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是唐贞观初年，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辑录前人著述谏书的一部匡政著作。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成书。“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博采典籍六十五种，共五十余万言，历经数年，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编辑成书。目的在于寻求治国理政的要领，因此书名明称《治要》。

遣唐使传回治世宝典　日本历代奉为圭臬

因为当时中国雕版印刷尚未发达，加之唐末战乱，致使此书至宋初已失传。非常幸运的是，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了日本，从此被日本历代天王及王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

根据日本人细井德民为《群书治要》写的“考例”中谈到，“慎重考察我国（指日本）历史，承和、贞观年间（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王年号“贞观”，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御前屡次讲解此书，距离现在几乎有一千年了，而（中国）宋代和明代的儒家学者，没有一个提到的，可见此书（在中国）已经散失很久了。”

《群书治要》亡佚千年重现中土

日本的镰仓幕府（1185年—1333年）第五代将军金泽实时特别喜欢收藏书籍。他发现了《群书治要》觉得非常有收藏价值，于是请人抄录此书。

《群书治要》，日本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铜活字刻本（骏河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到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德川家康（公元1543年－1616年，于1603年建立江户幕府）看到了这部书的价值，于是在元和2年（公元1616年）下令印刷了51部骏河版的铜活字刻本。不过这套书并没有来得及广传，因为德川家康也在这一年（公元1616年）逝世，只有传于德川氏族系具有继承幕府将军权位的御三家，就是尾张、纪伊和水户德川家。

到了天明光格天王元年，德川家康的第九子德川义直的子嗣尾张藩主有感于《群书治要》治国治家的重要意义，用了5年的时间命人把书校正后，在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新刻印活字版“天明本”，并分赠诸藩主和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不过当时已经有三卷失传（详注二）。

日本宽政八年（公元1796年）尾张藩主家以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国。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东土。

明朝嘉庆七年，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已言及天明本《群书治要》。其后，《群书治要》入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曾将《群书治要》重新排校出版。《群书治要》得以传世。

《群书治要》编成由来

《全唐文》收录了唐太宗的《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其中可以追溯唐太宗下令编辑《群书治要》原委，唐太宗看了魏徵上呈《群书治要》慨言：

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唐太宗说自己年轻时崇尚带兵打仗威武之事，先王治世之道、圣贤经典浩如汪洋大海，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竟然这么多。读了这部书，能够从古人处学得治理国家之道而不惑。这部书的功劳真是很大！

《群书治要》编辑之一的魏徵是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而青史留名。魏徵在《群书治要》序言中，阐述了《群书治要》书成的由来。

魏徵在序言中写道：“圣上您生来富有才智，有着生而知之的圣明智慧，本性和天道相通，行为和神明接近。用自己含而不露的美德潜移默化的改善了社会风俗，教化出了前代国君没有教化出的良好社会风气；克制自己，利益他人，完成了历代帝王所不能完成的伟业。北方异族的地域都归入了大唐的版图，远至海外的日本也都学习穿戴我朝的服饰。天下和平安宁，人民生活美满。然而我皇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态度谦恭温和，处处以尧舜为榜样，言行有依有据，完全考察古圣先王的常道而行事，不只在平静的水面上照看自己的容颜，更要从古圣先贤的教诲中得到治国的大道。”

日本宫内庁蔵后二条天王御影。他在位时下令写点校唐朝传来的《群书治要》

“皇上认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内容繁多，百家的学术非常驳杂，想深入研究和完全掌握这些典籍，以此穷究天地万物之理，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收效甚微；即使全部阅读，泛泛的浏览，虽然很广博，但却不得要领。因此，就下诏让臣等采集摘录各种书籍，删除削减淫滥迂腐的内容，使古圣先王的传世典籍得以彰明显扬，发扬光大。”

“圣上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治国理政的方略。我们从群书中选取重要的文段，这都是出自皇上的主张。我们力求摘取书中的精华内容和深刻思想，学习圣贤宏大深远的志向，力求全面搜集古人治国的纲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面。”

《群书治要》从六经开始至诸子百家的著作，时间跨度上自五帝，下至晋朝，全书原本编为五册，共计五十卷。其中蕴含大量名句、格言、警句。唐代道家修炼得以广泛弘扬，求道访道者非常之多。太宗扶持正教，不计教派。归正儒学，尊崇道家。这在《群书治要》的摘选内容上可以体现出来。

中日文化交流《群书治要》传日本王室影响深远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得到日本王室的重视。根据日本岛田翰着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王承和五年（编按：公元838年，唐代开成三年），天王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至迟在唐文宗（公元809-840年）时已传入日本。

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王贞观十七年（编按：公元875年）四月，天王读《群书治要》。”日本清和天王“与大臣共研读之”，这时是唐僖宗（公元 862－888年，在位 873－888年 ）在位的时代。

日本后二条天王嘉元四年（公元1306年），并且下令写点校《群书治要》经“右大办（按：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

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里写道，“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未必不是借助这本书的力量所成就的。因此大凡领导人民、侍奉国君的人是不能够忽略这本书的。”林信敬还提到，“《群书治要》首先让我们明白了治国的大道，而后才能够明白政治上的举措；先让我们明白设立教育的目的和初衷，然后才能明白学习的方向和归宿。从深奥的训诰、典谟到雄辩博大的史书、诸子百家著作中，把关于治理国家、劝诫君臣百姓的内容都一一选出，而没有遗漏。”

鉴览前古　崇巍巍之盛业　开荡荡之王道

魏徵认为《群书治要》不同于以往的《皇览》诸书，群书汇集了全书精华的片段，并命以新名。一律保持原书的体例，以便见本知末，明白事理的起源和结果。并且像丢弃春天花朵只采摘秋天的果实一样，删除无关紧要的内容，辑录下经世治国的道理。一书之中，选录的内容，结构完整；一件事情，录选的内容，全面完整。

魏徵对《群书治要》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总结，

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引而申之，触类而长，盖亦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庶弘兹九德，简而易从。观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业，开荡荡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并天地之贞观；日用日新之德，将金镜以长悬。

《群书治要》，日本元和二年（公元1616年）铜活字刻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大意是，用在当今，可以用它作为学习古人经验处理今事的一面镜子；流传将来，可以提供给子孙后代作为吸取经验教训的宝典。把其中的内容加以引申，可以解决各个方面的问题。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希望发扬光大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美德，简便而且容易照做。借鉴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可以不急而速取得治国的成效，从而奠定王朝的基业，开创以道德仁义治国的大道。建立持久的丰功伟业，如同天地一样恒久而为人们观仰；这日用日新的圣德之治要，将如同一面金镜，高高悬挂光照后世。

贞观之治　见历代政理之源　知风化本垂典范

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群书治要》的感受说，“手不释卷，知风化本，见政理之源”。

唐太宗以《群书治要》鉴览前古经国治世的道理，用之当下，“贞观之治”迎来“异方献宝，万方来朝”，奠定了唐代一百多年的盛世并为累世垂范，并为东瀛日本钦仰，唐代更是中国历史中一统中原和边疆多元民族不用修建长城的唯一朝代。从唐太宗下旨编撰《群书治要》到“手不释卷”，其建立盛世文治武功，可见微知著。

结语

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千古承传而不中断，而且不断丰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化典籍，数量之多举世罕有。这些典籍，让中原的后世子孙蒙受福荫，也传向世界，恩泽各方。经过千余年的岁月沧桑，《群书治要》历经坎坷，终于这部千年古籍、盛世宝典重现东土，让后世的中土众生再次蒙受太宗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