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西北角，有个国家人口不到1800万，还没北京朝阳区多，可它2024年的GDP居然高达1.12万亿美元。

这地方没有崇山峻岭，连土地都是从海里一点点抠出来的，却硬生生挤进了全球经济的大舞台。

十七世纪，荷兰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里嚷嚷着买卖股票，开启了人类金融史的新篇章。

1.12万亿美元，听着挺唬人，可要是放在中国，这数字能跟哪个省掰掰腕子？

十七世纪的荷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的阿姆斯特丹，热闹得不得了，街上满是扛着货物的搬运工，运河里船来船往，码头上堆满了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香料、布匹和木材。

就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那栋砖石砌成的大楼里，商人们挤在一起，扯着嗓子喊价，手里攥着东印度公司的股票纸张。

这些股票薄薄一张，却代表着远航船队和海外殖民地的财富。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股票交易，商人们一边盯着行情，一边快速翻动手里的账本，算计着每一分利润。

与此同时，离交易所不远的地方，大画家伦勃朗正在他的画室里忙活。

他面前摆着一块画布，调色盘上抹满了油彩，手里的画笔在光影间游走。

他喜欢用厚重的笔触，把光线从黑暗中一点点挖出来，画中的人物像是活生生站在那儿。

画室里堆满了画架和颜料罐，墙上挂着几幅还没干透的作品，窗外偶尔传来运河上船夫的吆喝声。

伦勃朗的画风在当时可是独一份，订单多到忙不过来，客户从富商到贵族都有。

他用画笔记录下那个时代的风貌，也把艺术的边界往前推了一大步。

十七世纪的荷兰人，就这么在商业和艺术两条线上齐头并进，忙得不亦乐乎。

时间快进到2024年，这个国家的人口还没北京朝阳区多，加起来也就一千七百多万，可他们硬是折腾出了1.12万亿美元的GDP。

北京朝阳区的人口都快四百万了，荷兰愣是用更少的人干出了更大的活儿。

ASML的故事，得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那时候，飞利浦公司有个实验室，专门研究电子设备，其中一个小组开始琢磨光刻技术，想着怎么把芯片做得更小更精。

1984年，这个小组从飞利浦剥离出来，成立了ASML，名字是“高级半导体材料光刻”的缩写。

刚起步时，公司规模不大，员工也就几十人，资金也不多，只能靠飞利浦和荷兰政府的支持勉强维持。

他们最初的产品是步进式光刻机，技术不算顶尖，但在市场上还能站住脚。

到了90年代，ASML开始跟德国的蔡司公司合作，改进镜片技术，精度和效率都上了一个台阶。

2000年以后，他们瞄准了极紫外光（EUV）技术，这是个大赌注，因为EUV需要全新的光源和材料，研发成本高得吓人。

为了搞定这个，ASML联合了全球几十家供应商，花了十几年时间攻克难关。

终于在2010年，第一台EUV光刻机原型机问世，但还得再磨好几年才能量产。

到了2017年，EUV光刻机正式推向市场，一台机器卖到1.3亿美元，能把电路刻得细到头发丝的万分之一。

2024年，ASML的订单已经排到几年后，客户包括台积电、三星这些芯片巨头。全球每生产一块高端芯片，几乎都离不开ASML的设备。

这家公司用三十多年，从飞利浦的一个小分支，变成了半导体行业的顶梁柱。

2024年，他们的车间里，工程师们每天都在调试设备，确保每台机器出厂前都能达到极限精度。

荷兰的农业奇迹，离不开韦斯特兰地区那些玻璃温室的故事。

20世纪初，荷兰农民就开始用温室种菜，但那时候技术简单，就是搭个玻璃棚挡风挡雨。

到了二战后，荷兰土地少、人口多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开始推动农业现代化。

70年代，韦斯特兰的农民们用上了燃气加热的温室，能控制温度和湿度，种出来的菜产量翻了好几倍。

到了90年代，计算机技术成熟，荷兰人把这玩意儿搬进了温室。

番茄种植成了主角，通过传感器和软件，精确计算光照时间、灌溉量和营养液配比。

2000年以后，这种“植物工厂”模式彻底成型，一株番茄的年产量能达到传统露天种植的10倍。

2024年，韦斯特兰的温室面积超过1万公顷，番茄、黄瓜这些作物源源不断运往欧洲各地。

荷兰用不到重庆一半的土地，农产品出口额却仅次于美国，2023年的数据是1350亿美元。

再说奶农亨德里克家族，他们的故事从19世纪就有了起点。

第一代亨德里克在海尔德兰省买了块牧场，开始养荷斯坦奶牛，这品种产奶多，但需要精心喂养。

到了20世纪中期，第二代引进了机械挤奶设备，效率高了不少。

第三代又用上了营养配方饲料，让奶牛日产奶量从20升涨到30升。

第四代赶上数字化浪潮，给每头牛装上监测器，随时调整饲养方案。

到2024年，第五代亨德里克家族的牧场里，一头牛每天能产50升奶，总共几百头牛的产量全靠自动化流水线收集。

这些优质奶源送到菲仕兰公司，1860年代成立的这家乳制品企业，早年靠出口奶酪起家，后来专注婴幼儿奶粉。

2024年，菲仕兰的奶粉卖到85个国家，年销量几万吨。

鹿特丹港的崛起，得从19世纪初讲起。那时候，荷兰的运河网已经很发达，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阿姆斯特丹的港口开始不够用了。

1866年，鹿特丹挖通了新水道，直通北海，货船能更快进出，港口的吞吐量一下子就上去了。

到20世纪初，鹿特丹成了欧洲的重要货运节点，每年有成千上万艘船停靠，装卸煤炭、钢铁和粮食。

1920年代，港口开始引入机械化设备，第一批起重机装上码头，虽然比不上现在的规模，但已经能吊起几十吨货物。

二战后，鹿特丹被炸得一片废墟，可荷兰人没歇着，迅速重建港口，还顺便扩建了码头区。

到了1970年代，集装箱运输流行起来，鹿特丹抓住机会，建起了巨大的集装箱码头，起重机也升级成了能一次吊起上百吨的大家伙。

2000年以后，港口管理局开始用数字化系统管理船只流量，靠着卫星数据和算法，能提前72小时预测船舶到港时间，2024年，这个系统把平均等待时间缩短到6小时以内。

现在的鹿特丹港，每年吞吐量超过4.6亿吨，2023年的数据是4.65亿吨，稳坐欧洲第一大港的宝座。

离港口不远的马斯河边，壳牌石油的故事也在继续。

1890年，壳牌由几家小公司合并成立，最早是靠在东印度群岛开采石油起家，后来扩展到全球卖油生意。

20世纪中期，他们在鹿特丹建了炼油厂，加工从北海运来的原油。

到了2000年代，壳牌开始转型，投入新能源研发，藻类生物燃料成了重点项目之一。

2024年，他们的研发中心已经在试验用藻类提取燃料的技术，计划未来几年推向市场。这种转型速度，跟荷兰人围海造地的历史一脉相承。

从13世纪开始，荷兰人就用风车抽水，把海水排干，硬生生造出了国土18%的新土地，700年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规模。

乌得勒支大学的材料实验室，最近因为氮化镓半导体材料的突破火了一把。

这事儿得从2010年代说起，当时华裔科学家李敏华加入了这个团队，带着从美国学来的经验，开始研究宽禁带半导体。

氮化镓这材料早就被看好，能让芯片跑得更快、更省电，但量产一直是个难题。

李敏华的团队从2015年起，拿到了荷兰政府的资助，联合32个国家的科研人员，组成了一个百人规模的项目组。

他们先是优化了晶体生长技术，花了三年时间把氮化镓的缺陷率降到可控范围。

接着又跟ASML合作，解决了光刻机镜片涂层的高温耐受问题。

到2023年，量产技术终于搞定，2024年已经开始小规模供应市场。

这项突破带动了荷兰当地的精密仪器制造业，2023年相关企业的产值增长了12%。放眼全球，荷兰的创新早就不是实验室里的小打小闹。

恩智浦半导体的故事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当时飞利浦把芯片业务拆出来，成立了恩智浦。

2000年后，他们专注汽车电子，研发的车载芯片能控制引擎、刹车和导航系统。

到2024年，全球三分之一的汽车电子系统都用上了恩智浦的芯片，年出货量超过50亿颗。

另一边，阿克苏诺贝尔的涂料也有一段历史。这家公司1860年代起步，最早是给荷兰的木船刷漆，后来发展成全球化工巨头。

2010年代，他们拿下了港珠澳大桥的涂装订单，提供的防腐涂料能让钢结构扛住海风侵蚀，2024年这座桥还在用他们的产品。

这些成就加起来，撑起了荷兰2024年1.12万亿美元的GDP，差不多跟中国第五大经济省浙江的水平持平。

浙江2023年的GDP是8.2万亿元人民币，折算下来也就1.15万亿美元，荷兰靠着不到两千万人口，跟这个经济大省掰起了腕子。

参考资料：

[1]张锎心,张淼.荷兰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经验与启示[J].教育与职业,2024(13):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