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许多未解的谜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在中共的发展历程上，充满了艰辛，也发生过数不清的悬案。比如有关党的经费——黄金失窃案，又比如八路军高层领导周坤失踪案。

但是，要说最离奇、最复杂的还是“钟循仁案”，这一离奇案件，困扰了中央几十年。

直到建国后，人们才从一个垂垂老矣的高僧口中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

投身革命

1905年，钟循仁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高湖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小时候的钟循仁日子艰难，靠给地主老财当佃农为生。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20年代，钟循仁遇到了红军才有了彻底的改变。

那时，国共两党还处于蜜月期，两党合作创建了黄埔军校，组建了北伐军。

1926年9月，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行至江西赣州。

整齐的队伍一入城，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中共党员陈奇涵就暂时留在了赣州，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了家乡兴国乡开展宣传工作。

衣锦还乡，陈奇涵受到了家乡父老极高的礼遇。

面对浪潮般的掌声，陈戚涵没有忘记肩上的任务。

他立即组织党员，建立了工会、农会，还在兴国县城以及长冈、高兴等地发展中共党员。

高湖村隶属于高兴乡，也就是这一历史时期，钟循仁才受到感召，于1927年春天参加了农协，犹如鸿篇巨制《白鹿原》中的黑娃一样，投身到农民运动中。

钟循仁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胆大、勇敢、不怕吃苦。

他将陈奇涵视作“鹿兆鹏”，凡事都听从陈奇涵的调遣。

没几个月，钟循仁就和儿时伙伴组织起了高兴乡第一支农民武装——高兴赤卫队。

人民团结起来，倒霉的就是土豪劣绅了。

钟循仁头一件事，就是带领群众抗租、抗粮、抗税、抗捐、抗息的“五抗运动”。

当然，这时斗争的主体还是江西本土的军阀势力。

可惜的是“四一二”事变爆发了，国共两党彻底分野，斗争的对象便转为了高兴乡的大地主、富农阶层。

随后，中央在江西、湖南等地建立了苏区政府，兴国作为战略要地，一直处于反抗国民党的前线地带，位置不可谓不重要，高兴区更是前哨阵地。

在时间的淬炼中，钟循仁的职位也步步高升，当上了高兴区的区委书记，身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几斤。

从1930年12月底-1931年9月，国民党军对红军发起了三次大“围剿”，钟循仁一直很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遵循中央政府的领导，执行正确的政策，组织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领导各乡游击队和国民党打起了运动战，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再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

更具体的点的工作包括在关键路段埋设地雷，充当疑兵、组织运输等等。

钟循仁的工作很出色，甚至连毛泽东都听过钟循仁的名字。

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役取得胜利，遭到破坏的兴国县委员会又重新建立，钟循仁被调派到县委工作。

最初职务并不高，仅仅是巡视员，这也许是组织对他的考验。几个月后，就改任了组织部部长。

由于他工作能力强，作风朴实，能团结各类脾气秉性的同志，便得到了县委书记贺昌的赏识。

1932年2月，贺昌另有重用，便举荐了钟循仁接替自己，组织上也同意了贺昌的意见。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有权在身，他抓住了国民党内部军阀斗争的这一弱点，积极在苏区建立组织。

无论是农业生产、经济建设、亦或是文化事业、扩大红军队伍，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

比如说苏区在九月份，就开展过“扩红竞赛”，钟循仁主管的兴国县就拔得头筹，耗时十天就扩充了红军1600余人，遥遥领先于邻县地区。

随后的三个月内，兴国县又以2727人再次摘得桂冠。

尽管这和兴国县居民人数多有关，但也离不开钟循仁的宣传工作。

在宣传中，钟循仁挨家挨户做工作，向农户们说：“咱们农民朋友得了土地，都是红军的功劳。现在白狗子要打过来，收回咱们来之不易的土地，咱们要是不拿起武器，参加红军，还能指望谁呢？”

次年春天，江西省从10个县，抽调了人数，组建了参观团来到兴国，特别要求“各县要学习他们的动员手段和模范精神。”

年初的表彰大会上，钟循仁作为兴国的代表，出席了表彰大会。

毛泽东看见朴实的钟循仁，还夸赞道：“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里创造出来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兴国之父’。”

离奇失踪

钟循仁是模范县的最大功臣，没有任何理由不升迁。

恰巧这时中央撤销了毛泽覃中心县的书记职务，钟循仁便接手了毛泽覃的工作。

本以为能将苏区扩展到更广大的区域，岂料中央的路线出现了错误。

后来的事情，是众所周知的，毛泽东被边缘化了，中央考虑撤出苏区，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8月，局势已经相当危急，中央决定将原赣南战地委员会所属下的于都、赣县、杨殷以及登贤等4县组成赣南省，并指派钟循仁为赣南省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看似钟循仁是高升了，可这却是个烫手山芋。

为了让主力红军撤出于都，必须要在于都河架设一条桥梁，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地方政府手中。

于都河江面宽300米-600米，且水深流急，造桥难度大。

钟循仁没有叫苦，而是服从大局，立即调集了大批地方部队和民兵队伍开赴造桥工地，并派人筹备了各种建桥材料。

用了五天时间，在于都河上造出了五条“长虹”，保证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的顺利渡河。

红军主力走了，地方部队一时之间没了信心，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裁剪、整合，成立了赣南工作团。群众、干部们一致推荐钟循仁任团长。

钟循仁革命意志坚定，带着工作团带着战士们穿梭于密林间，开展游击战。

从第三者的视角分析，某种意义上，钟循仁是被抛弃的弃子。

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势力，工作团的日子很不好过。

中央分局决定，将留守在苏区的24师化整为零，分散游记。

中央机关除项英、陈毅、贺昌三人外，其他领导均派往各地。

与此同时，中央还调工作能力出色的钟循仁接任中共闽赣省省委书记。

调令是1935年1月初送到钟循仁手中的，他没有多想，交代了工作，就派一个营的兵力予以护送。

其实，这一个营也不仅是护送钟循仁，而是充实闽赣省的武装力量，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

另一边，闽赣省委也接到了中央分局的电报，省政府主席杨道明带了一个连准备到街头地点接应钟循仁。

钟循仁在上任途中，要经过国民党好几道封锁线，沿途明哨、暗哨，遍地都是，还有许多碉堡阻挡着钟循仁。

一路走来，钟循仁和国民党交手过几次。等到了接头地点，钟循仁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个人，且都遍体鳞伤。好在杨道明及时赶到，才拯救了钟循仁。

来到闽赣根据地，钟循仁立刻投入工作。

此刻，国民党宋希濂和卢兴荣两股兵力奉命进入宁化、清流一带“围剿”闽赣军区领导下的红十二、十七、十八团。

1935年2月，两方人马在水口等地交上了火。一场激战，红十二团被迫撤往夏茂。

本来，钟循仁按照计划是要带着红十二团前往乐县。

正在这时，钟循仁接到了中央分局的一封电报，大意是：中央分局今后不再用电报和闽赣联系，闽赣根据地的斗争必须独立、自主坚持下去。

中央分局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钟循仁、杨道明等人自求多福，赋予了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利。

时间来到四月，宋希濂等人还在追剿钟循仁。

期间，两方又交手数次，钟循仁一方缺医少人、军心不稳，每次都败于宋希濂。

当钟循仁带着队伍来到沙县，遭到了敌人第五十二师特务营的伏击，队伍被彻底打散。

经过一番努力，钟循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收拢了残兵，逃到了紫山。

在这里，钟循仁和宋清泉发生了分歧。钟循仁建议转移至闽西、宋清泉主张留在紫山。

两方意见不一，宋清泉竟然带着队伍下山投敌，叛变了革命。

此可，紫山上留在钟循仁身边只有几十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

当天晚上，趁着夜色，钟循仁带着二三十人摸下了山，队伍刚过了大樟溪，就被永泰保安团发觉了行踪。

激战过后，只有钟循仁、杨道明等七人突出了重围。

几人一商议，准备去福建寻找党组织。但杨道明突发肺病，无法长时间步行。无奈之下，两人便先来到秋垄九座寺栖身。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钟循仁不得不剃去了头发，披上了僧衣，改名为黄家法，杨道明则改为谢长生。

幸运的是，九座寺的方丈妙智法师是得道高僧，不问来历，有一副菩萨心肠。

他给了两人度牒，介绍他们到百里之外的闇亭寺，正式当了和尚，入了佛门。

很长一段时间，中央分局都以为钟循仁、杨道明身死人亡。

直到来年春天，陶铸听说两人还活在人间，并住在闇亭寺，还派人寻找。

可惜的是，杨道明的肺病恶化了，钟循仁陪着他外出就医。

寺庙的主持出于保护，未透露寺庙有两人的存在，将侦查员打发走了。

这一别，竟是五十年之久。1985年，南京军区顾问钟国楚才打听到杨道明住在闇亭寺。

可惜的是，钟循仁已于4年前病逝。杨道明对钟国楚说：“岁月流逝，人世沧桑。我却一直没有忘却苏区，经常夜里梦醒。想到情同手足的同志，我也常常泪如雨下。如果不是入了佛门，恐怕我也惨遭毒手。至于不去找组织，终究是没有脸面面对革命。”

另外，杨道明还对钟国楚说：“四年之前，钟循仁临别之际。他告诫我不要向他家里通信，也不要向上级反映。今天我将他的照片，一封家信，他写的一本书和诗词，都原物奉还给组织。”

结语：

得益于杨道明的证明，组织才彻底弄清了钟循仁失踪的悬案。

上天待杨道明不薄，9年之后，杨道明病逝于福建永泰，享年90岁。

至于钟循仁为何不向组织禀明一切，有人估计是对受了佛家“出世”的影响，感到众生皆苦，不如常伴古佛门下，了次残生。

参考资料

《钟循仁：从省委书记到落发为僧》 党史博览 2017年7月

《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落发为僧，终生埋名》 大西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