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元宫 张 杰

邓小平在1975年

对历史问题的应对和处理，是各国政治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其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否科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所采取的方法是否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直接关系到其治国理政的成效，甚至影响到其所领导的整个政党乃至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的理念和方法及其蕴含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对于今天我们正确地认识、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无辜遭受迫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是党面临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通知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给刚刚起步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限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

1977年2月，“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更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遇到极大困难，以致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截至1977年底，仅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53个部门仍有6241名干部等待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其中包括116名省部级干部和537名司局级干部。此外，全国还有10多万名“右派”尚未摘帽。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深入。在第三次正式复出之前的1977年2月，邓小平就接待了陶铸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听取她们讲述陶铸的冤案和她们的遭遇。3月14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

事实上，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时期，邓小平就不失时机地推动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同年3月1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第五次常委会议结束时，谈到曾任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委员李天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李天焕的女儿给我写信，说现在只准她每周和李见一次面。李天焕为什么还在关着？要先放出来，回家或到医院治病，不要再叫二炮管，由总政来处理，生活上也由总政管起来。军队还有没有像李天焕这样不属于林彪问题还关着的人？总政要清理一下，一块儿解决。3月25日下午，在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关于徐州铁路分局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

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1975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根据此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50人被释放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被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其中包括曾任卫生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贺诚。1975年3月22日，贺诚的女儿就要求为其父亲安排工作一事致信邓小平，3月下旬邓小平收到此信。随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将信件转给了毛泽东。5月17日，毛泽东对5月16日中央军委建议贺诚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其附件作出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为了突破“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和束缚，消除其对历史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严重负面影响，1977年2月，邓小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表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他对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表示：“两个凡是”不行。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21日，邓小平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着重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同时呼吁：“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凡是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都应当保留，决不能“一风吹”；一切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即使是一个“尾巴”也不能保留。

邓小平多次作出批示，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平反。曾任候补中央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万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写信给邓小平，要求恢复工作。1977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万毅的申诉信上作出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同年11月，万毅获得平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11月4日，邓小平在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要求分配工作的来信上批示：“戎的历史和入党后的情况都是清楚的，在政治上没有可怀疑的地方（入党时对他在阎锡山处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有些缺点，但做了长期的财经工作。我建议他可当一个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2月，戎子和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5月，任财政部顾问。

1977年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第五机械工业部原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作出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王其梅曾经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诬蔑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于1967年8月逝世。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阅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作出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1978年9月，中共中央为王其梅平反并落实政策。同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错案平反。

1978年11月26日上午，在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率领的该党第二次访华团谈到中国国内形势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

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仅1978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就接待干部来访6434人次，受理信访32927件。截至1978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先后为131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的冤案平反，为中央、国家机关5344名待分配的干部分配了工作或进行了妥善安置。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百废待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亟须达成思想和认识上的统一，这样才能实现拨乱反正、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行动和步调上的一致。倘若沉湎于算历史旧账、纠缠历史问题，不仅耗费中国人民宝贵的精力和时间，从而延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而且极有可能会激化矛盾，加剧社会分裂和对抗，最终造成全党全国人民离心离德、一盘散沙的恶果。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推进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深入开展的同时，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不要纠缠历史旧账。”

1977年12月20日前夕，在和李先念一起听取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汇报时，邓小平指出：“要团结各种观点的干部和群众，集中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搞好，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少数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注意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和一切犯过错误而改正了的同志团结起来，问题就容易解决。纠缠历史问题，算历史旧账，会改变政治方向，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1978年12月2日上午，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不可能都满意。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安定团结十分重要，要大局为重。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

邓小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不纠缠历史旧账。1977年5月24日上午，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谈到有些同志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讲了一些过头话时，邓小平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说些违心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些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里。

邓小平反复强调处理历史问题必须以大局为重。1978年11月25日下午，他在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11月29日上午，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率领的该党第七次访华团，谈到当时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邓小平再次指出：北京正在召开的最高领导人会议，主要是讨论四个现代化问题。要搞四个现代化，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求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内外广大群众心情舒畅。对过去有些事情，群众不满意的，也确实有错的，要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冤案、错案了结了。大的就是天安门事件这样的问题，错了就改嘛，改了就完了。对有些人，过去搞得不对的，搞过头了的，要改过来，比如对彭德怀同志的评价。

12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又一次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对于在一定的时间里难以搞清楚的历史问题，邓小平又是怎样应对和处理的呢？1978年11月25日下午，他在听取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26日上午，在会见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谈到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

1978年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问题，现在也要回避。”13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1979年3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作报告谈到“现在仗打完了，今后我们应该做几件事情”时，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现在还有大量的思想工作需要做。我们发扬民主，处理了许多遗留的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总的情况，但是仔细地看，还存在很多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所以，有好多问题应该从大局着眼，不能搞得太细。现在的关键是安定团结。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集中力量向前看。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我们的宣传机构包括报纸，要注意这个问题。有些账讲不清楚就不要讲，向前看嘛。不向前看有什么希望？”

同一天，中央办公厅将这个报告下发至地师级单位。一直到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邓小平认为这一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1960年，毛泽东与邓小平亲切交谈

邓小平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的理念和方法及其蕴含的政治智慧，汲取了苏联赫鲁晓夫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的惨痛教训。他多次提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1978年11月25日下午，在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起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时，邓小平指出：“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11月27日晚，在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起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讲马克思、列宁写文章就经常自己修改嘛。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在党内还是讲一讲好。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赫鲁晓夫究竟干了什么事，以至于邓小平反复强调“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近5个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这次秘密会议没有邀请参加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报告文本在大会结束之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被禁止在苏联媒体上刊登，报告内容以特有的宣读文件的方式向苏共各级组织传达，所以史称“秘密报告”。这份报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触及了当时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些已经难以回避的矛盾。

尽管苏联方面对于“秘密报告”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可是，“秘密报告”的有关内容不久就被西方媒体披露出来。“秘密报告”在苏共党内和苏联人民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应和严重的思想混乱，在一些地区直接引发了严重的骚乱和流血事件。其中，以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反应最为激烈，因为苏共二十大闭幕距离1956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只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所以该共和国广泛开展的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活动变成了针对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猛烈抨击活动。

从3月5日至10日，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库塔伊西等城市都举行了自发的群众集会。这些群众集会引发了大规模骚乱，3月9日第比利斯发生了流血事件。“秘密报告”还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导致苏共二十大闭幕几个月后“波匈事件”的发生。此外，帝国主义国家乘机掀起世界性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大困难。

正是鉴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严重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反复警示全党：“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也正因为如此，1988年9月5日上午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谈到如何总结经验教训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绩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邓小平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的理念和方法及其蕴含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还充分体现在他对复杂而棘手的国家之间历史问题的应对和处理上。1978年8月10日下午，在会见前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谈到即将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邓小平指出：中日两国有着近2000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其中最多有100年的路程走得不好，这同2000年相比只是一小段。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

10月25日下午，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回答有关钓鱼岛问题时再次指出：“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986年6月17日上午，在会见菲律宾副总统萨尔瓦多·劳雷尔谈到南沙群岛问题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很多地图都可证明南沙群岛属于中国。我们倾向这个问题先搁置一下，不急于解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这个问题妨碍我国同有关国家友好关系的发展。过几年后，我们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商讨一个可为各方接受的方式。可否考虑对有关争端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发展，我们有充分的条件成为很好的朋友。

1988年4月16日上午，在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时，邓小平指出：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国际上很长时间对此并无异议。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南京国民党政府派海军舰队去南沙群岛海域巡逻，随即对南沙群岛最大的岛屿太平岛派了驻军，并修了一个小飞机场。当时联合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没有提出异议。世界上有权威的地图标明南沙群岛一直为中国所控制，菲律宾舆论界也提到过这一点。我经过多年考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可在承认中国主权条件下，各方都不派部队，共同开发。那些地方岛屿很小，住不了人，不长粮食，无非有一些石油资源。有关近邻国家可以组成公司，共同勘察、开发。中国有权提出这种建议，只有中国建议才有效。这样就没有争端，用不着使用武力。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应通过协商找到对和平有利、对友好合作有利的办法。

邓小平应对中日关系和中菲关系的这两个案例表明：不能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的个别问题而束缚两国之间在其他方面的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不能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而影响两国之间关系的现实和未来发展。其中闪耀着邓小平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哲学智慧和政治智慧。

邓小平认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1982年8月10日上午，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等人谈到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因为好多年没提这个历史问题了，这个题目出得很好。我们的娃娃不能只知道友好，还要懂得历史最主要的是教育人，包括教育日本人。”9月18日下午，在专列上同金日成单独会谈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指出：“最近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历史、教育人民的机会。这件事不仅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轻人需要上这一课。他们不大懂历史，有些历史已被忘记了。”

邓小平还提醒日本政界人士警惕军国主义复活的倾向。1982年11月16日上午，在会见以日本参议院议员、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小柳勇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友好之翼访华团领导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教科书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只在于问题的本身，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后代的问题。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历来是存在的。我们不是讲执政党、政府，但作为一种思潮，战后是一直存在的。既然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就不能不对这种思潮、这种倾向提高警惕。”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田边诚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指出：“历史毕竟是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特别希望日本政界不要忘记古人的教导。”

邓小平还喜欢用历史古迹和历史故事教育子孙后代。1983年2月12日下午，游览杭州栖霞岭下的岳王庙时，在北碑廊岳飞手书的《满江红》石碑前，邓小平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在看到秦桧等四个跪像时，他拉着外孙女的手，边看边指着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望着左边门柱上的对联，他对孩子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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