只折腾过一时的安南、朝鲜其实也一直没消停。终明一朝，安南始终扰边不绝，表面上最恭顺的朝鲜更是悄咪咪将现如今其境内的咸境北道等地区骗到了手。

我们东北有句话，叫“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哏赳赳”——无论古今，天朝上国的威信和地位都是用铁与血打出来的，批判的武器永远取代不了武器的批判。所以朱元璋所谓不征之国的施舍和赏赐，注定达不到他想要的目的。

天朝上国的威信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

不将其头敲碎、腿打折、肋把扇敲骨折，人家为啥要奉你为宗主，认你是天朝上国？

之所以在文章一开篇拿汉人跟明人作比较，是因为这两个同样由出身草莽的英雄人物建立起来的王朝，其外在气质和个性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同样是使节被蕞尔小国砍了脑袋，朱元璋在无能狂怒之后只能耐着性子继续跟人家扯皮，可人家大汉朝是怎么干的？

“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

大汉使节苏武嚣张跋扈，可来自于恼羞成怒的匈奴单于最大的报复，也不过是把他扔到北海去放羊，就是不敢一刀砍死他。

匈奴单于为啥把苏武弄到北海放羊？因为放了没面子，砍了又没胆子

拿一个苏武勾搭不来匈奴人，汉武大帝就亲自出马——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刘彻亲率18万骑兵分12路北上巡视边关，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向躲在不远处窥视的匈奴人耀武扬威——朕就在这里，彼辈可敢一战？

早就被吓破胆的匈奴人当然不敢露头。于是非常不满意的刘彻就又派个叫郭吉的使节继续给匈奴人下战书：

“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

对于这份极具侮辱性质的战书，无能狂怒的乌维单于既不敢应战，也不敢杀掉郭吉出气，只好把建议他接见汉使的匈奴贵族宰掉，然后带着部族逃之夭夭。

这就是汉人。无论君臣看似个个能把牛bī吹得满天飞，但人家说到就能做到。谁要不服，可以去阴曹地府请教一下南越王、宛王以及朝鲜王的意见。

在大汉朝，傅介子单枪匹马就敢去刺杀楼兰王，常惠带500汉军就能灭了龟兹国，陈汤敢矫诏亡康居、诛郅支单于，更别提班超携三十六骑即纵横西域。这些故事众所周知，其实更多能彰显汉人“帝国主义嘴脸”的事迹早已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比如说有谁听过魏和意与任昌的名字？这两位老兄在出使乌孙国期间，发现国王泥靡有“反汉”倾向，干脆自作主张在宫廷宴会上当着成百上千个异族人的面公然刺杀泥靡！

汉儒的手中可以无笔、无书，但不能无剑

换位思考一下，就算老魏和老任武功高强，在这种场合下想弄死泥靡也几无可能，相反他俩倒是大概率被砍成肉泥。那为啥还要干这种看上去毫无意义的蠢事？

我以为魏和意与任昌真实的目的就是想借泥靡之手惨死当场。为啥？想想他俩的老大刘彻是个啥脾气？死个汉使，必灭一国！这回死俩，乌孙国还不得灰飞烟灭？

这样一来他俩的送死行为一可为国开疆拓土，二来必将扬名于天下，而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区区一死而已，岂不快哉？

只可惜泥靡之废柴出人意料——这货被砍伤后只顾着逃跑，居然忘记了弄死汉使。事后其子细沈瘦发兵围困解忧公主达数月之久，幸为西域都护郑吉所救。对此刘彻非常不满意，干脆砍死了魏和意与任昌，让这两位老兄偷鸡不成蚀把米，扬名之望也成了镜花水月。

但这就是汉人，为了功名不惜命，视各路蛮夷如草芥。因此如今那句令人热血沸腾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在汉人看来就跟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根本不算是吹牛bī。

那啥才算？大概就是被许多人视为狂妄至极的“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的原句了：

“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七十九》）

这种思路和脑洞，对于明人来说几乎就是不可思议的。

明朝的开国两祖算是大明十六帝中最有志向的了。可是我们翻开史书就会发现，朱元璋虽然是打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名义开创大业，但他对同为反元义军的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下手可比对蒙古人狠多了。而且老朱在平定南方后的挥师北伐，也很有些三心二意的意思，看上去就是把元廷撵回塞北就满足了。在真正成为天下之主以后，朱元璋倒是对蒙古人产生了很强的忧患意识，但包括洪武年间的13次北伐以及朱棣的5次北征，除了劳师糜饷、给大明朝带来一大堆财政危机外，其实并没有给蒙古人造成致命的打击，更谈不上开疆拓土。

我一直坚持认为这段话是“明黑”搞出来的，因为……太特么丢老朱家的人了

至于二祖之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土木之围不用说，此后蒙古人跑到大明朝的京师周边露一小脸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等好不容易把蒙古人熬不行了，建州女真又崛起了……反正终明一朝，朱元璋和朱棣的子孙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忙着保家卫国，“虽远必诛”、“日月所照”啥的哪怕是最铁杆的明粉也不敢YY一下。

能大讲特讲的，唯有什么“不割地，不称臣，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看上去就充斥着铁血悲壮、催人泪下的气息，但怎么总给人一种“虽然我成天挨打，但我就是不服”的似强实怂的味道？

能耐着性子看到这里的朋友，大概又会有指责我的言论过于极端和主观的了吧？

我也承认，拿汉朝和明朝作比较本身就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事情。在汉朝时，帝制还是个新生事物，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无限的潜力，有着极大的开放性和创造性。因此那个时代的汉人，像好奇的孩子般对未知和未来报以希望和探求的欲望，既毫无畏惧也毫无负担。就拿后来因为保守僵化而饱受诟病的儒家来说，汉儒可是一手捧书，一手持剑的，前一刻还是满嘴的“子曰诗云”，下一刻就可能口呼“大复仇”杀人如宰鸡……像前边提到过的纵横异域、动辄灭国弑君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等人，本质上都是儒生。当然更典型的代表还是班超——在他投笔从戎之前，不但打小就博览群书、文才出众，而且出身书香门第。老爹班彪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日月所照”那句狂拽酷炫吊炸天的名言就是出自老班之口），其兄妹班固与班昭合著了可以下酒的《汉书》……

《明史》不能下酒只能憋气，便有人把锅甩给满洲人——话说新朝给前朝修史，抹黑扯淡难道不是常规操作？‍

也许就是因为投胎到了这么个遍地天才的妖孽家庭，班超才觉得自己的前途暗无天日，这才拎起刀子跑到西域另谋出路去了。

这样的儒生，才是汉儒的本色，可到了明朝就一定会被划入另类。

经过1500多年的风雨洗礼，到了大明朝立国时，帝制时代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没落和衰亡，这不是一个朱元璋或朱棣所能扭转的大势。相反，他们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种帝国落日的影响。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遣冯胜、傅友德、蓝玉等率20万大军攻打北元太尉纳哈出，不但取得大捷，更将辽东重新纳入了版图。值此举朝振奋之际，不免有人一高兴就有点上头，便建议这样的仗不妨多打一打，这样的地盘不妨多占一占。

可老朱的反应是什么？居然是跟臣子们大讲特讲“要黄油不要大炮”的道理：

“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不以无疾而服药。国家未宁，以勘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盖兵能弭乱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以瞑眩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殒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尔。”（《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六·洪武二十年》）

朱元璋讲的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问题在于别忘了你老朱可是开国之君啊！开国之君的使命是什么？不就是穷兵黩武、给后代子孙打下大片的地盘，然后再让这帮生于宫闱之中、养于妇人之手的皇N代们拿来“守成”吗？你朱元璋要是能在活着时多弄死几个敌人、多打下几块地盘，老朱家的后代们是不是还能多守成几年，何至于最后就剩下个汉地十八省？

开国之君该干的就是铁与血交织的活计，至于富国养民的事可以交给后代，除非是李世民

“祖”都做不到事情，难道指望“宗”们青出于蓝？这种事情大汉朝可以有，大明朝是真没有。

说回到不征之国。

其实朱元璋弄出来的这15个不征之国，其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统统身居海外。包括高丽和安南在当时也是如此——因为陆路交通的艰难和阻碍，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王朝与其的交往，尤其是商贸往来基本都是通过海路，所以通常将其视为海外之国。

跟大明朝陆路相连的蒙古人，老朱在位31年打了13次，可谓竭尽了全力。可是为啥一遇到全是水的大海就打怵了？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巧合，那就是元朝的开国之君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在位时间跟朱元璋一样，也是31年。更有趣的是在这31年里，忽必烈几乎将朱元璋定下的那15个不征之国统统打了个遍——这些战争的结果也很整齐，那就是全败，而且败得非常惨。

老朱虽然能将老忽的不肖子孙们揍得屁滚尿流，但要是遇上妥懽帖睦尔（元顺帝）的祖宗，他弄不好也会觉得心虚。因此既然老忽都搞不定大海，那咱还是别去自找麻烦了，干脆弄出个不征之国，既有面子又有里子，多好？

当然这个理由是我瞎猜的。我想更大的原因是朱元璋的出身和文化水平限制了他的胸怀和视野，而愈发老朽和保守的儒家思想压制住了他探索未知和未来的欲望和野心。所以在那个大航海时代已经徐徐拉开大幕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朱元璋在无意识下选择了逆潮流而动，那就是搞出了15个不征之国，其实就是实行了海禁这条祖宗家法。

中国人从不畏惧大海，但海禁之政始于明初却是确凿无疑的

没错，就是海禁。虽然有时代和技术等方面的限制，但自秦汉以来中国人探索大海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过，到了宋元时期海上商贸往来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这一进程到了朱元璋立下不征之国的祖宗家法便戛然而止，哪怕“逆子”朱棣折腾了几回郑和下西洋，但也不过是徒劳的挣扎而已。终明一朝，海禁始终是主流，毕竟这样一来官僚和海商们才能借助走私大发横财——为祸250多年的倭寇，大盗巨寇们基本都有着我们非常熟悉的姓氏，相反倒是正牌的倭人没有几个。

在今天因为闭关锁国而被痛骂不止的“我大清”，其实就是照抄了前朝老朱家的作业。因为可以被称为中国实施海禁政策第一人的，就是朱元璋。

当然这样指责老朱，就像质疑朱由检为啥不拿出飞机大炮收拾闯逆、建贼一般无稽和无理。毕竟无论人或事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像我这样马后炮式的大言不惭，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不吐不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