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提起近代之前伟大的抗日英雄，你首先能想到的是谁？我想九成九的人会张嘴就来——戚继光啊。

戚继光固然伟大，但光凭他是打不赢抗倭之战的

但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都很清楚，光凭一个戚继光是打不赢那场抗倭战争的。原因很简单，毕竟戚继光生活在大明王朝，还是嘉靖年间的大明王朝。在那时候的大明朝，一名武将要是找不到个背景够硬的文官当靠山，哪怕他有横扫天下之能、封狼居胥之功，随便一个七品御史的一道奏本就能轻轻松松的将其打落尘埃，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就拿戚继光举个例子。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的岑港之战中，戚继光率军大败倭寇，毫无疑问取得了一场大捷。可问题在于岑港就是今天的舟山岛，溃散的倭寇随即乘船遁逃，戚继光想追也追不上。

在明朝中期，论军事才华几乎无人能出戚继光之右。可即便如此，他也是人不是神，更不可能逢战都打成歼灭战、不让一个敌人逃掉。

偏偏这回逃掉的倭寇在路过台州时，又上岸大肆烧杀劫掠，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于是给事中罗嘉宾就上书弹劾戚继光，罪名还不是作战不力致使逃敌肆虐台州，而是指控这伙倭寇就是戚继光故意放走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去祸害台州。

这是啥？是通敌，是叛国，一旦坐实就是抄家灭族的死罪！可想而知那位罗给事中就是想让戚继光死，而且还要让他死得越快越好、越痛苦越好。

武将在前方拼命杀敌，文官在后方拼命拖后腿——别奇怪，这就是在洪武和永乐过后，大明朝的现实。

大明文官孜孜不倦的给皇帝、武将拖后腿二百多年，终于把大明朝拖垮了

而且以当时的形势，戚继光只要下狱几乎必死无疑。幸好有人及时出手，不但免了他的罪、官复原职，甚至还破天荒的允许他自行招兵，这才有了后来闻名天下的戚家军。

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在戚继光的一生中，先有胡宗宪，后有张居正，都是他牢不可破的后台和靠山，这才有了那些彪炳史册的赫赫武功，才没有像岳飞那样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冤死。不过相比戚继光靠大笔的钱财买来的张居正，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中，都找不到任何胡宗宪接受戚继光贿赂的记载。

行贿固然不光彩，但作为一个在大明朝天生地位低下的武将，戚继光想要建功立业，想要为君解忧、为民纾困却不得不向冷酷的现实低头，这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可胡宗宪呢？相比张居正，胡宗宪的形象显然要差很远，人品也很值得怀疑，似乎贪污些、腐化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为啥戚继光无须给他送钱，就能获得其全力以赴的支持？

因为跟戚继光一样，无论胡宗宪曾经做过什么，但他最终的目的除了建功立业之心，就是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

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胡宗宪出生在南直隶徽州府绩溪县（今安徽绩溪）的一个缙绅家庭——所谓缙绅，原指插笏于带，就是古代官员的装束，后来被指代那些曾经当过官的人。

所以所谓的缙绅家庭，说明老胡家出过很多大官，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但在我看来，要形容胡宗宪的家世背景，似乎可以用上一个在如今颇多争议，但在这里却毫无贬义的的词汇，那就是“小镇做题家”。

龙川胡氏宗祠。作为胡氏真正的奠基人，胡宗宪注定了要走上一条艰难的开拓之路

尽管老胡家的祖宗，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散骑常侍胡焱，到了明朝又出了个官至户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的胡富。哪怕后来这里又走出过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民国著名学者胡适，但至今矗立在绩溪老家的胡氏宗祠，虽然始建于宋朝，却是在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7年）经过胡宗宪之手，才有了今天的规模，才成了“徽派木雕艺术宝库”，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从这个角度讲，胡宗宪才是为绩溪胡氏开宗立派、建基创业的那个人。

而开荒牛、创业者要走过的路，往往才是最难的。

偏偏胡宗宪做题的本事还不咋地——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他赴京赶考，虽然考中了，却只落得个三甲偏下的名次，也就是“赐同进士出身”。

按照大明朝的惯例，能考进一甲的称“进士及第”，可以直接进翰林院授职，未来前途无量，个个都是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的种子选手；二甲叫“进士出身”，入仕之后就能进六部当主事，差些的安排到地方当知州，也算是不错的起点；而倒霉的三甲进士因为多了“赐同”二字，在中央只能得到评事、行人之类的小官，或者被打发到地方去当推官或知县。

多了“赐同”二字的进士，在官场上基本被视为失败者，前途无望

仕途刚一起步就被同年甩出了十万八千里，未来的前途大概率也就是在漫漫宦海中浮沉，一辈子都看不到尽头。此时的胡宗宪，就像此前胡家的大多数先辈一样，或许能做到的只是勉强维持住胡氏那块名为“缙绅”的门楣罢了。

事实看上去也是如此。科举过后胡宗宪被授官青州府益都县（今山东青州）县令，尽管他能力出众，政绩卓著，却不得不因母丧而丁忧归家。因为很快又赶上父亲去世，于是胡宗宪居家守孝的时间，最终长达5年。

等到他出山起复时，已经到了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而此时的胡宗宪，已经36岁了。

古人因寿短而早婚，36岁的年纪就算当上了爷爷也不稀奇，开始自称“老夫”的更不新鲜。而胡宗宪最终寿止54岁，也就是说留给他在这个世间建功立业的时间，只剩下了18年。

而更糟糕的是，因为小镇做题家这个身份，胡宗宪在朝中没有关系背景可以依靠，也没有世交故吏为其摇旗呐喊，所以只有那些最苦最累还最出力不讨好、因而没人愿意接受的差事，才能轮到他。

因此胡宗宪先是被任命为御史巡按宣府、大同，紧接着又跑到南方巡按湖广，直到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又被紧急调去担任浙江巡按御史。

胡宗宪就是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典范，这也成了他最终悲剧的根源

为什么把他弄去宣府、大同？因为鞑靼人与大明朝在贡市问题上的分歧而屡屡入寇犯边，矛盾发展到极致的结果就是庚戌之变——连大明朝的京师都被围了。而宣府、大同是鞑靼人南犯的必经之地，亟需整军纪，固边防，当然一旦出了事还得有个合适的人选背锅，那个姓胡的小“赐同”看上去就挺合适。

那为啥又被调去湖广？因为那边的苗民又叛了，而且闹得声势挺大，所以更需要一个本事不错还适合在合适的时机背锅的家伙去堵窟窿。那咋又又被调到浙江了？因为那边的倭寇闹得更欢、都快火上房了，所以那里更需要胡宗宪。

前几年看过一本名为《职场动物进化手册》的书，其中将一个单位的员工按照能力和性格的差别比作不同的动物。而在大明朝嘉靖年间的这个职场里，到处充斥着臭脾气的野牛、狡猾奸诈的狐狸、愚蠢但却老实的笨猪、无能又事多的臭鼬，可偏偏勤奋能干又任劳任怨的蠢驴却极其少有。现在冒出个胡宗宪，从皇帝朱厚熜到大学士严嵩、徐阶难免就习惯了把他当成救火队员，哪里着火冒烟了就把他扔到那儿。因为这头蠢驴太好打发，以至于他们经常连吊在杆子上头、驴子永远也吃不着的那根胡萝卜，都懒得挂上去。

胡宗宪被调到浙江时是43岁，距离其自杀身亡还有11年，当然这是当时的他所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干得多还吃得少——这就是在投靠严嵩前胡宗宪屡受“重用”的原因所在

但胡宗宪显然很清楚自己被朝中的君臣当成了倒霉的蠢驴，也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会在大明朝的大好河山中不停的奔波、不停的去补各种各样的窟窿，直到有一天被活活累死或者战死；如果运气差的话，他会随时被一道从天而降的“圣意”所击中，然后被凄惨得当作倒霉蛋或替罪羊死在正义的刀斧之下。

朝廷的刀斧，自然就代表着正义。

可胡宗宪不想当蠢驴，他想进化成野狼，在大明朝这个职场上呼风唤雨、挥斥方遒。他想光大胡家的门楣，他想在青史中万古流芳，同时他也想为这些年走过的那些破碎的山河、凄苦的百姓做点事情。

在星爷的名作《九品芝麻官》中，包龙星的父亲在临死前向儿子传授了自己的为官之道：

“贪官要奸，清官要更奸，要不然怎么对付得了那些坏人呢？”

在胡宗宪调任浙江之前及之初，他的前任朱纨、张经、李天宠们无疑都是清官、好官。他们耗尽心血、全心全力的去剿灭倭寇、维护国防、保护百姓，结果却是一人自杀（朱纨）、二人被论罪斩首。显然他们到死也没有感悟到包父的为官之道，或者他们想到了，却不屑于去做。

张经像。正常情况下，胡宗宪必然会走上张经的老路

胡宗宪显然想完成朱纨们未竟的事业，而且决心很大，宁可拼上前程和命运：

“某此行，不擒王直、徐海，靖东隅，誓不回京”（《胡公行实》明·胡桂奇）

但他不想重蹈前任的覆辙。也不想自己在前方拼命，却有无数人在后方下绊子、拖后腿。更不想在灭倭大业未成之前，突然稀里糊涂的被自己人的一刀给宰了。

所以在前半生中的言行堪比道德楷模的胡宗宪，一下子就变得毫无底线了起来。

赵文华，时任工部侍郎，奉皇帝朱厚熜之命巡视东南防倭事宜，是名副其实的钦差大臣。当然这厮身上比官方职务更耀眼的标签，则是是当朝首辅严嵩的干儿子。有了这个身份，只要赵文华出了京城就能自动见官高半级，可以为所欲为，更可以胡作非为。

所以他不但敢公然向兵部尚书、总督六省讨倭军务的张经索贿，还在后者取得王江泾大捷（时为讨倭以来的第一大捷）之后悍然冒功、抢功。为了更顺利的把功劳捞到手，赵文华干脆上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敌避战。

除了张经，赵文华还编造名目弹劾另一位抗倭名将、浙江巡抚李天宠嗜酒废事、养寇自重，又随便找了些罪名弹劾总督浙直军务的周珫、杨宜。最终使得张经、李天宠枉死，周珫、杨宜被削职为民。

也就是说在浙江主持讨倭事务的军政大员，几乎都被赵文华给干掉了，除了胡宗宪。

浙江军政大员被团灭，赵文华是罪魁祸首，胡宗宪则是幕后黑手

为啥？

因为赵文华在浙江大肆索贿、结党营私，还胡乱插手战事，但张经和李天宠们根本不惯他的病，还经常将其怼得鼻青脸肿。而胡宗宪呢？不但放下架子殷勤招待，还主动送钱送物，甚至在赵文华陷害忠良时，他还没少出谋划策，堪称是前者作恶的最大帮凶。

这也成了胡宗宪最遭人诟病之处。

当然，胡宗宪也很清楚赵文华不过是严家养的一条狗，要想让自己的后台稳如泰山，还得跟狗的主人直接打交道。同时他也更清楚严嵩父子想要的是什么——严嵩已经贵为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最想要的当然是功劳，以便稳固自己的位置。所以他在前线拼死拼活的打倭寇，立下功劳就统统推到严嵩身上。哪怕是像诱降了汪直、徐海，使得东南沿海抗倭形势发生关键转折这样的泼天大功，胡宗宪也心甘情愿的与赵文华一起上书朱厚熜，说仗虽然是我打的，但所有的谋划部署都是出自严首辅之手，首功自然得归他。

至于严家实际上的当家人严世蕃，最喜欢的东西当然是钱。于是胡宗宪就果断的投其所好，很快就成了朝野上下给严世蕃送钱送得最凶猛的几人之一：

“（严世蕃）好古尊彝、奇器、书画，赵文华、鄢懋卿、胡宗宪之属，所到辄辇致之，或索之富人，必得然后已。”（《明史·卷三百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不过胡宗宪在调任浙江之前，为官一直挺清廉，家里也不是很富有，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填严世蕃这个无底洞？答案显而易见——后来严嵩倒台，胡宗宪跟着遭殃，被言官弹劾的十大罪名中就有党庇严嵩、贪污军饷和滥征赋税，这大体上是属实的。但他喝的兵血、搜刮的民脂民膏，绝大部分并非自己享用，而是进了严世蕃的腰包，也是事实。

有了严嵩父子的庇护，胡宗宪才能心无旁骛的收拾倭寇

那胡宗宪把自己做官乃至做人的底线拉低到阴沟里，图的又是什么？

答案也很简单。在胡宗宪获取了赵文华的信任和好感以后，很快就晋升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没几天再加上了直浙总督的头衔，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也就是说，整个东南沿海事关讨倭的一切军政大事，都归胡宗宪说了算。

而当他成功委身严嵩父子门下以后，他屁股下边那张讨倭主帅的虎皮交椅更是坐得稳如泰山。在胡宗宪之前，他的前任们甭管仗打得是好是坏，哪怕还没来得及打，往往是屁股没坐热就被撵走，甚至获罪论死。而胡宗宪呢？在任期间他有过神来之笔，赢得过前所未有的大捷，也曾犯下过愚蠢的错误，吃过惨痛的败仗——要是朱纨、张经、李天宠们摊上这样的事情，估计坟头上的草早就冒过好几茬了。可胡宗宪就能安然无恙，无论朝廷里的“仁人志士”怎么弹劾，甚至是使阴招、下绊子，也丝毫动摇不了他的位置，直到严嵩父子倒台为止。

胡宗宪坐镇抗倭前线7年，将倭寇闹得最凶的重灾区浙江基本平定，倭寇主力基本被扫清。哪怕还有些残渣余孽还在垂死挣扎，但已经改变不了其必将覆亡的大势了。

要是没有胡宗宪，嘉靖倭乱根本不可能被迅速平定

这是胡宗宪最大的功绩，也是无论多少污点乃至于罪恶也掩盖不去的功绩。

胡宗宪之所以心甘情愿的“党庇严嵩”，就在于他看清了倭寇问题不仅是个军事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其中的复杂矛盾之处，不是朱纨、张经这样的道德君子理得清、搞得定的。因此要肃清倭寇，首先就得把这帮一根筋的君子们统统撵走，然后自己必须跟严嵩父子这样的奸党绑在一起，再加以废物利用。

倭寇这种东西早在南宋嘉定年间就出现了，只不过在那时候遭殃的是高丽。到了元末的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的时候倭寇终于壮起胆子跑到中国沿海试试运气，结果遭到了守将刘暹的迎头痛击，于是消停了一段时间。但从明朝立国以后，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倭寇开始大规模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并很快从辽东、山东等北方沿海蔓延到东南沿海。

倭寇这玩意早已有之，可为啥在嘉靖年间闹得最凶？

面对倭寇侵扰并与方国珍、张士诚等反叛势力相勾结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一边遣使赴日交涉，一边下达了严格的海禁令——著名的“片板不许入海”（《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的禁令就是由此而来。

但海禁令的出现，并没有马上对倭患产生推波助澜的影响。

从洪武、建文到永乐的57年间，史书中记载的倭患有94次，年均1.6次；永乐到嘉靖前的98年里，有记载的倭患次数更是下降到了17次，平均每5年才发生一次；可到了朱厚熜在位的45年里，倭患次数就猛增到628次，年均近14次，占到了明朝倭患总次数的80%以上。

这是为啥？其实还是因为海禁。

自唐朝中期以来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南海抵达中国东南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主渠道，并在宋元两朝达到了鼎盛。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直接参与到海外贸易的人口超过百万，被间接卷入其中的又何止十倍于此？

结果老朱一声令下，就把这些人的饭碗都给端了，更断了无数富商豪绅的财源。所谓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所以在整个有明一朝主要来自东南地区的文官士大夫们跟朱家皇帝的关系都十分紧张，导致内耗不断，这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过好在还有朝贡贸易，也就是外国使节在纳贡朝觐的前提下，可以由其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中国进行贸易。毕竟“万国来朝”对哪朝哪代的皇帝都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所以就算使节只进贡给皇帝些针头线脑，却拉来了一船船的土特产来贩卖，再从中国买走无数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官府大多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还出现过很多外国商人冒充使节朝贡并趁机进行海贸的荒唐事，人们也都见怪不怪。

倭寇之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海禁政策中断了贸易，断了沿海人民的生路

嘉靖年前朝贡贸易的规模较之宋元时不可同日而已，依赖海贸为生的商人百姓们还能勉强吃饱饭。所以那时候闹的倭寇还是货真价实的倭寇，而光凭这些“真倭”其实也闹不起多大的场面，更别提祸乱东南、搞得整个大明朝动荡不安了。

转变发生在争贡之役——日本在应仁之乱以后，室町幕府名存实亡，各地大名开始乱斗，彼此间势同水火。在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由日本两个最强的大名大内氏和细川氏分别组成朝贡船队抵达宁波市舶司。因二者间的矛盾以及勘合真伪的问题产生争执，继而大打出手，最后狂性大发开始劫掠百姓，并与明军发生冲突，造成了严重的伤亡。

这下可把朱厚熜给气炸了，大笔一挥就下令严格海禁，连朝贡贸易也在禁止之列，这下大明朝可谓是真的“片板不许入海”了。

于是东南沿海依赖海贸为生的千百万人就彻底没饭吃了。为了不被饿死，只好明路不通走暗道，也就是走私。可走私行为会受到官府和官兵的抓捕和镇压，那可咋办？好办。既然没活路了，那就拼了呗。

因此嘉靖年间所谓的倭乱，名义上是场外战、是反侵略战争，实际上就是场发生在坚持海禁政策的明政府与要求开放海禁的东南海贸商人间的内战。比如在当时最大的倭寇头子、徽州府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汪直，就始终坚称自己入海为寇的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哪怕在最终被捕入狱、死期不远了，他还念念不忘的给朱厚骢上书，请求将广东允许开放贸易并设立海关收取关税的做法，推广到浙江沿海。并认为只要恢复日本的朝贡贸易，就能马上解决东南沿海的倭患问题：

“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自明疏》）

日本人给汪直这位五峰船主塑的铜像，至今还立在长崎县平户市

一个海盗头子都能看明白的问题，个个都是人精的大明君臣怎么可能不清楚？就连朱厚熜自己都承认，真正把他的江山弄得一团糟、让他头疼不已的不是“真倭”，而是“假倭”：

“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可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朱厚熜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自己出尔反尔、取消海禁。所以这场战争，就必须得继续打下去。

所以胡宗宪的前任们为啥前赴后继的丢了脑袋？因为仗打败了，朱厚熜就不满意，所以他们必须死；要是仗打赢了呢？那些跟所谓的倭寇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主要出自东南沿海的朝中贵官重臣们又会不满意，也会千方百计的整死他们；就算他们成天摸鱼啥也不干，又会让朝中的君臣都不满意，所以他们还是会去死……

所以当时的浙江巡抚、直浙总督就是个坐在火山口上的职位。甭管谁坐在上边，都难免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抗倭主帅的这个位置，谁坐上了都不会有好下场

胡宗宪也坐上去了，虽然有不得已的理由。但他也很清楚，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唯一机会。所以他想坐住这个位置，还想坐好。

所以胡宗宪很拼命，甚至可以说经常在玩命。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十一月倭寇进犯会稽（今浙江绍兴），城破在即。形势危急时刻大将卢镗以士兵疲劳为由避战，胡宗宪愤然之下不顾文官和主帅的身份孤身犯险，“夜召亲兵袭破之，达旦，诸营方知，入贺，镗大惭服”（《国榷·卷六十一·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乙酉》）。而这样玩命的情况在胡宗宪长达7年的平倭征战中基本上就是常态，像这样胆大敢拼的文官在终明一朝也找不出几个：

“宗宪辄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间督战。方倭围杭时，宗宪亲登城临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

而对在这场战争中大浪淘沙涌现出来的杰出将领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胡宗宪也予以了充分的信任和重用。甚至于只要武将们大节不亏，他就小错不纠，而且尽显“打赢了算你们的，打输了算我的”的主帅风范，赢得了军心士气，使得明军一扫此前的颓势，战斗力大增。

这在文尊武卑、文官视武将如猪狗的大明朝，绝对是难能可贵的，更找不到几个能与胡宗宪相提并论的。

但在以上这些方面朱纨、张经们就算做得没那么好，但也足够能打赢一些胜仗。那为啥最终胡宗宪成功了，而朱纨、张经们却失败了呢？

可以说除了胡宗宪，换谁来都打不赢这场决胜并非在战场之上的战争

因为要想铲除倭寇，战场上的因素永远是次要的，关键的还是朝堂上的政治斗争。在这方面，胡宗宪的眼光和手段能把朱纨、张经们甩出八条街去。

胡宗宪到浙江以后，很快就发现要想平息倭乱，根本不在于杀死多少倭寇，而在于解除海禁。事实也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自隆庆开关以后，困扰了大明朝近200年的倭寇之患就近乎销声匿迹了，即便再偶有侵扰，也无碍大局。

可问题是朱厚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意解禁，而那些出身东南的朝廷重臣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弃走私乃至于劫掠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这个矛盾无法调和，平倭就是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目标。

可胡宗宪却敏锐的发现了一个破局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严嵩父子。

严嵩父子可谓是嘉靖年间最大的一朵奇葩。一方面这爷俩陷害忠良、结党营私、贪赃纳贿、跋扈骄奢、专权乱政的罪行可谓是罄竹难书，不但举世皆知，就连朱厚熜心里也有数。另一方面，严嵩父子又是明朝士大夫中少见的“叛徒”，早早就果断的投入到朱厚熜的阵营。不但源源不断的为后者捞钱、满足其难填的欲壑，还坚定的跳到前台替朱厚熜收拾那些不听话的大臣，其功能效用类似刘瑾、魏忠贤这样的大宦官。同时他俩还在朝中纠集了大批的门下走狗，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除了朱厚熜外几乎没人能动得了他们。

可朱厚熜对严嵩父子爱不释手，哪舍得动他们？所以胡宗宪只要能抱住这条大腿，就能在朝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只要不被朝中的各种势力拖后腿，他就自信能铲除倭寇。

包括倭寇在内，嘉靖年间一切祸乱的根源，都出在这位皇帝身上

这，就是胡宗宪不惜身负恶名也要投入严嵩门下的原因，事实上他也达到了目的。

可是结局呢？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仅仅因为一个道士的几句扶乩判词，朱厚熜就在恍然大悟间发现了严嵩父子的奸贼面目。于是很快严世蕃被斩、严嵩遭削职还乡，权倾天下的严氏一党瞬间垮台。

说到底，还是严嵩这条老狗已经85岁了，老病不堪用。而严世蕃又作死作得太厉害，让朱厚熜感到厌烦。所以那个道士只是个药引子，即便没他，朱厚熜也得想个别的办法换条狗养。

严嵩对与朱厚熜而言，与刘瑾、魏忠贤没啥两样，抹布用脏了当然要再换一块

新换上来的那条狗叫徐阶，是朱厚熜为严嵩准备了许久的备胎，也是最大的对头。所以徐阶当上内阁首辅后，马上就开始对严党进行清算，而胡宗宪就是首当其冲之一。

于是在徐阶的指使下，给事中陆凤仪举报了胡宗宪的10条大罪，每一条都能让后者死得不能再死。可问题在于，朱厚熜却不想让胡宗宪去死。

对于朱厚熜而言，臣子的忠奸善恶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是否对他有用。所以严嵩父子再奸再恶，朱厚熜也能容忍，可一旦他们失去了使用价值，就立马被宰掉吃肉炖汤。

严嵩父子如此，胡宗宪也不例外。

严党倒台时，胡宗宪已经擒汪直、杀徐海，两浙倭患渐告平息。戚继光们已经杀进福建剿灭残存的倭寇，虽然距离彻底铲除这个祸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结局已经注定了。

所以只要朱厚熜没派个二傻子过去，谁坐在平倭主帅的位置上已经无关紧要。从这个角度看，胡宗宪跟严嵩父子一样，已经属于可以“用后即抛”的那类废物了，所以徐阶才会对他下死手。

但徐阶显然是猜错了朱厚熜的想法。在后者看来，虽然现在平倭形势一片大好，可以后未必没有反弹。万一再出现嘉靖倭乱那样丢人现眼的场面，是用你徐阶能行，还是让你陆凤仪上去就能顶得住？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53人在80多天里横行浙、皖、苏三省，洗劫了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20余处，最终甚至杀到了大明留都南京城下才被全歼。期间其共杀死杀伤官兵近5千人，包括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堪称平倭之役中最大的耻辱，史称嘉靖倭乱。）

朱厚熜很清楚，要彻底铲除倭患仅靠戚继光这样的武将是不够的

到时候不还得靠人家胡宗宪来撑场面？遍数整个大明朝，除了老胡，还有谁靠谱、谁能让朱厚熜放心？

人家朱厚熜聪明着呢，所以立刻下诏说胡宗宪不是严党，而是帝党，必须马上停止对他的迫害：

“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自累献祥瑞，为群邪所疾。且初议获直予五等封，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明史·卷二百零五·列传第九十三》）

然而要是不治胡宗宪的罪，就得赏他的功。可面对朝议汹汹，朱厚熜又觉得很麻烦，便想既然暂时用不上这厮，不如就让他先回家歇着吧。

于是胡宗宪被保留待遇、归乡闲住。可过了两年之后，朝廷突然找到了胡宗宪的罪证，而且罪名居然是十恶不赦的谋逆。于是朱厚熜理所当然的大怒，然后下令捉拿胡宗宪赴京问罪。在狱中胡宗宪写下万言的《辩诬疏》，结果却如石沉大海，使得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取死之道。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十一月初三日在写下了“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绝命诗后，胡宗宪自杀身亡，时年54岁。

而让朱厚熜改变主意、非得致胡宗宪于死地的原因很简单——就在胡宗宪获罪之前，戚继光与俞大猷刚刚联手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澳一带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患彻底被荡平了。

狡兔都死光了，走狗就没用了，自然也该上桌了。

兔死狗烹是帝制时代无法避免的残酷现实

而胡宗宪心心念念的、不惜自陷泥坑也要进化成野狼的梦想，终究也成了一场空。从始至终，他在朱厚熜的眼里就是一颗随时可弃的棋子。他的宿命，就是当一头勤勤恳恳又随时可以宰掉吃肉的蠢驴。

但毫无疑问，胡宗宪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哪怕他的身上有着那么多洗不掉的污点和恶行。因为在这场决胜远非在战场之上、即便孙武诸葛复生也打不赢的平倭之战中，唯有像胡宗宪这样舍得抛弃一切底线和节操，又有着超人的格局和能力的人，才是打赢这一战的最不可或缺的人物。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可或缺，才会引来朱厚熜的猜忌、警惕以及杀心。所以等到胡宗宪不再那么不可或缺时，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而直到死前才领悟到这一切的胡宗宪，他的人生就注定了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