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乾盛世是否存在的问题，网上一直争论得很凶，学术界对此也存在争议。比如周思源先生就专门撰文反对康乾盛世的存在，张宏杰先生更是讽刺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就是一个饥饿的盛世。为什么“康乾盛世”不像大唐盛世那样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它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让世人如此质疑呢？

《辞海》中将 “盛世”定义为 “安定兴盛的时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刘文鹏教授将盛世总结为三个字：“一曰富，二曰强，三曰宁”。如果仅从富、强、宁这三点来说，康雍乾三朝好像能称得上是盛世。

一、粮食产量、人口暴增

中国以前的历朝历代人口都比较少，多的时候也就一亿挂零，但是很快就会因为土地矛盾爆发起义，人口骤减一半。比如明朝人口在洪武十四年约六千万，万历年间人口达到峰值,约在1亿，而到了崇祯末年，人口又重回谷底，降至六千万。

但是到了清朝，由于高产量农作物番薯的大面积推广，以及玉米的引进，再加上土地开垦的增加，解决了粮食紧缺的问题，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增长了一倍之多，乾隆三十一年已经增至2040亿斤，耕地面积也达到了741万余顷，清朝人口随之暴增。康熙六十一年中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一亿大关，乾隆六十年的时候更是达到了三亿，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的迅速增长也能反映出当时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稳定，可谓之“宁”。

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康雍乾时期不仅农业大发展，陶瓷、矿冶以及茶叶等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清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据《明史》记载，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0万两白银，就算把田赋、盐税、工商税以及徭役全部换算成现银计算（明朝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按现银收税），明朝平均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不到2000万两，1602年的最高值也仅是2295.3万两。

就算是以“富裕”著称的宋朝，其财政收入也就在6000万贯左右，折合成白银相当于3000万两。

而康雍乾时期清朝的财政收入平均在七千万两左右，最高更是能达到八千三百万两。当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能够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工业产量最高占到世界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康熙、乾隆两朝曾五次全免全国农业钱粮近3亿两白银。

清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翻了四番多，可谓之“富”。

三、疆域广阔

康雍乾时期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到乾隆年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顶峰，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仅次于元朝。而且清政府对于边疆地区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理，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比如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乾隆年间的设立驻藏大臣、金瓶掣签制度等等。

同时，康雍乾时期清政府的军力也称得上是鼎盛时期。比如康熙年间北击沙俄，南收台湾；乾隆时期平准格尔、廓尔喀，征讨缅甸、安南等等。

随着清朝版图的扩大以及军力的强盛，周边小国纷纷“内附”，成为清朝的藩属。比如东亚的朝鲜、北亚的蒙古各部、东南亚的安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中亚的哈萨克、布鲁特、爱乌罕(今阿富汗)等国。甚至某些小国主动要求，清政府都不会轻易答应。比如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皇帝以其险远不许。

康雍乾时期疆域辽阔、军力强盛、藩属众多，此境况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可谓之“强”。

然而，这些并不能掩盖其光鲜的外表下内在的腐烂。

一、横向比较，“康乾盛世”一点都不富

与前朝相比，也就是纵向比较，“康乾盛世”确实很富有，但如果与同时期的西方列强相比，也就是横向比较，“康乾盛世”一点都不富。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贝洛赫曾根据十九世纪人们的消费情况估算出了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民收入，结果显示，1800年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24美元，法国为220美元，中国为228美元，比法国略高一些，大约相当于英国的2/3；但到了184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到了206美元，英国为447美元，法国为310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英国的一半。

如果你觉得这一组数据的计算方式不合理，有水分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组数据：

这是国内学者刘逖测算的，他采用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对1600—1840年世界各国的GDP进行了估算。根据刘逖的测算，从1700年到1800年，我国实际人均GDP从4.3银两减少至3.5银两，中国的人均GDP在1700年不足英国的1/3，略高于美国的7/10；1820年约为英国的1/5，略高于美国的1/4；1840年为英国的1/6，美国的1/5。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康乾时期中国的人均GDP远远低于欧洲国家，且差距在不断扩大。

我们再来看财政收入比较。中国财政收入从1661年的6162万两增加至1766年的8280万两，年均增长2.8‰。而同时期的法国是从1440万两增加到4260万两，年均增长15.61‰；英国则是从616万两增加到2760万两，年均增长21.66‰。虽然中国的财政收入要高于英国，但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30倍左右，而且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相当于英国的十分之一。这反映出虽然中国财政收入总量要高于英国，但却是在走下坡路，发展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

工业产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标准。康雍乾时期的清朝虽然在财政收入上领先于明朝，但在工业产量方面却远远比不上明朝，光是钢铁和棉布这两个行业的产量就一直没有达到明朝的标准，明朝最鼎盛时有一万三千多张的织布机，但到了乾隆时期却仅存三百多张，康雍乾时期重工业、手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农业。

因此康乾末期，我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一名一直往下掉，仅仅一百多年的时间，工业产量在世界上的比重就从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十，而明朝当时能占有世界一半的工业产量。

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康乾盛世”一点都不强

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固步自封的思想，使中国在武器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也埋下近代百年屈辱的种子。

对于火器的研发，清政府一开始是非常重视的。皇太极就曾命令军队建造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炮、步多兵种部队，康熙更是有感于火器威力的巨大，成立了火器营。根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一共生产了上千名各类火炮，每年可以生产将近50万斤火药，同时康熙还任用了不少荷兰、比利时的火器专家，专门为军队研发一些尖端的火器。

然而到了雍正、乾隆时期，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火器的研发就开始放缓，甚至严令禁止民间私自研发火器。后来又为了防范汉军官兵，禁止绿营兵配备火器，最后甚至扩展到严禁汉族工匠研发火器，使火器的研发陷入停滞。

而同时期的英国等西方列强火器的研发却一日千里。据史料记载，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到中国给乾隆皇帝祝寿，同时他带来了英国海军最新的战舰，这种战舰能够安装70多门舰炮。而当时清朝水师最大的战舰，却只能安装10多门火炮。然而面对这样的差距，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主抓军事的福康安，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和英国特使说话非常傲慢，根本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先进科技会给中国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虽然康雍乾三朝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其胜利的基础并不是自己有多么的强大，只是对手太过于弱小。其实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的军纪已经涣散，军力大不如前。当时的战事，主要依靠的是绿营，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环境下也很快腐化。据载，嘉庆曾随乾隆皇帝阅兵，见到的都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的场面。

马戛尔尼的回忆录描述的场景更是惨不忍睹，在回忆录中，马戛尔尼称：清朝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部队的主要装备还是弓、戟、矛、剑之类的冷兵器。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 他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与西方国家相比，康雍乾时期中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了。

火器研发如此，科学技术水平与西方列强相比更是不堪，1687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六年，牛顿提出三大运动定律；1769年，也就是乾隆三十四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而这时的中国呢，还停留在四大发明的故纸堆里陶醉。

这些都应归咎于清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轻视，官办研发机构不够重视也就罢了，对于民间少有的一些科技创新也不鼓励，甚至导致一些传统技艺失传。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三、从平民的角度来说，“康乾盛世”一点都不安宁

康乾盛世时期虽然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人均粮食产量实际是有所下降，从人均1183斤/人减少到867斤/人，也只能勉强维持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要而已。

如果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中国的差距更加明显。18世纪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3.5亩，英国人均耕地面积则达到10亩，而且还有荒地大约人均6.2亩尚未开垦。

再加上清政府当时巨大的贫富差距，平民实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据马戛尔尼的回忆录描述，当时的大清帝国可谓是民不聊生，人们衣衫褴褛，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前往京城的途中都没有看到丰衣足食的人民，“满地都是惊人的贫困”，房屋几乎都是泥墙，屋顶都是茅草，根本无法和任何一个英国乡村相比。

英国副使约翰巴罗在他的《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描绘得更是悲惨，他在书中写到：“清朝的官员们很有礼数，他们派遣了很多人到船上服侍我们，给我们端茶倒水，打扫房间，但是这些老百姓都太过于消瘦，显然他们是营养不良，每一次我们吃完饭把残羹剩饭让他们倒掉时，他们都要千恩万谢，然后狼吞虎咽的吃剩下的食物。他们的军队和老百姓几乎没有两样，都穿的破破烂烂，看上去毫无精神和战斗力可言。”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英国人贬低清政府的一家之言，那么我们再来看当时中国的学者是怎么说的。

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在他所编撰的《潜书》一书中描述了康熙年间中国的民间风貌，在书中他写道：“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穷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唐甄在任山西长子县知县时许多妇女儿童连裤子都没得穿，而所谓富庶的江南地区人民为了生计则把子女卖往北方。

四、遗臭万年的文字狱

其实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比如汉武帝时期、明洪武永乐时期等等，但是要讲到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牵连范围之广，手段之残忍狠毒，则非清朝莫属。

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时140余年。其中又以乾隆时期最甚。

据统计，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共发生了惊人的166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其中乾隆朝就占了69起。

清朝的第一起文字狱是在顺治二年的时候，有一个河南的考生在考试的时候，把“皇”叔父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多尔衮，就因为这一个字，清政府以大不敬的罪名，把这个考生下狱处死。

在康熙初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字狱，就是庄廷龙《明史辑略》案。在《明史辑略》中，因为出现了南明的年号，庄家的大小七十余口全部获罪，其中18个人被凌迟处死，庄廷龙因为已经去世，被开棺戮尸。

在雍正朝，有一个叫徐骏的官员，就因为写了一句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被清廷认为是讽刺皇帝不识字，被判斩立决。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件，雍正朝有一个礼部官员因为出了一道考题叫“维民所止”，被人告发说“维止”这两个字就相当于是“雍正”无头，清廷认为这是诅咒皇帝，所以就先让他无头了。

这还是在康雍朝，到了乾隆朝，文字狱更加疯狂和变态。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反正清朝的文字狱在历史上是最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

清朝大兴文字狱，原本的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汉人，强化集权统治，但结果却造成了思想固化、言路堵塞，极大的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使清政府在各个方面都开始落后于西方列强。

综合来说，康乾时期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离真正的盛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与同时期的西方列强相比，它就是“虚胖”。而且这一时期大兴文字狱，导致知识分子的思想固化，再加上一系列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所以，“康乾盛世”也就是清政府的掩耳盗铃，自我安慰罢了，所谓“盛世”并不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