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的疼痛
疼痛的村庄躺在岷山脚下的涪江边上。
一些山，一些水，一些房子，一些石墙，一些树木，一些田地，一些人，一些畜生。还有一些坟地。没有人知道这个村庄在这岷山深处躺了多少年，但可以肯定，是涪江的一次泛滥、岷山的一次撼动造就了这个村庄。
我出生在这个村庄。我的整个童年都发生在这里。我最初的皮肤、毛发、血、心脏和铸造骨头的钙都是这个村庄给予的。纵横交错的石墙，石墙边婆娑多姿的樱桃树，农历三月房前房后成熟的樱桃，以及早晨沾满露水的鸟鸣和摘樱桃的人的喧闹，构织起了一幅桃花源式的田园图画。房背后满坡的青冈林和雨后青冈林里的红菌子是我童年所有幸福的象征。冬夏秉性截然不同的涪江，以及躺在江边的大青石上望星空的经历培育了我全部的想象。
我生命中黄金般的童年都是在村庄竹梢摇曳的残阳里度过的。
我并不是为了去另一世界寻梦而离开这个村庄的。我的梦就在这个村庄。我是为了不当农民才离开的。离开村庄，很快就忘记了村庄。像所有的忘记一样，我的忘记也意味着背叛。在贫穷愚昧的岁月我失落了黄金，我不想在对黄金的追忆里再失落白银和青铜。有二十几年的时间，我把我的童年和我的父亲母亲一同搁置在了记忆之外的村庄，我的遥远的村庄。如果说偶尔对村庄的记忆是我的处女作，那么我的处女作是单薄和唯美的，很快便被充满反叛的现代、甚至后现代作品替代了。
我走了，并不意味着这个村庄就不再有故事。
包产到户了，我的堂兄王金德不再“驾驶”板板车进城拉大粪了，张连国的大女子东华在云南做小姐（也有说卖白粉）时被人杀了，原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任忠访得肺病死了（记得他吃烟特别厉害），我小时候经常头上生疮的妹妹金慧大学毕业当了局长……
然而离了我，这些故事便不再与我有关。
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村经历，是我背叛村庄的另一原因。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疯狂的淘金毁坏了涪江河床，滥伐林木引发的洪水割弃了大片的河岸，使记忆中村庄优美的曲线面目全非。我望星空时躺过的大青石不在了，我曾引以为神奇的架牛胎衣的桐子树不在了，村姑用以锁眉的一种叫“目梳”的节节草不在了。
再次惦记起这个村庄并感觉到她的疼痛，是在我的父亲被诊断出癌以后。可以说，得了癌的父亲或者父亲的癌就是这个村庄的疼痛。就我的理解，一个村庄是一个地方的伤口，所有村庄都是地球的伤口。如果说我笔下的这个村庄是岷山丛中的一个伤口，那么我得了癌的父亲便是这个村庄的伤口。村庄的呻吟和痉挛都源于我父亲肝区的剧痛。
村庄姓胡，与我们家族并无血脉的联系。对于这个村庄，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外来人。父亲虽出生所谓有产者家庭，但没等他长大他就失去了那些所谓的财产，同时失去的还有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像高玉宝一样的放牛了。稍大一点，便跟人下江油背背子。父亲凭着顽强的生存本能和血统遗留给他的智商，将人生的路越走越宽广。有好些年，就实力和威望，父亲还真是这个村庄离不了的人。村里的人服他，外村的人也服他。
在中国的农民里，父亲还算是个优秀的人。一米七的个头，端庄的五官，结实挺直的身板。小时侯看父亲一边铡马草一边唱《敖包相会》，就发现了他的那么一点点情调和风流。五十过后的父亲是村庄里最显赫、日子过得最滋润的人。发达的妹妹为他买了普通农民想也不敢想的名牌服装、名牌皮鞋和金戒子。差不多有十年，父亲一直过着起床就听收录机喝早酒、傍晚就嗑着瓜子儿散步的悠闲日子。
上世纪末的一个下午，我在东门外农行拐角处突然碰见了父亲。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胆结石，已经检查了，正在保守治疗，靠吃中药排石头。本来就黑瘦的父亲更黑更瘦了，脖子上的青筋更加裸露。望着父亲，我悲凉顿生，竟然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没过几天，母亲进城来说父亲的病吃了药不应，疼得更凶了，晚上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新世纪开始不久，在成都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父亲被一位姓麦的年轻医生诊断为癌。
父亲在这个村庄的居住期被宣判为两个月，两个月之后，父亲的居住便只能是另一种形式了。但直至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父亲仍顽强地活在这个村庄里。
（文章写到这里，便因事搁下了。等再坐到电脑前接着写，我的父亲已经被埋葬了15天了。）
我在想，除开洪水下切的河床，被非法开垦的破碎的山坡，被采金者挖掘的像狗咬过的破败的河滩，以及得了癌的父亲或父亲得的癌，这个村庄其实是非常美丽的，就像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个村庄一样。就是今天，河岸的轮廓虽被破坏了，但连绵起伏的远山的线条依旧是那样柔美。
2001年最后一天的正午，我走在通往这个村庄内部的土路上所目睹的麦田是异常精致的。霜融化后的水露浸润了麦苗的每一个关节每一个叶片，其滋润极富感染力。麦田各具形态，一绺绺，一条条，白净纤弱的田埂像是组成葬礼进行曲的那些音符，为我预支出大笔的悲痛。在冬日阳光里，在青青的麦苗间，光秃秃的桑树是神秘的灰色，枝条体现出的骨感与田埂的那份纤弱达成了一种伤心的和谐。
与我记忆中的村庄相比，这个村庄的格局并无什么变化，改变的是它的一些细节。
一条石板路穿过整个村庄，纯粹河石砌成的一摞摞石墙分割开各家各户，石墙边长着高大婆娑的樱桃树，与石墙合伙包围着人户的是大笼大笼的竹子。
穿斗式木房子少了，砖混房多了。小时候正年壮的樱桃树老了，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年轻变种的樱桃树。记忆中美丽敞亮的菜园子没了，有的是长满椿树和一种叫“臭老婆子”的荒芜的板地。就是看似没变的竹子也悄悄地开花了。像吃了催长素的椿树一根根立在房前屋后，早已大而无用。
背叛我记忆的还有村庄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宁静。
这是元旦前一天的正午，除了虚拟的麦苗拔节的声音，村子里便没有任何的响动。我不知道人都到哪里去了，牲畜都到哪里去了。好多房门并没有上锁。我在这空城计般的宁静里感觉到了那么一点惶恐，一点诗意的惶恐。在这包含了几多落寞的诗意里，我终于觉出了陌生。当村东光光的梨树下一位戴眼镜的少女用陌生的目光看我的时候，我真是惶恐得要逃跑。
阳光白花花的，宁静死一般地从瓦蓝的天空散布下来，聚集在这岷山深处的小村庄，浸透着村庄的每一物件。竹林寂寞的鸡，老房子上倦慵的猫，菜地里形单影只的狗，仿佛都只是些标本，没有丝毫的“生”音。
在这样的感受中回家看望得了癌的父亲，陌生突然成几何倍数增长。这陌生里有遗憾，有悲哀，也有梦的混沌。在突然广大起来的混沌里，死亡与虚无是唯一能分辨的体验。
透过别人家的屋顶，我看见了我家位居高处的木楼，还有木楼后面大片的竹子。竹子开花了。这又是一个陌生。这个陌生像巫婆的嘴，比满村的宁静更让人感觉不祥。
抬头看见在木楼晒太阳的父亲，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但我又不能说我没有感觉。阳光透过因为开花变得稀疏的竹梢，洒在父亲干盐菜一样的身体上和烂皮鞋一样的脸上。父亲坐在背篼上，半闭着眼，他的样子让我想起哪年端阳挂在门枋上的早已干枯的艾草。父亲没有发觉我，像是也没有发觉阳光。
父亲没有了时间。是癌盗走了他的时间，是贪婪致命的元素坏死了他的器官，是烂棉袄一样的死亡覆盖了他的钟点。
我没有叫一声父亲。不是我叫不出来，我是深深地怀疑着我的父亲。
在过去的一年，在我的心里，在我对父亲深深的怀疑与批判中，父亲是这个村庄的疼痛，是这个村庄剧烈的唯一的疼痛，也是我的深刻的疼痛。如果说这个村庄是岷山乃至地球的一块伤疤，那么，我的得了癌的父亲便是这块伤疤的一次致命感染。
白花花的阳光是白花花的青霉素。
白花花的阳光医治不了我的父亲，二月里的樱花也医治不了。父亲明白这个，父亲便不想等了，在樱花开的前几天走了。
如今樱花开了，花瓣像当初的宁静一样飘满了整个村庄。父亲死了，已经在土里躺到了15天。然而凭我的直觉，一个春天，一次花开，一个人的死亡，是不能医治一个村庄的疼痛的。
我的父亲死了，但癌还留在这个村庄的泥土里。
2002年1月5日～3月9日
怀念与审判
一
从即刻往回走，走过昨天，走过前天，走过456天，就会再一次看见我的父亲躺在一口松木棺材里，整个人都枯萎得不像人了，像干燥花，或者像木乃伊。棺材竖放在堂屋的两根高凳上，盖子翘着，斜着一道逢儿。人们就是通过那道逢儿告别我亡故的父亲的。棺材上系着一道红，底下燃着一盏清油灯，前面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烧着纸钱。烧纸钱的有我的母亲和妹妹，大哥和二哥，也有亲戚。我依旧记得我母亲和妹妹烧纸钱的样子。跪着。半跪着。继而蹲着。母亲的悲痛已有所缓和，眼里除了一点茫然，就只剩疲倦了。从千里之外回来的妹妹在打盹，火苗舔到手指也不知道。
起先我也烧过纸钱，但我不明白这烧纸钱的意义，就去里屋打麻将了，只是趁下桌撒尿的时候顺便丢几张纸在锅里。我知道，母亲给父亲烧纸是因为父亲一生都对母亲好，爱母亲，虽然这爱是旧时旧式的，不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的自由之爱，但毕竟是爱，有本能，有责任，有礼数。我也知道，妹妹所以给父亲烧纸，是因为妹妹对父亲好，真心的好。妹妹给父亲买金戒指，买名牌衣裳。妹妹拿钱给父亲治病。然而我不明白，那些平常并不把父亲当人的人，为什么也要给父亲烧纸，而且还要下跪。我不明白，是不是人死了黑的污的都没有了，留下的都是闪闪发光的。
往回走的路是时间隧道，也是乡间土路。走过麦苗，走过菜花，就走进了我父亲的村庄。走过青皮树，走过石墙，走过一排排樱桃树，就走进了我父亲的院子。乡亲们停下了所有的活路，都聚在院子里，帮的帮忙，打的打牌。都是熟脸门儿，见了，都不张扬，只是问候。“来了？来了。你也来了？来了”。虽也是逢酒遇席，但毕竟不是喜酒，毕竟死了人，该避讳的要避讳。新柴已经划出，堆在房子当头。边口肉搁在门板上，厨子拿把黑青的刀正在剖析。豆浆已经下锅，新柴燃出的火苗舔着锅底，豆腐已经成形。雪白的米在蒸笼里膨胀，稻谷的气味飘进了在竹林晒太阳的老人的鼻孔。他们裹着军大衣，个个德高望重。春色春意在石墙外面，却过不了石墙。酒席就这样继续，热闹就这样继续，直到看好的期。也许三天三夜。也许不止三天三夜。
热闹是别人的。忙才是我们的。只是忙。麻木的忙。少有悲伤。帮忙的是个别，大多是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是明明白白的。乐在暗中。因为忙，加上热闹的感染，加上父亲是久病，加上平素与父亲情意的淡漠，我们做儿女的也没有把父亲的死往心上搁。死有什么？见惯不惊。重要的是把死者送走。正确的。声势浩荡的。这是死人的脸面，更是活人的面子。
二
除开这456天，我已有的全部生活都是与我父亲在这颗星球上共度的。掐指算来，将近37年。其中最初的13年，我们同在一个村子一所房子。我吃他的饭，花他的钱，读他的书，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过后的6年，虽然我还吃他的饭，花他的钱，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但只是偶尔。我离开了他的村庄，离开了他的房子，只是假期回来，接受他的再教育。之后的18年，我工作了，不吃他的饭不花他的钱了，我们的共度成了天各一方，只是逢年过节在一起。但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在一起，我仍得看他的脸色。在世人眼中，我父亲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福的人。但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感觉中，在我力所能及的判断中，我父亲则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缺陷，绝非缺胳膊少腿，是看不见的。甚至也绝非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毛病，而是不为普通人发现的、藏匿极深的人格的缺陷。这缺陷，非常类似于末代帝王和变异水果的缺陷，有基因的原由，也有环境的因素。
应该说掌管我父亲的身体的基因还是不错的，它给了我父亲一个一米七的个头（作为南方男子已经不错了），一张轮廓分明、五官端庄的脸，一头黑亮柔顺的头发，一个挺拔的腰板。同时，还给了我父亲一个好使的头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我父亲的两个兄长都没能逃脱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洗礼，而同样作为地主子女的他，却能毫发不伤，幸免于难，并且还有能耐背地里搞到吃喝。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他经受住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验。父亲坐在门槛上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享了多年的清福。那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都把书读出来了，耍脱了“皮”大哥和妹妹还弄了芝麻官什么的当，妹夫的生意也正做得红火，不要银子往自己钱袋子里淌都办不到。抽着妹妹买回的红塔山，看着竹林里跳来跳去的麻雀，我父亲说这话的口气是自豪的，甚至是得意的。他该得意。他有得意的本钱。这本钱不是我们，而是他“鬼随鬼转”为人处世的灵丹妙药。那段日子，我父亲的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在我的记忆和感觉中，我父亲的形象恶劣但却鲜明。他从路口石墙外的樱桃树底下走过，咳嗽的声音让我们哑然。他在窗外斗锄把，或者划竹子，黑红的脸膛时隐时现，额头和颈项上的青筋暴出，像隐匿的小蛇。他哼着小调在木楼下做木活，推刨的声音干净利索，刨出的木花儿雪白喷香。他进厨房拖起把菜刀，向神龛上的主席像划去。主席穿着毛料衣裳，坐在太师椅上。主席是两个。煤油灯的光线很暗，看不清哪边是哪个主席。他不仅看清了，而且分清了。他拿他做木活的尺子和墨笔在两个主席之间划了条线，举起菜刀，把他们割开了。他挥刀前说，接班人死了，坐飞机死的，想往苏修跑，结果飞机莫油了，栽啦。大哥说，毛主席就要老了，他马上就可以接班了，他跑到苏修去干什么？大哥的话音未落，他反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比较响亮。大哥正站在神龛前面的晒簟里为他掌灯。先前，他梦见自己坐在一辆从柬埔寨开往越南的列车上。
他坐在矮桌旁喝酒，眼睛不在杯盏，也不在碗碟，而在房梁的亮瓦上。竹子随风摇曳，亮瓦时明时暗，他的眼睛也时明时暗。暧昧，依旧可以叫暧昧。他的手指甲在桌面的缝隙里抠，油垢像肥沃的泥土被翻出，散发出古老的香味。“收录机关掉，老子想安安静静地喝酒！”对我说，看也不看我。“关！我想听音乐！”说。我也不看他。“乐？死声淘气的，也叫音乐？叫哀乐还差不多！”一个人干了杯，再斟满。“能说哀乐不是音乐？”起身欲走。“子叫你把录音机关了你就关了！老子听不惯，跟死了人似的！”转过头，盯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毒。“关，我就想听跟死了人一样的音乐！”转过身，盯着他，眼光锥子一样。我也在我的眼睛里放了毒。“音机是老子买的，老子有权不要你听！”砸了酒杯和那只拿酒杯的手，玻璃钻进了他的肉，血流出来混在了酒里。我感觉酒里有毒，他的血里也有毒。
三
我对我父亲的记忆开始于那些阳光洒满露珠的早晨。那时候的阳光掷地有声，像沙砾，落在树梢上能压弯树梢。那时候的露珠晶莹剔透，硕大圣洁，承载于肥硕碧绿的樱桃叶。还有桑叶和青冈叶。那时候，天空时常蓝得像地中海，手伸进去，手也染蓝了。但天再蓝，阳光再粗糙，却不觉旱，不觉烈。有风，凉凉的，潮湿。那时候多白雨，看着看着，就从房背后、山那边、河对面下过来，一霎，或者几霎，嘎然而止，干练。水质纯净，张嘴可饮，味道甘美。
在如此天然纯粹的阳光雨露里生息劳作，我父亲却没有丝毫的快乐和幸福。至少在我看来没有。我父亲总是板着脸，从不开颜，仿佛他的脸不是真的脸，而是一个面具，一个固定了表情的面具，木头或塑料做的面具。然而，我父亲的脸不是面具，是真的脸，除了不会笑不会慈祥，除了“板”它还会愤怒，还会咆哮，还会像狮子和老虎张牙裂齿，双目喷火。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生来都惧怕父亲。惧怕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影子。父亲个高，干瘦，脸膛黑红，额头和脖子青筋绽出，每每发怒，青筋都会在黑红的肌肤下滚动，颇像藏匿起来的幼蛇。那些流淌着我父亲的血的小蛇仿佛也是与身俱来的，从一开始就属于了我父亲，属于了我父亲的血液，骨头，情绪，属于了我父亲的心胸和品性。随着我父亲的生长，那些蛇也在生长，毒力也在生长。那些蛇把它们的毒力传到了我父亲的眼神，传到了我父亲的声音，甚至传到了我父亲的发端。
我们惧怕父亲，就躲避父亲，尽量不与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我父亲在桌上，我们就都不上桌，要么围着灶头，要么聚在屋檐下，要么干脆端着碗去到路口，坐在石墙上吃。干活的时候，我们也不跟他在一起，他在东，我们就在西，他在北，我们就在南，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也不喊他，只管走我们的。我们更没有愿意跟他在一个床睡觉的，仿佛跟他睡了就会丧命，不丧命也会像《吃人婆》里讲的，被他吃掉脚趾手指。有一两回，家里来了客人，我父亲命令我跟他睡。没有人能想象那样的夜晚我有多痛苦。我蜷缩在我父亲的脚底下，尽量不去挨他，好象挨了他就会被他吃掉。
我们对父亲的惧怕不是想当然的。我们对父亲的惧怕来自父亲的凶狠与恶毒。在对我们的教育上，父亲一贯奉行“筋条子出好人”方针。打人成了我父亲的日常事务，挨打成了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每天的功课。我父亲打人的密度和力度与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无关，只与他的心情有关。我父亲在打人上善于借鉴。最让他自得的借鉴是陪打。没犯一点错误，也得陪犯了错误的挨打。我父亲把这叫着“杀场”其意义在于“柱头惊扇磴”在于“鸡给猴看”我父亲不喜欢在打骂人的时候有人回嘴，凡回嘴者，必罪加一等。因此我们挨打的时候，不管心头有多大的委屈，冤屈，都气不敢出，必作虔诚的低头认罪状。长此以往，我父亲自然就成了凶神恶煞的化身，举手投足，甚至连咳声嗽放个屁，都对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构成了威胁。比如我们本来在院子里耍得好好的，本来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只要一听到他的响动，便立即归依佛法，腿肚子还一个劲地打颤。我母亲把我们的恐惧样叫着“鼠子见了猫”父亲从来不与我们说笑，更不与我们玩耍，他与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打骂，训斥，恫吓。
我小时候经常尿床，而妹妹爱生黄甲疮，时常在麦子扬花的时候钻进麦地打滚，据说麦子的花粉可以治愈黄甲疮。大哥二哥都是早熟品种，小学成绩极好，初中就分心了，暗恋那些同样早熟的女子去了。我们四姊妹各自的劣习，没有少给我们本来就善于抓机会的父亲机会。对于爱尿床的我的处罚，是不让去上课，顶着床单或被盖，在太阳底下曝晒。对于大哥二哥的处罚要重得多，打骂不说，还要长久地跪，不准吃饭。谁叫他们犯涉及“活作风”错误呢？谁叫他们醒事得那么早？妹妹小，又是唯一的女孩儿，只是偶尔挨几个并不响亮的巴掌，且大多打在肉漉漉的屁股上。即使“杀场”也只是跪跪而已，走走过场，并不像我们陪着挨真打。对妹妹的宽待，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父亲唯一人性的地方。
我父亲也有不在家的时候。出门做木活去了，上老林挖药去了，或者进城卖樱桃让亲戚留下过夜了。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四姊妹该有多高兴啊。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我们获得了解放，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说我们想说的，做我们想做的，吃我们想吃的（只要有）。我母亲习惯了我们归依佛法的样子，不喜欢我们的自由化，把我们这种父亲不在时的放纵叫着“儿走了老鼠子反阵了”每每那时侯，每每我们“阵”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希望我们的父亲永远不回家啊。我心底甚至生出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希望我父亲死掉。我们深知，我们的父亲的存在，是对我们的自由和快乐的致命的威胁。
四
凌晨四点，有人在灵堂喊开孝了。我舍不得我的手气，说再搓几把开孝也不迟。大哥发火了，说期是先生看好的，依先生的还是依我的？母亲哭了，说看在你们睡在枋子里的老汉儿的面子上，都出来开孝，等把你老汉儿送上了山，看你们咋个搓！
我出去了。灵堂里闹闹嚷嚷，人密密麻麻，像是开大会。好多亲戚都拥在我父亲的棺材旁伺候我父亲。我父亲棺材前的香火正旺。先生开讲了，说得唾沫横飞。孝是从大哥大嫂开起的。大哥大嫂首先下跪，再包孝帕。孝是“拖孝”土白布的，从头一直拖到脚。包孝帕的时候，大哥一本正经，大嫂和包的人却嘻嘻哈哈笑了。旁边的人都跟着笑了。我也笑了，把眼泪都笑出来了。戴了孝的大哥大嫂像是变了个人，样子实在滑稽。笑过，轮到了二哥二嫂。又是一阵笑。二哥干瘦，“拖孝”他衬托得像根豆芽。轮到我时，我没有像大哥二哥那样完全地下跪，而只是半跪。妹妹说我是怕把新裤子跪脏了。妹妹说错了，我是心不诚，不愿跪。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跪得还不够吗？为活人跪了，又为死人跪，我不愿意。
等戴了孝的人齐刷刷站起来，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拖孝”长长的，拖拖的，惨白惨白的，加上哀乐，悲伤，悲凉，悲哀，悲怆，悲痛。先生继续讲，依旧是唾沫横飞。先生讲的什么，我是一无所知，我相信在场的人也都是一无所知。
盖棺了（我们当地叫掩棺）。按规矩都得与棺材中的人见上最后一面。母亲见了，我父亲的两个兄弟见了，几个亲戚和村人也见了，大哥二哥见了。他们还说了话。我母亲说的是，老头子，这下你倒好哟，一走百走，丢下我不管……我母亲突然悲由心起，扶棺号啕起来。我没有要见我父亲最后一面的意思，我想象得起一个患肝癌死的人躺在棺材里的模样，我甚至想象得起一个今日尚活着的人日后死了躺在棺材里的模样。但就在掩棺前的一瞬，我改变了主意，我上前见了我的父亲。父亲真像一具木乃伊啊，脸只剩一搭黑皮，手杆只是两根小棍，穿了若干套新衣裳的整个人只是一个稻草把。
我哭了，嘤嘤地哭了。我感觉到一股悲怆从我的血液和骨头里窜了出来，封锁了我神经上所有的光亮。这悲怆属于我的父亲，更属于棺材里那具木乃伊，属于所有消失了的、正在消失和将要消失的生命。
五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意志在控制我父亲，不让他成为一个善良的、慈祥的、宽厚的父亲，但我知道肯定有一种意志，甚至不止一种，是好几种，就像那些决定着一棵樱桃树的意志，一种决定树叶，一种决定树枝树干，一种决定树皮，还有决定花、决定果实、决定种子的。
我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究其血脉，发端于当地一个悠久的土司族系。土司姓王，1225年至1953年存在于龙门山、岷山丛中。始祖王行俭，早在1195年就来到了这山中。是考中进士来的，做的是判官。王行俭是扬州兴化县人。也即是说，我父亲的血脉来自扬州。我不知道我父亲的血脉跟扬州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我父亲的血脉是什么时候怎样从土司家族分支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叫王国彦，死后葬在一个叫桂香楼的地方，县太爷路过都得下轿，他的一个堂兄王国宾，做过长官司，咸丰十一年战死在岷山主峰雪包顶下的望山关。在我父亲的血脉所属的土司中，最显贵的要数明代的王玺，岷山丛中惟一能与九寨黄龙比美的报恩寺就是他的杰作。大家族的辉煌各不相同，但衰落都是相似的。鸦片呀，女人呀，金银财宝呀，醉生梦死呀。我不知道王姓土司及其支系的衰落在我父亲的血液里注入了怎样的病毒，但我知道肯定是注入了。
我父亲五岁丧父，在兄嫂手下活人，他母亲把衰败中的家交给了成天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长子。说起童年，父亲的眼里尽是怨仇。1949年来了，我父亲的母亲和两个兄长相继被打倒。为了生存，父亲13岁就进了我母亲的家门，撑起了一个家。因为我母亲所谓的家，也只是两个孤儿寡母。
没有人关心过我父亲，爱过我父亲。童年时没有，成年时也没有。父母兄长没有，儿女也没有。我不知道我母亲爱没爱过我父亲，爱的程度如何，是怎样一种爱的方式，我只知道我母亲也是一个生来就缺乏爱的能力的女人。在我的逻辑中，唯一可能让我父亲的人性苏醒的只有我的母亲，但我的母亲没能做到。我的母亲没有这样的意识。父亲也没有。在那样的岁月，那样的环境，面对的又是那样深奥的问题，当事者又是那样的两个人，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父亲活在时一直都是孤独的，不是身体的孤独，是灵魂的孤独。父亲阴，父亲冷，父亲恶，都是因为这孤独。我父亲是有灵魂的。
我在想，一个血统的衰败，一个绝对的无爱，是铸成我父亲自私狭隘、独断专行、无情无义而又神经质的人格的意志。父亲在这样的意志的操纵下执行着两个法则，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个是人不爱我我不爱人。
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是有罪的。现在，我有些怀疑了。我想，罪不应该在我父亲，也不应该在我母亲和我们。但是，我们的父亲毕竟那样过，我们的生活毕竟因他那样过，我们的自由、幸福和快乐毕竟也那样过，既然都那样了，总有谁一定是有罪的。罪到底在谁？上帝知道。
六
癌来得很突然，以至于父亲和我们都没有想到。癌伪装成结石，欺骗了父亲，欺骗了医生和B超机。
一个阳光稀疏的下午，我在县城东门外农业银行拐角处突然撞见了我父亲。本来就黑瘦的父亲更黑瘦了，脖子上的青筋更加裸露，两个蜡黄的眼睛罩着死亡。父亲告诉我他得了胆结石，正在保守治疗，靠吃中药排石头。望着父亲，我后退了。我感觉父亲的身体开始腐朽，灵魂正在失散。我差不多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的腐败的气息。我悲凉顿生，竟然说不出一句话来。
再次见到我父亲的时候，父亲正按着肝区躺在合作医疗社的长凳上打滚儿，注射了针药也不管用。父亲呻吟着，滚动着，汗水湿透了全身。我从未看见父亲这样疼痛过，这样狼狈过。我从未看见过这样的疼痛。我没有去逗我父亲，我父亲不让人逗。我只有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父亲眯着眼，裂着嘴，鼓动着青筋，挥汗如雨，死去活来。我不是无动于衷。我说，大大，要是我能帮你疼就好了。父亲没有应声。我不知道我父亲怎样看我。明知疼痛是不能替代的，我还这么说。要是疼痛真能替代，我还这么说吗？
在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又一次目睹了父亲的疼痛。一种无法描述、无法重复的疼痛。我父亲的疼痛撕裂了白布缠裹的时间和那么多没有睡眠的眼睛。整个夜晚，父亲都在呻吟和嚎叫中不断地变化姿势——让他无法把一种姿势保持片刻。止痛片一把接一把地吃，杜冷丁一只接一支地注射，都止不住我父亲肝痛。汗水打湿了父亲的衣裳，结晶出灰白的盐粒。
父亲如此痛苦不堪，我却依旧与他保持着距离。身体的距离和精神的距离。我不与他说话，他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敷衍。当他的器官暴露的时候，我就转过头或闭上眼睛回避。我厌恶我父亲的器官。过去好的时候厌恶，现在坏了更厌恶。接触过父亲之后，我总要去洗手间长时间清洗。我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只有义务，没有情分，没有爱的细节。
当一个叫麦刚的年轻医生和CT机共同确诊出我父亲的癌时，我和我的兄弟姊妹显得异常地冷静。我看见睡在病榻上的父亲在不断远去，像一只扁舟在黄昏离岸。小时候，我们诅咒我们的父亲死，而今当我们的父亲真的要死去的时候，我们又不那么想了，我们姊妹四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拯救我们的父亲。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坐在确诊得了癌的父亲的身旁。车过青白江时，天光开始变暗。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绿色的田野。不同于涪江河谷的那种小块田野，而是广大的川西平原。桑塔纳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云压得很低，黄昏让我不断地生出幻觉。绿色的田野和灰色的瓦房子从远处扑来又飞快地退去。想到父亲身体里的癌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要让他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对于父亲，这是他的第一次成都之行，也将是最后一次。
我真希望那一切都是梦啊。
七
孟子说过，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当我父亲知道他就要死去时，他却只是哀而不善。
我父亲的哀是所有垂死者都有的哀。惊恐。惶惑。凄楚。少言。暗自的流泪。背地里的低泣。父亲的哀来自人求生的本能，更来自幸福生活的痛失。父亲刚过六旬，儿大女成人，不愁吃穿，要钱有钱，要面子有面子。从成都回来，父亲就抹下了手上的金戒指。父亲知道，他这一辈子跟金银财宝的缘分完了。抹金戒指是我父亲最深的痛，而抹金戒指的父亲又是我最深的痛。父亲最最想不通的就是，上天为什么要在他正享福的时候收他，为什么不再给他十年二十年的期限。
哀之余，父亲依然继续着他的言不善。父亲的言不善是针对除开妹妹之外的他的亲人我们的。主要是针对大哥大嫂的。父亲说我们三弟兄在串通一气整他，整我母亲，我们三弟兄他是一个都靠不到了。父亲说：“是我不怕，我还有两三万块钱，你们不管我，我不信拿钱还找不到人管，钱花完了，我不会问你们要一分的，我晓得自己想办法。”命在一点点离开父亲，而我靠传统培养起来的感情也在一点点离开父亲。父亲是父亲的掘墓人。父亲不止戴着面具，还包裹着画皮，画皮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冷酷、自私、变态的心。父亲一见我们就开始数落我大哥，数落得牙齿铮铮响，说哪回哪回给别人发烟没给他发，哪回哪回请人吃饭没请他，哪回哪回给他拿了只值五六块钱的苹果蛋蛋，哪回哪回给他吃了球头子……数落变成了诅咒。父亲 甚至说，他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我大哥。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对我大哥竟然有足以诅咒的深仇大恨。如果说我大哥真有什么坏品性，比如小气，比如自私，比如贪心，那也是来自父亲他的遗传和影响呀。
父亲对我的不善只是一种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恨。在我父亲看来，或者说在我父亲的想象中，我完全可以成为一块钢，一块好钢。我从小学习优异，文章写得好，又是学生干部，可以说是德才皆备。然而我没有成为父亲眼里的钢，我甚至连铁都不是。我父亲眼里的钢是科长局长，是经理大款。我父亲眼里的钢是务实。而我却选择了务虚，且永不改悔。父亲不懂务虚，也瞧不起务虚。他说文章要是不能挣钱，就连狗屎都不如。父亲听说我写东西是为了给后人看，就骂我是鲜端生（我们当地旧时著名的秀才乞丐）。父亲一辈子打鬼随鬼转，自以为很成功，也要我打鬼随转。我大哥打鬼随鬼转了，成功了，他又瞧不起。我不打鬼随鬼转，他也瞧不起。我父亲要死了，我天天都在对他好，陪他，伺候他，和他说话，让他快乐。但我父亲不在乎这个，他依然只在乎钱，到死都只在乎钱。当我暂时拿不出他分摊给我的那份医疗费时，他又骂我是鲜端生，骂我不打鬼随鬼转，骂我不务一点实，尽务虚，弄到现在还穷得响叮当（我父亲的存折上可不是没有钱啊）。骂人的时候，父亲的眼睛又喷火了，脖子上的蛇又蠕动起来。
一天，我母亲告诉我，父亲说这次住院回去再疼他都不医了，他自己晓得想办法。父亲说的想办法就是自杀。我母亲说，你老子给我说，回去好好儿地洗个澡，把衣裳换了，然后喝一瓶老鼠药下去，死了，儿子些回来，也莫说是喝老鼠药死的。说着说着，我母亲就哭了。我说妈，莫听他的，他真想喝毒药就不会说，说了，他就不会喝。当着母亲的面，我说了我父亲的不是。我说了他的凶，他的恶，他的自私，他的小气，他的独裁。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得了癌之后，我们想的全都是他的不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父亲在临死之前必须接受的审判。读卡夫卡时，我想到了这一点。卡夫卡在小说里审判了他的父亲（父权和专制）。我想 我们对父亲的评判也是一种审判。我不只一次对大哥二哥说过，要是我们都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出发，从小时 候所受的虐待出发，从内心所受的压抑和恐惧出发，我们三弟兄都可以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拿手指戳着他的脊梁数落一通，并且他是绝对的罪有应得。然而，因为血缘，因为道德，我们似乎又必须取消这个审判。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审判父亲是大孽不道的。
八
我父亲没有像科学预言的那样很快地死去，而是苟延残喘了一年有余。反复地住院，从不间断地吃药打针，从不间断地补充营养，是我父亲赖以缠绵人世的保障。我父亲不想死，他在等待奇迹。
然而，我的父亲没有奇迹。我的父亲不配奇迹。在自以为是的奇迹消失之后，我父亲睡在发黑的蚊帐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面目也完全改变了。站在父亲的床边，我从不喊他，我只是默默地望着他，或者悄悄地帮他。死神已经靠他那么近了，说话又有什么用呢？我甚至连悲痛也没有了。一个雷电火闪、凶猛如虎的人竟然被癌吃成这样，我对生命还能有什么感慨？
父亲三天没吃饭了，他吃不下，稀饭水果也吃不下，他说他想起有些东西就打颤，想吐。他说的是肉。父亲说他药也不想喝了，前几天中药熬好都没喝。父亲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变得不真实了，不像是他的声音了。父亲的舌头也像是大了，在嘴里挛不开。父亲像是真的要走了，人已开始恍惚，整夜嘴里唧唧咕咕不知在说些啥。我们要他再输些液，他坚决不输。他说药吃了几箩兜，液输了几大桶，钱花了几大捆，反正是医不好了，再医也医不好，不如几个三下死了，免得既折磨活人又折磨死人。父亲躺在蚊帐里，说出了他的绝望。我站在一旁，变成了哑巴。面对死亡，生命竟然如此脆弱。我知道这是上天在制造我们的时候就安排好的结局，我知道这是造物主对生命的高贵与快乐的讽刺。
父亲自杀过三次。一次是拿剪刀劐腕动脉，一次是拿菜刀割颈动脉，一次是吃安眠药。都没有得逞。吃过62片安眠药的父亲躺在木楼上，鼻子里还有游丝一样的气息。62是他的岁数。木楼上的屋子很小，窗户紧闭，光线暗淡。好在房梁上的亮瓦刚洗刷过，还能透点天光进来。屋外没有太阳，屋里光线惨白。父亲没有了一点阳气，面色蜡黄，眼睛微闭，只是偶尔虚开。父亲已经认不到人了，水喂到嘴边也不知道咽。父亲没有了咽水的力气。母亲以为父亲这一回如愿以偿了，叫我扯下他床上的蚊帐。我没有扯。我知道，扯了蚊帐，父亲的最后一点魂就会像麻雀一样飞走。
我没有想到，医科教授也没有想到，甚至我父亲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生命竟然与我们、与这个世界如此地依依不舍，如此地缠绵悱恻。
九
盖棺论定了。太阳出来了。疼痛结束了。春天也来了。我父亲睡在密封的生漆棺材里，永远地属于了黑暗和宁静。沾了春的阳光从竹梢落下来，落在我父亲的棺木上，落在送葬的人的头上，无比地干烈和嘹亮。没有风。没有哭泣。只有习俗制造的肃穆。
盖棺定论是一个简短的仪式。棺是早在黎明前就盖了。论也由我前一天在电脑上定了。人们停留在竹林里的土路上，只是为了完成一个似乎不可省却的、我父亲生前一再乞求的仪式。我在给予我父亲的定论中说，我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人，但身上却有着并不普通的品德、才干和气质，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一个好社员，一个好人”
仪式是我父亲最后的逗号。我父亲的句号在一个叫大柴林的山脚下。送葬的人们走出竹林，走上了通往我父亲句号的土路。阳光白花花的，鞭炮声白花花的，纸钱白花花的。枯木光秃秃的，挂不住一绺阳光。春天来了，枯木就要发芽，但枯木还没有发芽，零星的残叶在阳光中颤抖。青菜晒着太阳，椿树晒着太阳，送我父亲上山的人们都晒着太阳。惟有我父亲在停驻的漆黑的时间里，再也晒不到太阳了。我的一个叫王金德的堂兄说，太阳真好。他说的不是我们有太阳真好。他说的仅仅是太阳本身好。他说的是天气，与他自己无关。他说的不是他的感受。就算他说的是他的感受，对于我父亲又有什么用？他是活人，而我父亲已经死了。
坟墓是一件艺术品。棺材是一件艺术品。还有那些器皿，那些禁忌，那些碑文和雕花。倘若我父亲能留住一些时间，成为木乃伊，我父亲也是艺术品。我父亲在棺材里。棺材在坟墓里。坟墓在山岗和严格的方位与尺寸里。山岗和严格的方位与尺寸在我父亲生前的选择里。
黄土流下来，再流下来，一点一点掩埋了我父亲的棺木，掩埋了我父亲，掩埋了我对我父亲的记忆。我目睹了这一情景。太阳、蓝天和乡亲们也目睹了这一情景。铁锹在手，泪水在流，疼痛在心。曾经，我们是那样地诅咒我们的父亲死，而今他真的死了，我们又是这样的揪心。
现在好了。写下这些文字，我和我父亲的所有的缘分都了结了。怀念，或者审判，都是一种交待，一种了断。我在怀疑我父亲的同时，也深深地怀疑我自己。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漫长的集权与专制的历史的国度，作为一个集权与专制的受害者和反思者，审判父亲是耐人寻味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现在真的好了。我父亲一个人躺在远离我们的泥土里，不再威胁我们的自由、幸福和快乐。我们兄弟姊妹，包括我母亲，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见了面，都不再提起他。我们挣钱，花钱，睡觉，即或偶尔思索，都不再涉及他。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只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