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华野主力在临朐战役中遭遇挫折，一场关于部队部署的争论随即在高层展开。华野副政委谭震林与饶漱石就部队东进问题产生分歧，让远在鲁西南的陈毅、粟裕焦急不已。一边是胶东根据地面临范汉杰兵团的严重威胁，一边是谭震林所部伤亡惨重需要休整。在这个关键时刻，谭震林不顾饶漱石的迭电催促，坚持率部在诸城地区整补。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谭震林如此坚持？

1947年7月下旬，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临朐地区的作战计划遭遇重大挫折。这场战役的失利，不仅导致部队伤亡惨重，更直接影响了华野此后的战略部署。按照原定计划，华野将分为东西两线作战。陈毅、粟裕率领野战军司令部和主力挺进中原，组成西线兵团；谭震林则率领2纵、7纵和9纵留守山东，组建东线兵团。

这一战略部署的初衷是合理的：西线兵团深入外线，在中原广阔地区寻找战机；东线兵团则巩固内线，确保山东根据地的安全。然而，临朐战役的失利使这一部署陷入两难境地。华野2纵和7纵损失尤为惨重，部队建制残缺，急需休整。

7月30日当天，粟裕下令部队撤出战斗后，立即向军委发电请求处分。同日，谭震林在率部前往诸城地区之前，给粟裕留下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这封信的内容直指指挥决策问题，反映了高层指挥部对战局的不同认识。

与此同时，胶东战场形势日趋严峻。国民党范汉杰第一兵团已完成集结，准备对胶东解放区发动＂九月攻势＂。面对这一威胁，胶东根据地仅有许世友的9纵一支主力在防守。9纵虽然战斗力强，但以一个纵队对抗敌军六个整编师的兵力对比，显然难以支撑。

在这种情况下，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多次致电谭震林，要求2纵、7纵尽快东进会师。饶漱石的考虑是显而易见的：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应对范汉杰的进攻。然而，谭震林却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

谭震林的顾虑也不无道理。以2纵6师第18团一个连为例，该连在南麻战役前有131人，其中党员59人。战后仅剩39人，其中党员22人，损失率高达72%。如此巨大的伤亡，使部队士气低落，思想出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投入新的战斗，无异于把尚未愈合的伤口再次撕裂。

军事形势的紧迫与部队休整的需要，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谭震林最终决定在诸城地区成立＂东兵团南线指挥部＂，专门负责两个纵队的整补工作。这一决定虽然暂时缓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但也让胶东战场的压力骤增。

1947年8月初，东兵团南线指挥部在诸城正式成立。面对当前的困境，南指召开了一系列高层会议，研究部队整补与战备问题。会议期间，参谋部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损失统计报告：除了2纵6师第18团的重大损失外，7纵的多个建制也出现严重缺编。部分连队的战斗人员不足40人，重武器弹药储备严重不足。

南指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部队战斗力。指挥部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第一，从地方武装中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到基层连队；第二，从后方调集大批军需物资，改善部队生活条件；第三，组织政治干部深入连队，开展思想教育工作。

然而，饶漱石的催促电报不断到来。8月10日，范汉杰部在胶东活动更加频繁，已有三个师向莱西方向推进。饶漱石在电报中强调，如果不能尽快完成会师，胶东根据地将面临严重威胁。

对此，谭震林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他认为，如果四个纵队都集中到胶东，不仅会造成根据地负担过重，还可能使敌人有机可乘。相反，如果2纵和7纵在恢复部分战斗力后南下鲁中，不仅可以找到歼敌战机，还能调动范汉杰部分兵力增援，从而减轻胶东压力。

这一方案立即引发争议。南指内部对此展开激烈讨论。支持者认为，鲁中地区的国民党整编83师和28师防守薄弱，是理想的攻击目标。反对者则指出，部队尚未完全恢复，贸然南下风险太大。

争论进行期间，南指收到了一份情报：范汉杰部已开始在胶东地区构筑工事，明显在为长期作战做准备。这一情况使得战略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按原计划东进，必须面对敌人的固定防御；如果南下鲁中，则要冒着胶东失守的风险。

8月中旬，谭震林再次收到饶漱石的电报，要求至少抽调一个纵队支援胶东。谭震林召集南指领导班子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暂时维持现状，待部队恢复到70%的战斗力后，再根据敌情变化决定下一步行动。

这个决定随即通过电报上报华东局。电报中详细说明了当前部队的整补情况：新兵训练已经展开，武器装备正在修复，预计需要至少一个月时间才能基本恢复战斗力。同时，南指也请求华东局考虑，在胶东战场上是否可以采取游击战术，暂时避免与敌主力正面接触。

就在各方争论不休之际，一个意外的战机出现在诸城方向，这使得局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1947年8月18日，南指侦察部门报告：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李延年所部一个加强团进入诸城，准备在城内驻扎。这支部队原本驻守在临朐以南地区，此次北调显然是为了加强诸城防务。然而，这个决定给了华野一个意外的战机。

诸城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古城，城墙高大坚固，四角设有炮楼。城内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一座建于明末的天主堂，这座哥特式建筑位于城西北角，三层楼高的钟楼可以俯瞰整个城区。李延年部进城后，立即将天主堂改造成重要据点，在钟楼上设置了机枪阵地和观察哨。

南指经过研究，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对诸城发起突袭。作战计划的特殊之处在于采用了＂内外结合＂的战术：首先派出地下工作人员，与城内天主堂的神职人员取得联系，了解敌军部署情况；同时组织突击队，利用教堂地下室的秘密通道潜入城内。

8月20日夜，行动开始。2纵选派了100名精干队员，分成三个小组：第一组负责切断敌军通信设施，第二组控制天主堂，第三组负责打开城门。行动初期非常顺利，突击队借助教堂地下通道成功潜入，并在神职人员的配合下占领了钟楼。

然而，意外很快发生。第一组在切断电话线时，不慎触动了警报器。城内守军立即展开反击，激烈的巷战在教堂周围展开。更糟糕的是，由于事先未能完全摸清地形，突击队的无线电在教堂厚实的墙壁内无法正常工作，与外围部队失去了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谭震林当机立断，命令2纵主力从三个方向强攻城墙。城外的炮兵部队则集中火力，对敌军指挥部和预备队集结地进行轰击。这个决定虽然偏离了原定计划，但为城内突击队争取了宝贵时间。

战斗持续到黎明时分。尽管华野部队最终控制了大部分城区，但李延年带领约300人的部队，利用西南角的一处缺口突围而去。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华野再次暴露了在城市攻坚战中的某些不足：通信保障不够完善，各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有待加强。

这场意外的战斗，以胜利告终但并非完胜。然而，它却意外地化解了此前的争论。首先，这次战斗证明了部队经过短期整补后，已经恢复了相当的战斗力。其次，在天主堂阵地的争夺中，新补充的战士表现出色，打消了指挥员对新兵战斗力的疑虑。第三，通过这次战斗，部队积累了宝贵的城市战经验。

诸城之战后，军委很快就东线兵团的部署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这个指示不仅平息了争论，更为华野的下一步行动指明了方向。

1947年8月25日，军委对华野东线兵团的部署问题作出明确指示。这份指示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同意谭震林关于部队整补的基本主张；第二，要求在完成整补后，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避免与敌主力进行消耗战；第三，授权华东局根据战场形势，统一调配各部队力量。

军委的这份指示显然考虑到了诸城之战的经验教训。在诸城战斗中，虽然华野取得了胜利，但部队在城市攻坚战中暴露出的问题也引起了上级的重视。特别是在通信保障和部队协同方面的不足，更需要通过整训来加以解决。

指示下达后，南指立即着手调整部署。首先，将2纵和7纵的整补地点向南转移，以避开敌军主要活动区域。其次，抽调技术骨干，在临沂地区设立通信训练班，加强部队的通信能力建设。第三，组建特种作战小组，专门研究城市战术。

与此同时，华东局也对胶东战场做出了新的部署。许世友的9纵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战术，将主力分散到各个重要据点，以游击战术消耗敌人。这种做法虽然暂时放弃了与敌主力决战的机会，但有效地延缓了范汉杰的进攻节奏。

9月初，一个重要情报传到南指：范汉杰部在胶东的进攻准备工作出现变化。由于担心后方补给线遭到威胁，范汉杰不得不将部分兵力抽调回临朐以南地区，以加强交通线的防守。这个变化证实了谭震林此前的判断：只要在鲁中地区保持足够的军事存在，就能牵制敌人的部署。

9月10日，华东局召开军事会议，对军委指示进行具体落实。会议决定：在保证胶东战场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南指继续完成整训任务。同时，授权南指可以根据情况，策划和实施局部战役，以保持对敌军的威慑。

这次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整训与作战的关系。会议认为，诸城之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在不影响整体部署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小规模作战来检验整训成果，同时保持部队的战斗意志。

9月15日，南指向华东局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汇报部队整训情况。报告显示：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2纵和7纵的战斗力已恢复到80%以上。特别是在诸城之战中表现突出的新兵连队，已经成为部队的骨干力量。

这份报告得到了华东局的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华东局开始筹划新的战役。新的战役计划不再局限于局部进攻，而是着眼于更大规模的战略行动。

9月下旬，一个新的战机出现在鲁南地区。这个战机的出现，不仅验证了军委指示的正确性，更为华野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9月26日，南指情报部门发现，国民党整编第83师主力突然向临沂以南地区集结。这支部队原本负责防守鲁南地区的临郯公路，此次北调显然是为了配合范汉杰的新一轮进攻计划。这个情报立即引起了南指的高度重视。

经过分析，南指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整编83师的北调，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一个战略空档。如果能够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不仅可以打开通往鲁南的通道，还能迫使范汉杰部改变既定部署。

9月28日，谭震林召集各纵队指挥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利用2纵在诸城之战中积累的经验，由其担任先遣部队，突袭临郯公路沿线的薄弱环节；同时，7纵主力向临沂以南运动，策应2纵行动。

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行动的隐蔽性和时机的把握。为此，南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诸城至临沂一线加强侦察，密切监视敌军动向；其次，组织民兵沿预定行军路线设置伪装工事，迷惑敌军侦察；第三，利用地方武装在敌后制造声东击西的假象。

10月1日，行动正式开始。2纵采取夜间行军，昼伏夜出的方式，避开敌军的空中侦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部队顺利通过了临沂以南的开阔地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通信联络，2纵这次特别加强了无线电设备的携带量，每个营都配备了专门的通信班。

10月3日，2纵前锋到达临郯公路沿线。此时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整编83师不仅完成了北调，还在临沂城外构筑了一系列工事。这表明敌军可能已经预感到华野有向南发展的意图。

面对这种情况，谭震林没有改变原定计划。相反，他下令7纵加快运动速度，准备在临郯公路沿线展开更大规模的行动。同时，南指还与华东局取得联系，建议9纵在胶东方向采取更加积极的牵制行动。

10月5日，一个意外的情报传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李延年亲自带领一个加强旅，从临朐出发南下增援。这支部队的出现，使得战场形势更加复杂。如果让李延年部与整编83师会合，华野的南进计划将面临严重威胁。

关键时刻，谭震林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命令2纵放弃对临郯公路的突袭计划，转而设伏李延年部队。这个决定的依据是：李延年部队路途遥远，必经沂水河谷地带。这片地形复杂的区域，正好适合设置伏击。

10月7日，在沂水河谷的一场遭遇战中，李延年部队遭到重创。这场战斗不仅打乱了敌军的既定部署，更重要的是为华野后续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随后的战场形势发展表明，这次战略转变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

10月中旬，华野在鲁南地区展开的新一轮军事行动，标志着这次战略转变取得了预期效果。这次转变不仅改变了战场态势，更为华野后续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