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冯守娥其人

冯守娥（1930-2022）是台湾宜兰人，学生时期追求进步，高二加入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毕业不久就加入台共，她还介绍哥哥冯锦辉加入党组织（冯锦辉后来成为中共罗东区委委员，在台北工委书记郭琇琮领导下，组织地下武装斗争）。

1950年5月，因“中共兰阳地区工委会案”，二十岁的冯守娥和二十二岁的冯锦辉同时被捕。几个月后，冯锦辉被枪杀，而冯守娥只承认自己加入了读书会，没有承认地下党员的隐蔽身份，最终，被判刑十年。

冯守娥兰阳女中毕业照

冯守娥出狱后与同是“政治犯”的陈明忠结婚，陈明忠（1929—2019）更是两次坐牢，一生追求共产主义，被誉为“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1976年第二次被抓拟判死刑，后在国际特赦组织及国际舆论的干涉下改判十五年）、“统派的旗帜性人物”。

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两人成为相伴一生的革命战友。

1987年，保外就医的陈明忠与冯守娥等“老同学”（狱中难友）成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2013年冯守娥出任该会副总会长，成为该团体第一位女性负责人。

冯守娥与陈明忠夫妇长年投身社会民主抗争与爱国统一运动，持续为“白色恐怖”时期的冤案平反而努力，冯守娥更是一名独立勇敢、信念坚定的革命女性。

冯守娥与陈明忠

在狱中十年，冯守娥接触了许多大陆赴台的女性革命者，诸如我们前面文章介绍过的朱枫、季沄、萧明华、计梅真、钱静芝等烈士，被她们的革命意志所感染；也与众多台湾的女性革命者或革命者家属成为“难友”，后来持续关注她们出狱后的境况。下面，我们从冯守娥的视角重新认识一下这几位大陆赴台的女性革命者。

（二）冯守娥眼中的大陆赴台女性革命者群体

1997年，冯守娥女士写了一篇纪念计梅真烈士的文章——在牢里认识的计梅真老师，虽然相处只有四个月的时间，但印象极为深刻，也受益匪浅。

冯守娥是1950年5月14日被捕的，先关押在保密局南所，一个月后送去北所关押，与计梅真同一个牢房：“我在南所时早已从同房的人处听说过，隔壁房有位台北邮局的国语老师很受人尊敬，她虽然还年轻（那时35岁），已有12年党龄，工作经验很丰富，为人也很好，连保密局的看守都对她有几分客气。”

在三个月的时间中，计梅真教狱友们学唱了十几首爱国歌曲，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大家坚定信仰，勇敢地活下去。

九月中旬，她们都被调到“国防部”军法处看守所，这里是判决机构，每天房内人员变化很大，每天凌晨，要是看到看守们急忙去关走廊那边的窗子，就知道今天又有人会被拖出去枪毙了（住在二楼的女监里，透过走廊的窗户可以看到下面的法庭，而从法庭带出去要枪决的人，常常会喊着口号走出去，看守不愿意让她们看到，才关窗户）。

“这时，大家就会唱起安息歌以追悼他（她）们，在唱安息歌的日子，大家的心情总是很沉重……。”

军法处看守所同房中还有萧明华，她是师大的助教，同房的人都称呼她明姐，也是受人尊敬的难友。她预料自己会被判死刑，心态很平和。大家熟了之后，她和计老师常开玩笑说：“计梅真，出来，要请你去吃包子！”计老师也回答说：“萧明华出来，今天轮你去吃包子！”（据传被判了死刑去刑场之前，都会请吃包子）。

这是怎样的革命者呀！“泰山崩于前而泰然自若”。虽然看她们很轻松似地开着玩笑，但同牢房的人都无法笑出来，只觉得胸口一阵心酸……。

冯守娥是10月2日被判10年徒刑的。就在当天凌晨，哥哥被带出去枪决了（当时政治犯都是秘密审判，一宣判完就立刻拉出去执行，根本没有上诉、复审一说）。计老师、明姐及同房难友都过来安慰伤心欲绝的冯守娥，使她的心里稍感平静。

冯守娥哥哥冯锦辉烈士

谁知仅过了9天，就在10月11日凌晨，有着“邮电工运双姝”之称的计梅真、钱静芝就被带走了，走出牢房时，她对隔壁牢房走出来的钱静芝说了那句感人肺腑的话：“还好，只有我们两个人！”。

计梅真老师留给冯守娥的印象非常深刻：“她为人非常平实，说话从不夸张却很有力量。她不善于高谈阔论，也不会舞眉弄眼，可是她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因为她对人有细微的洞察力，与人相处很会为对方设想，她也从不会贬损他人以抬高自己。”

“最使我敬佩的是：她对于做事很认真负责，对自己的成就从不夸耀，对自己的错误却很自责，并且对人家的批评勇于接受、虚心改进。”

计梅真与丈夫在台北的合影

更让冯守娥感动的是，后来与计梅真同案的许金玉（1921—2018，台籍民主斗士，被判十五年）大姐告诉她，计老师还曾让她们将来有什么困难，大家多联系，互相商量，互相帮助。“这样始终关心学生的老师，怎不叫人肃然起敬！”

而许金玉曾如是评价只比她大几岁的计梅真：“计老师改造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让我走上了一条有意义的道路。”

然而悲伤接踵而至，一个月后的11月8日晨，明姐（萧明华）被拉了出去，慷慨赴死，时年二十八岁。她用生命保护了战友，捍卫了自己的红色信仰。

11月18日清晨，季沄老师也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时年二十九岁。季沄烈士是和三岁的儿子小羊一起坐牢的（他的丈夫、台共“四大金刚之一”的台籍革命者张志忠是条硬汉，誓死不降，四年后也英勇就义于马场町刑场，而其他三位都成了可耻的叛徒）。

在保密局北所时，小羊长得可爱、活泼，也很聪明，孩子白天在牢房待不住要求去外面玩，看守的阿兵哥有的态度很好，有心里不正常的就会把小孩当玩具玩。一次小杨回监时哭诉他的私处被看守拿晒衣夹夹得好痛，季沄很生气却无处理论，只能在牢里痛骂，整人的看守则假装没听见。

无辜的小羊，跟着母亲被禁锢在监牢里，受着人间的炼狱。夏季潮湿炎热，她们只好要求看守给小羊剃了个和尚一样的小光头，但两条胳膊、大腿被蚊子、虱子叮咬得像红豆棒冰一样，做母亲的季沄看着除了心疼，也毫无办法。

小羊

还有一次，季沄要求让她倒牢房里快满的马桶时，整蛊孩子的那个看守立即斥喝季沄“大声嚷什么！”随即拿来一副脚镣拷上季沄的脚，一戴就是好几天，大家看了气愤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小羊后来被叔叔带回乡下生活。让人难过的是，小羊长大后上台北找工作，虽受到几位“老同学”的帮忙和照顾，但当兵时受到歧视，心中苦闷无解，年纪轻轻就在台北一间旅馆自杀了，他的妹妹也尚未结婚即罹癌去世，父母双双牺牲，兄妹又如此遭遇，一家人的境遇让人唏嘘……。

张志忠与季沄烈士

朱妈妈（即朱枫烈士）在保密局南所时和冯守娥关在同一间牢房，由于那边的房间很小，每个人都只能固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无法站起来走动，她总是静静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书。

因为她曾吞金自杀过，看守们大概是为了安抚她的情绪才允许她从被没收的书籍里挑书看，看守们都知道她的案情重大，很快就会被枪决，让她看书也没关系。冯守娥记得朱妈妈看的一本书的目录写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理想的妇女的社会制度”。

冯守娥记得朱妈妈也蛮喜欢唱歌，尤其她喜欢江南民谣《插秧苗》那首歌，曾要冯守娥多唱几次教她唱。她的嘴角常挂着微笑，一对和蔼的眼睛和白皙的脸庞，至今想到时，朱妈妈的音容笑貌还会浮现在眼前。

果不其然，冯守娥与朱妈妈相处一个月被调到保密局北所，到8月份时，听说朱妈妈就被秘密审判后枪杀了（1950年6月10日）。当时，大家还是悲伤了好几天，因为朱妈妈是很受大家尊敬的一位难友。这是冯守娥在牢里第一次听到熟人被枪决的消息，朱妈妈那时候也只有四十五岁。

朱枫烈士

虽然她们每个人为了理想信念都视死如归，坦然面对，但对于冯守娥等年轻的革命者来说，还是感到心酸和惋惜。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活着的人也只能是叹息和无奈……。

（三）结尾

据冯守娥粗略统计，台湾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女性“政治犯”约有200名左右。她们入狱前的职业身份包括学生、教师、护士、邮局职员、公务员、工会职员、药剂师、农村妇女、矿工、公司职员及家庭主妇等。

被判罪名包括：间谍或搜集情报（大部分被判死刑）、颠覆政府着手实施（大部分被判死刑）、参加叛乱组织（有期徒刑或死刑）、知情不报（有期徒刑）、为匪宣传（有期徒刑或感训）、援助罪（有期徒刑）、以及其它欲加之罪。

而从大陆赴台的女性革命者大都文化水平较高，斗争经验更丰富，被判的“罪名”也都较重，大多数都被枪杀了。

她们有着崇高的理想信念，意志坚定。就让我们用计梅真老师教狱友们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来致敬这些勇敢无畏的女英雄们：

“度过这冷的冬天，

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为枯枝失望，

春花就要开放。

度过这冷的冬天，

春天就要到人间；

不要有一点猜疑，

春天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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