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有三大国耻，分别是土木堡之变、庚戌之变和明末的萨尔浒之败。庚戌之变发生了明朝中期，是明朝首都第一次被攻破，影响深远。但由于种种原因，庚戌之变在历史上很少被提起，明朝史料更是对这件事百般掩饰。本文就从宏观角度来讲讲庚戌之变的来龙去脉，以及带来的影响。

明朝时期，大力推行朝贡贸易。明朝不仅在海上推行“海禁”，而且在陆地上也严格控制互市，只准蒙古、女真等部落走朝贡的渠道来和明朝进行贸易。明朝将朝贡视为驾驭蛮族的手段，哪个民族恭顺就给予朝贡特权，哪个部落反叛，就予以经济封锁和武力讨伐。

在朱棣时期，为了拉拢瓦剌（西蒙古），打击鞑靼（东蒙古），就册封了瓦剌，给予了瓦剌朝贡的特权，而鞑靼则一直没有享受朝贡的好处。到了明朝中期，瓦剌衰落而西迁，而鞑靼则被达延汗重新统一，强盛起来。

达延汗去世后，其孙俺答汗继承其事业，继续南征北战。到1543年，俺答汗已经征服了青海蒙古。在对明朝方面，俺答汗每年都会对明朝发动侵犯活动，其频率基本达到了历史之最。到1532年，俺答汗派遣石天爵、肯切到明朝宣府和大同，“求通贡”。明朝边将收到消息，不敢擅作主张，于是将之报告朝廷。兵部和五府九卿进行商议后认为“会虏多诈，其情贡不可信”，于是拒绝其通贡要求。而嘉靖皇帝直接开出了对鞑靼开战的悬赏令，肯切被扣留，而石天爵则被放回蒙古传消息。

果能擒斩俺答、阿不孩者，总兵、总督官俱加异擢。部下获功，将士升五级，赏银五百两。户部即发帑银四十万两，兵部发马价银二十万两，各选廉勤郎中，随军调度。仍推选科道官各一员，前往纪功。如无破虏奇绩，大臣不许回京，并镇巡官一体坐罪。——《明世宗实录》

俺答汗

俺答汗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在当年八月大举南下侵扰，宣大总督樊继祖不敢接战。俺答汗退兵后，樊继祖为了邀功，就禀报斩敌131级，逐出边境，毁其营帐。但不久朝廷来核查发现樊继祖等明军根本没有出战，而是“承调逗遛，迂道避贼，大误军机”。

俺答汗回去后，为了让明朝放回肯切，就主动释放一些汉人俘虏，但明朝不为所动。不久，俺答汗又派遣石天爵和肯切之子满客汉等到明朝进行谈判。明朝的边将为邀功，直接将蒙古使团给杀害。随后俺答汗再次兴兵报复。蒙古军大掠山西，克村攻堡，屠戮极惨。

1546年俺答汗又派人请求通贡。为了避免使者被杀，俺答汗让释放几位被俘虏的明朝将领，并给与其蒙古书信，让他们带话。结果，这些人刚刚到达明朝的边界，就被边将杀了邀功。新上任的宣大总督翁万达认为滥杀蒙古使者不可行，于是向朝廷报告。朝廷的回复是杀使者之人应该处罚，但不要相信蒙古人的话。可见，朝廷并不希望边将乱来，但在嘉靖帝的重赏之下，边将哪里管那么多，只要有蒙古使团来，就直接杀了去邀功。

此后，俺答汗又多次给明朝边关发出请求入贡的要求，但都被置之不理。1549年，俺答汗带领大军南下侵犯明朝，结果被明朝军队击败，史称“曹家庄大捷”。这次大捷，是明朝难得的一次小胜，因而众多的官兵都得到赏赐。然而，俺答汗在回到草原后，就立即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报复。

1550年，俺答汗带领蒙古军杀向大同，总兵张达与副总兵林椿战死。随后，明朝又派遣仇鸾为大同总兵。仇鸾是明朝名将仇钺之子，但他没有一点军事能力，只能通过巴结、贿赂严嵩来来向上攀爬。他和陕西三边总督曾铣相互攻讦，有一次曾铣提出收复被永乐帝放弃的河套平原，结果被严嵩诬告“交结近侍”、“罔上贪功”，于是嘉靖帝直接将支持收复河套的曾铣和夏言杀了。从此，明朝无人敢再说收复河套的事情。

放弃漠南之后的局势

仇鸾到达大同后，根本不敢和蒙古人交战。他悄悄派遣使者和俺答的干儿子脱脱谈判、结盟，并送给了蒙古人不少的钱财。俺答汗在得到好处后，就离开了大同，去进攻河北一带。仇鸾又向朝廷报告自己击退了蒙古人，并提出自己可以北京附近迎战蒙古军队。嘉靖帝得知后，十分高兴，立即调遣仇鸾到居庸关防守。

很快，俺答汗的大军就从长城一线杀入进来，明军一触即溃，蒙古大军直抵北京城下。蒙古军在北京一带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京师大震。兵部赶紧点阅京册籍，准备调集大军来战，结果发现禁军在册的一半都是一些老弱病残，还有一半不归伍，而在伍的也嚎哭大叫，不愿意打仗。“是时册籍皆虚数，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又半役内外提督大臣家不归伍，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

嘉靖帝

无奈之下，嘉靖帝只能让仇鸾带领2万军队出击。仇鸾自然不敢和蒙古军交战，但为了获得鉴赏，他经常让士兵伪装成蒙古人到各村“劫掠民财”，“民苦之,甚于虏”。他甚至又将村民的头割下，向上级汇报，说自己“斩首13级、夺马10匹”，这种杀良冒功的事件在明朝经常发生，见怪不怪。

俺答汗攻入北京后，又将俘虏的宦官放出来，让他带去求贡的信件。嘉靖帝看了信后，立即召集严嵩、徐阶、李本三进行商量，最终嘉靖帝同意出钱来解决问题。第二天，朝廷派遣告诉俺答汗，说嘉靖帝愿意通贡。俺答汗得知后，立即带领大军撤到白羊口，而仇鸾带领大军尾随其后，结果被发现。双方交战，明朝军队一触即溃，仇鸾差点被俘虏。事后，嘉靖帝还荒唐地对仇鸾进行了赏赐。之后，俺答汗带领蒙古军队全部撤回草原。

根据统计，庚戌之变导致“诸州县报所残掠人畜二百万”，这对京畿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事后，当然是要问责了，严嵩、仇鸾不能动，而兵部尚书丁汝夔被背上黑锅，秋后问斩。

庚戌之变中，嘉靖帝答应俺答汗“通贡互市”，这才让俺答汗退兵。1551年，大同的马市开了，双方开始了互市。嘉靖帝对此事非常返回，他对封贡一事一拖再拖，而开一个口岸进行互市只是对俺答汗的敷衍。

俺答汗对明朝拖延的态度感到不满，于是又连年侵犯长城一线，导致山西、河北和辽东一带的军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史称“三军暴骨，百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而对付蒙古每年花费的军费也给明朝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如1551年“诸边费六百余万"“。嘉靖二十九年十月至三十一年正月，“自诸边年例二百八十万例，新增二百四十万有奇，修边、振济诸役又八百余万”，而当时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万两。长期的战争，导致明朝的财政危机更加严重。

1567年，昏庸无能的嘉靖帝去世，隆庆皇帝上台，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隆庆帝上台不久就在漳州月港开了一个口岸，使得明朝的海禁政策有所松动。在内部，隆庆帝也试图缓和和蒙古的关系。当时的内阁大臣高拱和张居正对蒙古采取积极的应对政策，为减轻边防压力，二人主张对西北推行封贡，对东北推行战争，而东西之间的蓟门则实行固授。

1570年，俺答汗的嫡孙把汗那吉因为家庭矛盾激化而投奔明朝，明朝就就此机会和俺答汗谈判。同年，俺答汗带领大军准备再次进攻明朝，不过了解到明朝允许封贡后，双方进行了谈判，史称“隆庆和议”。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明朝对蒙古开放边市，而并允许俺答汗进贡，明朝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且每年给蒙古大量的“市赏”。

实际上，所谓的册封、市赏只是在中原王朝话语体系下的记载，如此可以保全自己天朝上国的威望。而在蒙古方面，则认为明朝的“市赏”就是缴纳贡赋，“册封”就是“上尊号”，例如《黄金史纲》记载：“（俺答汗）攻打汉地，袭击城池之际，汉地的大明皇帝惧怕而缴纳贡赋和租税，并上俺答可汗以‘顺义’王的称号。”如此看来，俺答封贡就是明朝对蒙古妥协，利用金钱来换取和平，其本质和两宋的“岁币”“岁赐”是一样的。

不过，隆庆和议实则对明朝和蒙古双方都有利。对于蒙古来说，既可以通过互市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例如铁锅、丝绸、茶叶等，又可以获得大量的“市赏”，这些基本满足了蒙古贵族的经济需求。此后的几十年，俺答汗所管辖的右翼蒙古基本没有侵犯明朝边界。

对于明朝来说，封贡等于用金钱换来了和平，而且花费的“市赏”远低于军费开支，这不仅仅减轻了边患，有利于明朝腾出手来征讨东北的女真和左翼蒙古，还减轻了财政负担。“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战争减少后，长城一带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百姓终于享受了一丝的安定。

因此，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隆庆和议的确是正确选择。不过，这种方式并非可以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后来努尔哈赤崛起于辽东，明朝为了稳住蒙古林丹汗，不得不加大“市赏”规模，而林丹汗则趁机要挟明朝，加剧了明朝的边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