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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父、新加坡首任领导人李光耀在谈及关于新加坡过往殖民历史问题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庆幸是英国殖民新加坡，对于他们的离开，我心怀感恩。看来，李光耀认为英国殖民对新加坡做出了积极贡献。

有人曾问：新加坡与中国同文同种两国为何不能合并？李光耀的这番殖民主义有功论发言或许就是两国分歧之核心所在，大陆人民将民族独立与自力更生看作一项无比神圣的权利，然而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精英却把曾经被殖民屈辱历史当作一种荣耀成就，两者分歧如此之大，也难怪最终分道扬镳！

可是，无论怎么说，新加坡毕竟不是英国本土，李光耀与占新加坡主要人口的华人毕竟也不是英国人，无论他们对英国人的感情有多深，最终也不可能与英国同呼吸、共命运。

而是必须选择新加坡与新加坡华人自己的道路，那么，李光耀与新加坡华人是如何在殖民历史与母国认同间选择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又如何塑造自己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且看下文······

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不能简单地与祖国大陆的土生华人的国家认同一概而论，新加坡本身是前英殖民地，华人对新加坡来说其实是移民、外来户，而非本土住民。

新加坡是典型的多元种族的移民社会。不同种族的人汇聚于此谋求生计、落地生根，新加坡华人占据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华人占比最多的国家。领导人李光耀着重推动新加坡华人拥有独立效忠意识和身份认同。

英国人在新加坡建立港口与殖民地后，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参与新加坡自由港的建设，如开矿设厂以及商业的扩展，建成后的新加坡成为联系东西方的贸易中转站。

开埠后的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积极推动各项促进新加坡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并且取得显著成效。新加坡不仅发展为一个繁荣商业贸易港口，而且成为了南洋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助推器。

经济贸易日趋繁荣也产生了大量劳动就业岗位，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因此英国殖民政府采取多项优惠政策吸引移民前来新加坡，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新加坡的开埠为下南洋谋求发展的华人提供了机遇。

在英国殖民地政府的鼓励和策动之下，华南劳工看到了新加坡可以为其提供发财致富的良机，便决定冒险来此发展。同时，华南劳工吃苦耐劳、工作效率极高且富有创造力的精神吸引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目光，成为最受欢迎的廉价劳动力。

海禁政策的废除，移民海外合法化也起到了催化作用。由于此前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在经济上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商人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外国人向中国出口货物。

在政治上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防止沿海地区的民众在海上进行反清活动，接济反清抗清势力。清政府害怕华民会在海外聚会结党，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因此禁止华民移居海外。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废除了海禁政策，使得移民海外合法化。两次鸦片战争改写了清朝和西方列强及海外华人的历史，在十九世纪中叶掀起了华南地区苦力大量出国的高潮。

国内生存环境的逐渐劣化也加速了华人的移民潮。到十九世纪，由于华南地区生活环境恶劣，时常爆发天灾人祸，多山地且不利于种植，严酷的自然环境限制着小农经济的发展。人民无法维持生计，社会不稳定，开始向外寻求出路。

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割地赔款，造成大量白银外流，使得国内通货膨胀，经济枯竭。人民在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双重压迫与压榨下，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纷纷起义，被追捕后部分人逃亡海外。

华人社团组织是海外爱国爱乡的基本载体。一八三六年第一批华人移民新加坡后，当地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华人社会。对于早期移民来说，背井离乡到达新加坡后面对陌生的环境，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

于是来自同一地域、讲着共同方言的移民逐渐凝结齐聚在一起互相帮助同舟共济，由此基于地缘认同的社会组织便应运而生。且在海外的华人多是孤身一人，他们为了表达自己不管到达天涯海角依旧是炎黄子孙的赤子情怀。

寄托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祈求故土神灵庇佑，于是聚集起同宗、同乡或者同胞商讨在新加坡建立起中国式的庙宇、宗祠。在大的血缘组织中分化出小的集团组织。

成员来自同姓或者讲共同方言的移民群体组成血缘组织，其宗旨在于社团成员彼此扶持，患难与共和恤贫济急。此外，新加坡还出现业缘组织，同一行业的人为了促进彼此感情以及维护共同的利益，便发起了行业工会组织。

华社的兴衰成败影响着新加坡的社会与经济稳定。新加坡华人根据建立的地缘性会馆、血缘性宗祠、业缘性会所除了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外，还企盼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建立虚拟的血缘关系去寻求和维护自己的国家认同。

地缘会馆和社团总坟都是“海外华人虚拟血缘关系”的体现，并且这些关系网的互动密切了新加坡华人个体之间的联系。通过这些社团组织和活动，华人移民开始同中国的地域宗乡紧密联系起来，成为移民生死与之紧密相系的组织，这极大地影响了新加坡殖民地时期的国家认同。

华人移民的国家认同目标是在于遥远的中国故土共同的历史记忆中，而不在于新加坡本土的现实生活，以至于确定自己的情感归属于中华大地。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社团组织在新加坡华人的国家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九零零年，新加坡成为维新派和革命派政治动员与舆论号召的前沿阵地，各自创办政治立场鲜明的华文日报，鼓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都对当时流亡海外的文人心理造成巨大冲击。

新加坡的华人报章对华人国家认同倾向于中国起着催化作用，大量对中国爱国主义色彩的报道和宣传孕育着华人移民认同于中国的政治意识并且不断增长强化。

海外华人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各种华人社团和个人资本家筹集资金开办大量的华文私塾与学校，他们是华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积极捐助学校，提倡华人教育，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华人后代中得以传承。

早期华人私塾中教授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弘扬儒家思想文化；三民主义是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因此向新加坡华人学子灌输三民主义思想成为了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人教育事业的主观愿望和所要实现的目标。

通过中式教育和华文报章，对新加坡华人身份文化认同于中国起了催化作用。民国建立后，国民政府 依旧认识到海外华侨华人是祖国建设的伟大力量，关注侨民教育事业的发展，企图通过教育来维系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与向心力。

有人曾问：新加坡与中国同文同种两国为何不能合并？李光耀的这番殖民主义有功论发言或许就是两国分歧之核心所在，祖国大陆的人民在解放之后将民族独立与自力更生看作一项无比神圣的权利，然而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精英却把曾经被殖民与被压迫的屈辱历史当作一种荣耀成就，两者分歧如此之大，也难怪最终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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