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号，上海迎来了解放。那时候，汪维恒是国民党在淞沪区的补给司令，还兼着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银行董事长的职务。他借着“投降”的说法，跑到财政局，跟上海市军管会的代表办了交接手续。
正当大家相处得其乐融融之际，汪维恒悄悄把军管会的解放军代表顾淮拉到旁边办公室，说有悄悄话要说。顾淮虽然心里犯嘀咕，但还是跟着进了局长办公室。这时，汪维恒似乎松了口气，开始向顾淮全盘托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1924年就悄悄加入了共产党，做的是地下工作。
一听这话，顾淮整个人都愣了，眼前这位过了五十岁的国民党军少将，居然是个老共产党员，党龄比自己还长，这事儿要是说出去，估摸着没人信。
说实话，汪维恒和党组织有挺长一段时间都没联系上了。但就算这样，汪维恒也没对自己放松要求，他一门心思地想着为党做事，哪怕得冒险也在所不惜。
因为这消息太让人吃惊，顾淮心里也没底。好在此时上海已经解放了，他索性抓起办公室的电话，拨通了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的号码。电话里，潘汉年确认了汪维恒的身份，说他确实是上海地下党安插在敌人内部的特工。
“真是太棒了，真是让人高兴啊。”
顾淮兴奋地把手伸了出去，和汪维恒的手牢牢抓在了一起。
他俩之后就像啥也没发生一样，溜达出办公室，接着把那场国民党财政局局长给军管会代表交班的“戏”给演了下去。
交接搞定后，顾淮安排了一辆专车，直接送汪维恒去找潘汉年。到了那儿，汪维恒和潘汉年一碰头，就把从台湾弄来的国民党军事机密，还有美军顾问团的消息，都交给了党组织。
要不是后来发生了些突发事件，汪维恒说不定还能继续藏着掖着，在台湾一直潜伏呢。
说起来汪维恒这一辈子，那真是挺“神奇”的。看看他走过的路，用“不凡”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
五四运动过后，宁波那边有些有思想的学生，琢磨着怎么救国家、救人民，慢慢就开始接纳马克思主义了。
1923年快过完的时候，党员张秋人和徐梅坤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回到了宁波。那时候正是大革命时期，他们的任务是看看宁波的工人运动情况咋样，还得在当地建党组织，让党的影响力大起来。
就在那时候，张秋人、徐梅坤还有汪维恒他们，跟原来宁波那边的一帮子追求进步的学生搭上了线。
1924年年初的时候，通过张秋人的介绍，汪维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宁波那边最早的一批党员。在他们的卖力推动下，宁波的党组织发展得特别快。一开始，党员人数还不到10个，但到了1927年4月上旬，宁波地委下面的支部就已经超过了40个，党员人数也涨到了1200多人。
汪维恒成为党员的第二年，党组织给了他一个新任务，让他悄悄地，不加声张地加入国民党，参与到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
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看中了汪维恒的先进思想，但更关键的是，他早年间就从北洋军需学校第四期毕业了。他在浙军里待过，还做过营和团的军需官，在国民党军的高层将领里，他有着很深的交情和人脉。
汪维恒接下了任务，单枪匹马地去了南京。打那以后，他就和党组织断了联系。
汪益增后来给自己改了名，叫汪维恒。这次大变动后，他选了这个新名字，就是要表达自己革命到底的坚定决心。
1928年9月份，汪维恒抵达南京后，就去找了在黄埔军校当经理处上校处长的陈良。陈良啊，是汪维恒在北京军需学校读书时的老师，他一直很看重汪维恒的正直不贪，所以这次特意给他安排了个职位，在国民党中央军需学校当中校科长。
汪维恒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地位慢慢涨了起来，后来胡宗南找陈良，想让他推荐个军需官。陈良二话不说，直接推荐了汪维恒。汪维恒到了胡宗南那儿当军需官，因为他既清廉又能干，很快就赢得了胡宗南的器重。胡宗南还带着他一起去了河南、西安这些地方，一起建后勤基地。
汪维恒凭借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身份，帮忙掩护并悄悄转移那些隐藏的地下党员。
1938年8月份，李克农点头同意后，中共南京那边的地下党成员史永，成功和汪维恒联系上了。
史永那时候对汪维恒是怎么被派去敌人窝里藏着的事儿一无所知，他就觉得汪维恒对共产党的看法好像变好了，觉得这人可以拉拢。所以，当他俩一碰头，史永就直截了当地问了句：
“想不想帮共产党一把，一起干点事儿？”
汪维恒这么多年都没跟党组织联系上了，当史永一提起这事儿，他心里头一激灵，以为史永是党组织特地派来找他的。他乐坏了，几乎是不假思索，立马就点头应了下来。
这其实是个挺“暖心”的小插曲，直到解放以后，史永好不容易找到了金城，这才搞清楚汪维恒当年是奉命潜伏的事儿。
汪维恒在国民党军队里藏得很深，他的作用可大了去了，关键时候真能顶事儿。
1942年的时候，汪维恒收到任务，得想办法把被关在胡宗南部那个“西北劳动营”里的进步学生们救出来。
【营救“西北劳动营”的进步学生】
“胡宗南在1939年搞了个叫‘西北劳动营’的地方。”
抗战一打响，国民党军队在前面的战场上连连败退，大片国土被敌人占领。可你看看中国共产党带着的八路军、新四军，他们直接跑到敌人后面去了，打得那叫一个主动，战果也是满满的。就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在那么大地盘上这么积极地打，好多热血青年，心里装着抗日大事的，都跑到延安去了。
胡宗南接手封锁延安的任务后，不光在经济上动手脚，想饿垮、憋死延安，还扣下了一大批想要去延安的进步青年。为了拉拢这些学生，转变他们的想法，胡宗南专门搞了个教育的地方，对外说是“劳动营”，其实就是个集中营。学生们在那儿每天都被逼着听反动的课，稍微不顺从就得挨顿狠打。
1940年年初，蔡茂林，他之前在陕北公学念过书，因为老家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心里头急着想回到解放区去。可没想到，在路上被胡宗南的部队给逮住了，之后就被扔进了“西北劳动营”。
两年多来，蔡茂林在牢里遭了不少罪，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但他一直硬气着，啥都没招。
从头到尾，蔡茂林都没亮出自己的身份。
汪维恒接到上面的任务后，就开始着手去救这批学生。他心里门儿清，胡宗南扣着这些学生，主要是想拉拢他们为己所用。这些学生里，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他们藏得深，身份没暴露。这正好能派上用场，帮他们逃出这个鬼地方。
抗战一打响，胡宗南部就瞅准机会往大里扩，自己管起军需来。可这么一来，部队里军需方面的高手就不够用了。那时候，汪维恒正好在国民党中央军校西安分校，给胡宗南张罗培养军需人才的事儿。人手紧啊，急需一堆青年学生来帮忙。汪维恒干脆跑到“西北劳动营”，直接从那儿挑人，拉到军校去培训。
那时候，汪维恒的一个学生卢树楠，在“西北劳动营”里头当了个经理处长。有了这个关系，卢树楠就动用手头的权力，一下子给五十多个没被抓住小辫子的进步学生找了个出路，办了个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的老师呢，都是从汪维恒的军需局挑的。训练结束后，这些学生就都被安排进了胡宗南的部队里。
蔡茂林也是在这次培训之后，悄悄加入了中共，成了一名隐蔽的地下党员。
汪维恒在西安国民党中央军校的第七分校，一手带出了700多位军需和会计人才。这里面，有300多位是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他们都是汪维恒通过组织军需实习班、研究班的方式，从西安国民党集中营里悄悄救出来的。汪维恒利用这些学习班的名字作为掩护，成功帮助他们重获自由。
1944年，日军已经是走投无路了，他们发起了豫湘桂大战。结果洛阳被攻陷，原本在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部就解散了。国民党那边呢，就把陕西归到了第一战区，并且在汉中重新建了个第一战区司令部，让陈诚来当司令。
汪维恒得到了陈诚的青睐，当上了司令部经理处的头儿。在他的安排下，好多中共的地下党员悄悄进了陈诚的司令部干活。就连蔡茂林，也被分到了经理处的被服科工作。
被服科这个小部门虽然不起眼，但它手里攥着全军的名单，连高级将领都得靠它，毕竟谁都得来领军需品，根本绕不过它。蔡茂林在被服科干得是风生水起，他不仅摸清了第一战区军官的底细，还顺手搞到了不少军统、中统的特务名单。
蔡茂林利用手里的资源，跟各方都处好了关系，就这样，在第一战区，一个以他这位地下党员为核心的情报小队就建起来了，他就是队长蔡茂林。
这事儿啊，说起来还得谢谢汪维恒。所有的开头，都是汪维恒给咱们带来的。说实在的，没有汪维恒，就没有现在的这一切。归根到底，这都得算到汪维恒的头上。
【潜伏在敌人的心窝处】
1943年夏天7月份那会儿，胡宗南收到了蒋介石的指令，让他赶紧去突袭延安。
除了胡宗南身边的秘密助手熊向晖外，汪维恒一听到风声，就赶紧拉着弟弟汪益堃飞到重庆，去找八路军在重庆的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帮忙。
因为汪维恒的工作有了新变动，中央特地安排了史永前往南京，接着跟他一起搭档干活。
解放战争那会儿，汪维恒身为国民党军后勤的头头儿，每逢大战，他总能搞到手前线国民党军的最新情报。就连蒋介石亲自开的军事会议，定的作战计划，他都能摸个门儿清。战役还没打响呢，这些个情报就一股脑儿地送到了咱们党中央毛主席那儿。
1947年夏天6月份，刘邓大军勇往直前，直接冲进了大别山，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直戳敌人的要害部位。
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了一帮军事大佬开会，商量后决定在九江搞一个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他们选了白崇禧，这家伙可不是蒋介石的亲信，但让他来当总指挥，管大别山那块的战事。会上，大家还琢磨了兵力咋安排、作战计划咋弄。管后勤的汪维恒也来了，开完会后，他还忙着把会议上的情报不停地往外传呢。
1948年，辽沈战役还没开打前，汪维恒找了个理由，说是要去河北、东北看看军需情况。实际上，他是想趁机摸摸国民党军的底，比如他们兵力怎么布置的，要打什么仗，还有各个地方驻的是哪些部队、有多少人、长官叫啥、装备咋样这些重要信息。
辽沈战役打完后，大家把各自统计的消灭敌人数量凑到一起，跟汪维恒给的情报一对，发现基本上没啥大差别。
由于汪维恒是负责后勤的高级将领，他在做地下工作时，一直都没被敌人发现过。他身份隐蔽，敌人根本察觉不到他的真实活动。在整个地下工作生涯里，他都安全无虞，没有暴露过身份。
直到蒋介石那边快要撤退到台湾的时候，汪维恒还是深得信任，一直被重用着。
1948年6月份，陈诚安排汪维恒去台湾，让他当上了第十补给区的少将副司令，同时还管着省供应局。
说实话，汪维恒心里并不想去台湾。眼看全国解放就在眼前，谁不想图个安稳呢？但汪维恒心里明白，蒋介石那边要是败了，很可能就会逃到台湾。要是自己能在那时候，站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摸清国民党军队的动向，那对解放军来说，可真是太重要了。
请示过后，中央批准了汪维恒去台湾的任务，同时还派了中共的地下党员许汉城去台北。许汉城呢，他会以印刷厂厂长的身份在那里活动，瞅准机会就传递情报。
1949年4月头上，汪维恒收到了上级的急令，让他赶紧回来，准备迎接上海的大解放。
说来也巧，因为情况有了变动，供应局宣布不干了，汪维恒就借着这个机会，跟陈诚说想要回大陆去。
家里老妈病得厉害，得赶紧回去看看她。
陈诚特别看重汪维恒，觉得他当官很清廉，还让自己的夫人去努力留住他。汪维恒呢，为了不让陈诚起疑，就先让家里人留在了台湾，自己回了大陆。就这样，一直到1949年5月，汪维恒的家人才终于从台湾那边逃了出来。
【一生信仰】
汪维恒被派去敌营潜伏了整整二十年，这么多年，他和党组织没了联系，但他一直没变心，这份坚持真是让人感动。
说起来挺有意思的，汪维恒有个弟弟叫汪益堃，他们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好多年。1942年的时候，他俩又写了入党申请，交给了八路军红岩办事处的钱之光主任。但可惜啊，后来情况有变，钱之光主任得赶紧撤走，没办法之下，只好烧了好多机密文件，汪维恒和他弟弟的入党申请也在里头给烧了。
真可惜啊，汪益堃在1943年6月的时候，因为一次飞机事故去世了，他没能亲眼见证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
新中国一成立，汪维恒就当上了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的局长。按理说，他这级别，上级得给他分个房子，就选在东湖路那边，挺漂亮的一栋洋房。可你猜怎么着？汪维恒想都没想，直接给拒了。
汪维恒的二儿子，也是民革党员的汪仲远回想起往事，他说以前每次跟妈妈经过东湖路，妈妈总会指着那边一栋两层的小洋楼，告诉他们那是上级打算分给爸爸的，但爸爸却拒绝了。
后来，上面又给了汪维恒一套位于淮海路、面积180平米的房子，但他还是拒绝了，并且跟别人讲：
“要这么大的有啥用呢？”
事后，汪维恒就挑了个88平米的老房子，在淮海路那儿安顿了下来。
这么大个公寓，汪维恒得养活一大家子，足足有十几口人，还得算上他弟弟汪益堃的那五个孩子。尽管日子过得挺不容易，他愣是一次也没跟上面提过自家的难处。
我年纪已经大了，一辈子都盼着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如今心愿达成了，就算让我去做个社会主义的扫地大爷，我也乐呵着呢。
汪维恒心里头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再次成为党员。
解放后，汪维恒在好长一段时间都以没有党派的人的身份在活动。
汪仲远1962年大学一毕业，就被安排到了北京的一个单位工作。他记得老爸的交代，专门抽空去瞧了瞧老爸以前的老战友。一个是那时候已经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史永，另一个则是中共统战部的副部长金城。
虽然史永和金城两人都知道汪维恒在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也清楚他在革命战争中的贡献，但问题是，他们俩自己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们自己连自己的身份都难以公开证明，更别说给别人，比如汪维恒，去做证明了。
金城把汪仲远请到家里吃饭，特地聊起了汪维恒的事情：
我让你爸靠关系进了国民党的军需部门，跟他说这对党有好处，以后有人会找他。那时候局势乱得很，我自己后来也散了，逃了出来，那时候手里没党证，后来又重新入的党。
1971年1月30号，汪维恒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那时候他75岁。
对于那些在打仗的革命岁月里出过力的人，党中央一直把他们记在心里，从没忘掉。
1984年10月11号，中央组织部发出了1027号文件，里头正式说了，要给汪维恒恢复党籍，党龄呢，就从1924年1月开始算起。
要是汪维恒在天有灵，心里头肯定乐呵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