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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老前辈回忆自己曾经有过 红军“新长征”的筹划，但是，张学良老前辈却并不赞同徐向前老前辈的观点，张学良老前辈认为不仅应该静待西北局势变化，更应该密切关注全国抗日大势、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局变化。
徐张的分歧徐向前老前辈陕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无法承受如此大规模的长征军队，一时间，新兴基地经济濒临崩溃，如果不向西征讨盘踞宁夏、青海、甘肃一带的三马军阀，我国红色革命的火种面临着熄灭的风险。
但张学良老前辈却认为日本全面侵华已经不可避免的当时，我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红蓝两营谁主沉浮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中国与日本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事实证明，张学良老前辈的考虑更加妥当。
徐向前老前辈与张学良老前辈虽然在红军未来发展选择上出现分歧，但他们都出于壮大红军实力、振兴中华民族的良好考虑，都是红色革命胜利与抗战胜利的元勋功臣。
徐向前老前辈筹划“新长征”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到达陕北后，又面临着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陕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无法承受如此大规模的长征军队，一时间，新兴基地经济濒临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老前辈决定向西开启一次“新长征”寻找出路。
徐向前老前辈关于新长征问题与全国形势的研判紧密相连。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全国范围日益猖獗的形势，从前的斗争思路已与当前环境不相适应，于是，徐向前老前辈开始寻求建立新的斗争策略。
自长征红军冲破敌人包围后，红色革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民众抗敌力量愈加团结、抗敌情绪丰富饱满、武装斗争更加激烈，红色组织及其领导的红军联合程度逐渐加强。
徐向前老前辈一方面认为抗敌红军与陕北地方红色武装执行统一战线后，增强联合力量，扩大游击队伍，红色组织在陕北地方红色武装中的治理影响加强了，红色组织的主张部分能起领导作用。
另一方面认为下层工作严重不足，不过，此时徐向前老前辈激烈谴责并无否定之意，而是以督促、提升地方 组织及军队的工作成绩为目的。但徐向前老前辈的思想与中央的主张不谋而合之后，徐向前老前辈更加积极推进中央工作指示。
然而，事实证明，在日本全面侵华已经不可避免的当时，我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红蓝两营谁主沉浮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中国与日本两国，中国与日本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徐向前老前辈的“新长征”规划最终被二次合作抗日所取代。
举国齐心共抗日寇日本侵略者还在一九三五年制造一系列侵略事件，企图在华北与长城内外也培植起几个傀儡政权。东北沦陷之后，举国上下就对国土沦陷、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侮辱的事情感到愤愤不满。
日本侵略者将魔爪伸向华北之后则更令全国人民无法忍受，华北与东北不同，东北正式纳入中原核心治理毕竟仅仅不到百年。而华北从上古时期开始就是中华文明的腹地，华北沦陷等于直接宣布战争失败。
红色组织在革命时期开展统一战线的目的与自身的革命目标密切相关。此时，红色组织虽然处于第二次国内战争中，但在全民族存亡问题面前，仍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其革命政策的不断转变。
革命的战略目标直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适应这种革命形势的需要，红色组织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也将焦点进行调整，由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工农协商统一战线，逐步转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上来。
红色组织在革命时期根据形势的不断发展，对统战工作的对象进行了动态调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国各个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主要矛盾。
首先，当局统治营垒发生分裂，这种治理态度的变化表现为部分上层开明人士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抗日意愿。再者，民族资产阶级的治理态度也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与寡头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加深。
另一方面，在整个民族走向殖民地的危机下，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威胁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得其对红色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治理态度发生了变化，其左翼有可能参加到革命斗争之中，其余的部分则有保持中立的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战胜国按照自身实力对世界利益重新进行划分，并确立了“凡尔赛－华盛顿”来维持战后秩序，但随着帝国主义间的竞争愈加激烈，这种分配使得战胜国与战败国甚至战胜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随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爆发的给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带来严重冲击。在民族复仇心理膨胀以及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困难双重因素叠加之下，国际法西斯主义迅速发展，他们相互勾结与支持，开展大规模反人类的侵略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红色组织对国际局势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对自身统战内容开始符合形势的调整，强调要联合国内外一切抗日阶级与阶层力量，在国内建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上形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蚕食，红色组织向全国民众发出了联合抗日的号召。统一战线政策开始向正确的轨道转向。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红色组织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不再把反对蓝营作为开展抗日斗争前提条件。
红色组织不再使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把目标主要聚焦到日本帝国主义本身，呼吁全国民众的大联合来实现抗日革命斗争的胜利，从而在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主席明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面前，国内的各阶级和民众应当暂时搁置利益和观点上的差异，放弃相互攻击的自残行为，共同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中。
同时号召一切爱国党派、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联合抗日。这些决定充分表明红色组织已经将大多数具有抗日意愿的党派看作统战对象，正视了全民族同胞抗击日寇的呼声，适应抗日救国新形势的发展。
其次，毛主席根据革命形势和任务论证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一方面，革命显现出有利的上升态势，由局部性逐渐发展到全国性，红色组织统战工作的任务就是将各个阶级的同胞形成联合起来的民族革命阵线。
另一方面，因为当前世界与中国的革命力量与对立力量相比还处于弱势，想要推翻对立势力的压迫，仍然需要集聚雄厚的力量，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红色组织把当局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之内，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政策后，得到了许多当局有识之士的认可，尤其是与驻扎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红色组织秉持民族大义积极开展周旋活动，提出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随后，周恩来作为红色组织的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国民政府的谈判，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抗日救国。
结语：徐向前老前辈与张学良老前辈虽然在红军未来发展选择上出现分歧，但他们都出于壮大红军实力、振兴中华民族的良好考虑，都是红色革命胜利的元勋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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