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锡联，军中绰号“小钢炮”，这既是形容他打仗勇猛，也是说他性子直，能讲真话，遇见不平事敢于“开炮”，不管你是达官显贵还是故旧亲朋，只要敢搞歪门邪道，就没有他不敢骂的。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锡联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他曾用16个字总结自己：倔强任性、不屈服人、嫉恶如仇、勇于反抗。12岁参加革命，14岁辞别母亲，跟随红军远征，从马夫到将军，大半生都待在军营，自然也养成了最为纯粹的军人个性。

1975年，82岁高龄的毛主席在物色自己的接班人时，有意跳过尚在世的4位老帅、5位大将，选中陈锡联来执掌三军，就是看中他做事坦荡，从不参与权力之争，是光明磊落的可造之材、可托之人。

但陈锡联真是不争之人？这话也不尽然。

毕竟他在战争年代最有名的一次“开炮”，就是因为八路军改编后的职务问题，找老首长徐向前狠狠告了一状。而且这件事闹出的动静还不小，牵扯了一大批军中宿将，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出面救场，这才稳住了局面。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一贯不恋权势的陈锡联，硬要去争这一争？

八路军改编，几万红军全压缩在三个师的编制内，明显有些臃肿。为此，军队干部精简使用，职务压低安排，甚至外派到地方，也都属于正常现象。

只是这样一来，难免会有人要受些委屈。

当然，受委屈的人中肯定是不包括陈锡联的。相反，这一次全军改编，他可算是得了大便宜。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陈锡联的红10师，可是原封不动地改编成了八路军769团。虽说番号缩小了两级，师变成了团，但八路军的团级番号，可要比红军的师级番号要金贵太多。

首先作为八路军的主力团，陈锡联的老部队没有任何拆分打散，指挥系统也是直接沿用。全团共2900余人，机枪连、迫击炮连、特务连、通信排一应俱全。就这样满编满员的待遇，可不是八路军其余那些地方团、独立团、补充团能够相比的。

其次，因为客观条件限制，红军原来的后勤军需大部分都得靠自己缴获，打一仗饱一顿，不打仗就饿肚子。而八路军就不同了，有番号就有军饷，粮食弹药都能补充，虽然时不时会被老蒋想方设法的克扣，后期甚至直接停发了，但这至少也算得了一些福利。

正规军的番号，主力团的待遇，光这两点，陈锡联也应该知足了。但谁又能想到，部队正式改编后，第一个出来公开抱怨职务低的，又偏偏是他。

关于陈锡联告状这件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在徐向前的回忆录中，就明明白白地记了这样一段话：

“陈锡联见到了我，说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时，有两件事许多人想不通。一件是改名换帽，将红军的番号、帽徽改成中央军的，感情上受不了。一件是整个红军仅改编为三个师，干部层层下放，我们的军长、师长，明明能带一个军、一个师作战，现在却只能带一个团、一个营。”

陈锡联和徐向前感情很深，当年他还是班长的时候，因为一次上街买了几根油条和一碗鸡血汤，被人抓起来，说是“吃喝委员会”，差点被执行了军法。好在徐向前及时得知消息，不仅亲自出面救下了陈锡联，还把那位以“整顿纪律”为由头到处抓人的干部痛批了一顿，说：

“几个小孩子，家里穷，跑出来参加革命，肚子饿了，在一起吃点东西嘛，什么吃喝委员会！抓了的放掉！没有抓的，不许抓！”

这件事，陈锡联记了徐向前一辈子的恩情，所以每次跟老首长谈心，他也都是交心交底，无所顾忌。

少年陈锡联

这次八路军改编是大事，牵扯部队之多、干部之多，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样的麻烦事也最容易得罪人。为此，一般人都是避之不及，偏偏陈锡联口无遮拦，当着徐向前的面就说有“两个想不通”。

要说改名换帽想不通，也是人之常情。但要说职务问题想不通，这就有些矛盾了。陈锡联当了团长还不服气，嫌职务太低？主力团长再往上就是旅级干部了。

陈锡联当时20来岁，说是少年英雄，战功赫赫，这并不为过。但论资历和能力，八路军的那些旅一级将领，那还真不是他能够“碰瓷”的。

就拿129师两个旅长来说。

陈锡联的直属上级是同为湖北老乡的385旅旅长王宏坤，参加过黄麻起义的老资格，他在大别山挑头闹革命的时候，12岁的陈锡联还在帮人放牛。386旅更别说了，旅长是大名鼎鼎的陈赓，黄埔一期的尖子生，论资历和徐向前算一个辈分，他参军的那一年，陈锡联才刚出生。

陈赓（中）

再往后数，就是在129师担任副旅长的陈再道，王维舟，旅参谋长李聚奎、耿飚，个顶个的军中元老，于红军的创立和发展都是立有大功的。这些人，陈锡联见了高低都得喊声老首长。

就算是同级别的团长，例如杨得志、李天佑、贺炳炎，论军功战绩，陈锡联也不见得说能稳压其中任何一个。

那既然都比不过，为何还要告这一状？

其实，陈锡联硬要闹着一闹，并不是为自己叫屈，而是替人鸣不平。

替谁？很多人，包括徐向前。

红军三大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115和120师在人员配置方面没有大改动，这两个师的干部虽然也是降级使用，但都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安排。只有红四方面军改编而来的129师，干部任用普遍存在多副职、多降级的状况。

就连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时得到的任命也仅是129师的副师长。

要知道129师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来的，为何老部队不能由老首长来带？怎么红四方面军改编成一个师，师长还是来自一方面军的刘伯承？

这个问题别说陈锡联想不通，很多四方面军的干部也都想不通。

除了徐向前外，另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人事任命就是李先念。

李先念是什么人？

红军当时刚在河西走廊和马家军打了一仗，因为后援不济，缺乏补给，这仗打得不好，损失很大。但在最危急的时刻，是李先念临危受命，领着400多人47天走了740公里（1400余里），穿越号称“死亡之海”的茫茫戈壁，翻越天险祁连山，最终成功突围。

李先念

在这400人中，师级干部以上有10多人，团营连干部70多人，战士都是3年以上的老兵，还有译电员、医生等技术人员30多人。而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了开国将帅。

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李先念是立了大功的。

但紧随而来的八路军改编，原本担任红30军政委的李先念，接到的任命居然是去129师当营长。从军政委直接降为营长，这中间整整差了六级。

立了功却多降级，于情于理都是说不通的。

在当时，好像只要和红四方面军这个番号扯上些关系，职务安排上就要压一压。

罗炳辉，原红一方面军的功勋老将，担任过红9军团军团长，轮职务和彭德怀平级。长征过草地，部队合编，罗炳辉被编入了左纵队，跟随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被迫执行了南下计划。

罗炳辉

也正因为这一段短暂的经历，罗炳辉就被打上了四方面军的标签，很多人指责他走错了路。他的夫人杨厚珍，挺着一双小脚走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也因为扛不住压力，选择与罗炳辉分手。

罗炳辉奴隶出身，典型的行伍性格，能打仗，对人情世故却并不擅长。他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憋屈之际，只能找来老战友胡奇才喝酒，边喝边诉苦：

“整! 整来整去，把我老婆也整掉。我去哪，跟谁走，都是上级的命令，我能不听指挥啊？我检讨了，他们又不接受。”

说到最后，罗炳辉猛地把酒杯一摔，喊道:

“我不服，我要找毛主席去！”

胡奇才也是四方面军出身，自然能够理解罗炳辉的委屈，为此，他同样是忿忿不平，便附和道:

“ 我和你一起去。”

如果说罗炳辉、胡奇才受了委屈，还稍微能够沉得住气，只是想着找人说理。但一些烈性子的战将，可不会如此逆来顺受。

许世友，少林和尚出身，当时正在抗大学习，和他同一批的学员中，集中了几乎所有四方面军的主要干部，包括洪学智、王建安、陈再道、倪志亮等人。

当时的抗大，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流言很多，三头两天就得开个会搞搞调查。许世友是粗人，让他读书就很勉强了，还天天莫名其妙挨批评，这哪受得了。

一气之下，许世友竟然想着叫上一些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偷偷离开抗大，跑回四川去打游击。

这次出走事件，四方面军的干部多达30多人，其中包括5个军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所有的计划都是许世友制定的。

幸好最后时刻，参与行动的王建安清醒过来，及时上报组织，这才阻止了事态的恶化。

但这样一来，事情也彻底闹大了。

顶着红四方面军这个番号，就会遭受“区别对待”，这在部队之中几乎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抗大，是红军、八路军干部选拔的一个关键阶段。这里的学员在经过一定的军事培训后，就会被分配到各个部队担任要职。

但在当时，抗大也存在一个很有名的“双一原则”，通俗来说就是：三个方面军中，优先使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红一方面军中，优先使用红一军团的干部。

这个原则过于偏心？这其实也要结合当时的情况辩证来看。

就拿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最对比。

首先单从干部质量上看，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特别是红一军团的干部，大部分都是老井冈红军，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其中不少还是黄埔出身，资历能力都是军中最顶尖的一批人。

而红四方面军因为早期扩编过快，加之曾有“排除知识分子”这一历史旧事，所以大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而且很多都是“红小鬼”出身，十五六岁就参军，到八路军改编时也就二十出头，资历、威望都有限。

所以从客观角度来说，当时红一方面军干部的质量，平均水平明显要高于四方面军。

其次，另一个客观事实也无法回避。自从草地分兵后，红四方面军南下成都失利，兵力锐减二分之一。之后又是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与马家军血战，主力红9军、红30军都损失不小。

到八路军改编时，曾经人数最多的红四方面军，已经到了必须要补充陕北红军，才能勉强凑出一个师编制的地步。

这一点，其实也是刘伯承担任师长的原因之一。如果红四方面军单独成师，那么徐向前做师长顺理成章。但实际上129师是一支合编而来的部队，那么由作为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担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显然也是合理的配置。

同时，因为兵少干部多，所以129师将领层层下放的情况自然最为严重。像李先念这种直降六级的遭遇，确实也是无奈之举。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双一原则”也确实存在人为的主观因素。长征途中，因为四方面军一些干部曾被迫执行过“南下路线”，导致一些单位在用人时难免会有成见。

但这种成见，最终陷入了失控的地步。

从陈锡联，到罗炳辉、胡奇才，再到许世友，事态愈演愈烈。一直忙于处理国共和谈和抗日大计的毛主席，也注意到了来自后方将军们的发声。

而毛主席的亲自下场，也让局面终于迎来了转机。

其实自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会师后，毛主席就曾反反复复强调过一个观点，那就是只要一心革命，一心抗日，不管是谁，什么身份，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都应该摒弃前嫌，一视同仁。

这些话可不是表面文章，毛主席向来胸怀宽广，有容人的气度，哪怕对待那些曾经的那些对手，像博古、李德、凯丰这些人，他都能够既往不咎，甚至最后还能处成朋友。

在毛主席看来，想法不一样，意见不一样，吵一吵也很正常，错了就改，大家还是同志，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实事求是、求同存异的过程。

所以对于红四方面军，毛主席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这支部队的干部使用上，他一直坚持着两个标准，即：尽其才，收其心。

不仅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还要让他们解开心结，无所顾虑地上战场。

就比如对徐向前的任用，就最能体现出毛主席的高超用人之术。

徐向前虽然名义上是担任129师的副师长，但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把手”在独当一面。

自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徐向前就开始脱离129师主力，独领一部负责开辟晋东南根据地。1938年4月，他又率领129师和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

后来山东抗战形势危急，毛主席又亲命徐向前火速奔赴山东，统一指挥新黄河以北、山东境内及冀鲁边各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

要知道当时的山东名将云集，陈光、罗荣桓、肖华、黎玉，都是可以单拉出来挑大梁的角色，但毛主席却仍坚持让徐向前来当这个“总司令”，足见其信任。

安排完徐向前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些“问题角色”。

红军时期的李先念，给毛主席留了下了深刻印象，他曾多次称赞其是“不下马的将军”，很有才干。所以当听说李先念只被安排担任营长时，毛主席非常诧异，特意把人叫来询问情况：

“听说要你去129师当个营长，有这个事吗？这太不公平了！他们怎么这么干？”

停顿了半响，主席突然又问道：

“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这样吧，你到他哪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不过，听说高敬亭这个人脾气不好，难共事，你怕不怕？”

李先念性格豁达，只要让他打仗，当什么官，去哪里，都无所谓，毫无怨言。这次毛主席问他愿不愿意去新四军，他也是干净利落地回答道：

“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我跟高敬亭在一起打过游击。后来建设根据地，我俩工作中也有很多接触，无话不谈，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

直到这里，毛主席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高敬亭所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相当于旅级编制，调李先念去担任旅参谋长，也符合当时红军军一级干部的使用规格。

除了李先念外，另一个被毛主席亲自安排的将领就是罗炳辉。

1938年，罗炳辉被任命为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1939年5月，又改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

此外，毛主席还亲自去见了一个人，许世友。

许世友因为在抗大带头出走，被罚得很重，最后安置在一个窑洞里，严加看管。当时对于许世友的处理问题，多数人的意见都是从严处罚，但毛主席并不认可。

毛主席主动去到许世友所在的窑洞，和他谈心，问他以后有何打算。

许世友性情中人，一肚子委屈，又不愿意服软，于是说：

“我想回家，种田务农，侍奉老母。”

而毛主席接下来的一席话，让许世友记了一辈子。

当时主席缓缓站起身，看着许世友说道：

“你许世友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抡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这一刻，再铁打般的汉子，也控制不住情绪了，眼泪止不住往下掉。许世友真的甘心离开战场？离开老战友？他只是经历过这些变故，一时间对未来完全失去了信心。

但现在毛主席主动来找他，还亲口跟他说，应该抡圆大刀片，再干一番事业。

这就是既往不咎的意思。

这一次，许世友彻底服了，所有的委屈，都化为了感动。

在毛主席的亲自介入下，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这批四方面军的抗大学员，最终都被从轻处理，并很快踏上了抗日的前线。

为了公平对待所有四方面军的将领，毛主席还特意委托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彻查部队里的干部任命情况，务必保证公平公正，不能再出现所谓的“双一原则”。

直到后来的1961年，毛主席回忆起这次事件，还不点名地批评了一些人，并再次强调历史：

“我说三个方面军都是一尺，不是一方面军是一尺，四方面军九寸，四方面军就抬不起头，只有九寸，矮一寸。四方面军的光荣历史是抛不掉的，跟一、二方面军有一样的光荣历史。”

也正是毛主席宽广的胸襟，最终成就了四方面军这些将领后来的光辉荣耀。陈锡联夜袭阳明铺，李先念主导中原突围，许世友打红胶东半边天，这都是军史上最浓墨重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