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春节，我揣着一张皱巴巴的车票，踏上了回老家的路。北方的冬天，风刺骨地冷，雪覆盖了村里的每一条土路，寒冷和荒凉像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攥着我。

我拎着两个破旧的行李袋，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远远地望着家里的方向。天色渐暗，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村庄显得格外安静。我深吸了一口气，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

大哥家的房门紧闭，窗户透出的灯光在雪地上洒下一片温暖。我抬手敲了敲门，屋里传来嫂子熟悉的声音：“谁啊？”

我刚张嘴想应一声，嫂子接着冷冷地说，“别开门，肯定是他回来了。让他自己想办法，咱家可招待不起！”

屋里沉默了几秒，大哥的声音传出来，低低的：“外头冷，让他进来坐坐也好。”

“坐坐？他要是赖着不走呢？咱家就这点地方，哪儿还有他的位置？！”嫂子的声音又高了几分，带着不耐烦。

我僵在门口，手冻得麻木，心却更凉。小时候，大哥总是护着我，帮我分担父母的责骂；可现在，他也只是叹了口气，再没了声。

我把手缩回袖子里，转身离开，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仿佛在嘲笑我的狼狈。

走到村东头，我想着去弟弟家碰碰运气。弟弟小我两岁，结婚早，平时在村里做点小买卖，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小时候我们兄弟俩总是形影不离，他总说：“哥，你以后出去挣大钱了，别忘了我啊。”这些话还在耳边，可此刻，我站在他家门口，却不敢敲门。

屋里传来弟媳的声音：“快点儿，锅里的饺子该熟了！”

我鼓起勇气，敲了敲门。没多久，弟媳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我，眉头就皱了起来。她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就走，直接把门摔上了。我站在门口，手还没放下，心里一阵发酸。

屋里传来弟弟的声音：“咋了？”

“还能咋了？你哥回来了呗。他回来干啥？过年咱家本来就忙，还添这么个麻烦！”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哥……”

“哥？他下岗了，连饭都吃不上了，跑回来干啥？咱们日子也不宽裕，再说村里人都看着呢，让他住下，咱脸往哪儿搁？”

弟弟没有再说话，我听见脚步声向门口走近。我屏住呼吸，心里还存着最后一点期待。可脚步停在门口之后，却迟迟没有再动。我知道，他不会开门了。

雪越下越大，我的鞋底早已湿透，寒意透过脚心直钻心窝。我拖着行李袋，沿着村里的土路往回走，路旁的树上挂着厚厚的积雪，村里人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只有我像个孤魂野鬼，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我走到村口的小卖部，老板娘看见我，愣了一下：“长林，你回来了？去你兄弟家了吗？”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去了，家里……忙着呢。”

她叹了口气：“唉，回来就好。大过年的，总得有个地方歇脚吧。”

我没回答，低头买了一瓶最便宜的二锅头，又拿了两根香肠，结了账，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坐了下来。我拧开酒瓶，喝了一大口，喉咙被辣得直咳嗽，可心里的寒意还是驱不散。

小时候，我和发小陈建国总喜欢趴在这棵树下聊天。那时我们都穿得破破烂烂，脚上打着补丁的鞋，可心里却装着整个世界。建国总说：“长林，你以后肯定比咱村里人都出息。”

“长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回头一看，是建国。

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脸冻得通红，手里提着一个暖壶和几个馒头。他走到我面前，把东西递给我：“你咋在这儿？家里不让进？”

我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他叹了口气，坐在我旁边：“别多想，走，去我家。”

我摇摇头：“建国，我……算了，太麻烦你了。”

“麻烦啥？小时候你还帮我打架呢，现在你有难了，我不管你谁管？”他拉着我的手，硬是把我拽了起来。

那顿饭，我吃得狼吞虎咽，却又格外心酸。建国的父母还像小时候一样热情，连连往我碗里夹菜：“长林啊，回来了就好，别想太多。大过年的，咱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就行了。”

饭后，建国把我送到村口，把一个红封包塞进我手里：“别嫌少，拿着回去用。你是个有骨气的人，熬过这段，肯定能挺过去。”

我推辞了很久，最终还是接过了那个红封包。回县城的路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百块钱。这是建国家一年的积蓄啊。我鼻子一酸，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回到县城后，我靠着建国的鼓励，开始了新的生活。我摆过地摊，干过零工，甚至在工地上扛过水泥。日子虽苦，但每次快撑不下去时，我都会想起建国拍着我肩膀说的那句话：“你有手有脚，怕啥？”

后来，我攒钱开了个小店，虽然不大，但总算有了自己的事业。再回村时，我提着大包小包去看建国。他笑着说：“我就知道你能熬过来。”

而大哥和弟弟呢？他们还是那个样子，见了我也只是低着头叹气。我没有责怪他们，毕竟，生活很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这个春节，我又去了村口的大槐树下。雪停了，阳光洒在地上，温暖得让人想哭。我闭上眼，仿佛又听见小时候建国的声音：“长林啊，咱们以后都得出村，不能一辈子种地。”

回想这一路，我终于明白，人生的苦难，也许正是为了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活下去。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但总有一些人，会给我们温暖，让我们不至于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