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民间传说欺骗了，事实上，董卓的政治眼光一流，他的举措也非常精准。相反，如果眼睛盯在“民”上，那才是真正的眼拙。只是一个无法跨越的历史鸿沟成了董卓的葬身之地，这叫历史宿命。
那么，这个“历史鸿沟”是什么呢？且听我慢慢说来。
自古以来，人们对董卓的评价几乎竭尽贬义之辞，心怀叛逆的奸臣、残暴好杀的军阀、贪财好色的小人、有勇无谋的蠢蛋，总之这是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大坏蛋。
唯一一个为他说了半句好话的蔡邕还被王允给处死了，似乎董卓的坏容不得半点争议。
不过，大家似乎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董卓手下猛将如云，谋士出众，甚至有一大堆士族集团拜倒在他的门下。请问，一个坏到千夫所指的家伙，哪来的这么高威望？
没错，董卓确实靠武力野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不过，那时候天下拥兵自重的军阀多如牛毛，为什么只有董卓能掐住天子呢？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董卓不是一个赳赳武夫，而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
有人说，董卓最大的失败之处就是过于残暴，失去了民心，结果弄得在洛阳无处安身，被迫迁都长安。你看人家刘邦，进入关中后约法三章，于是民心所向，坐定天下。如果董卓但凡有刘邦的政治眼光，“出榜安民，与民约三事”，怎么会沦落到身首异处？
这么说似乎很睿智，一眼看穿了历史的大趋势，不过我想问：董卓的失败多大程度上归咎于“民心向背”？那些被他搞得流离失所的百姓，有一个人起来反抗了吗？没有，百姓们就像羔羊，被杀戮、被驱赶，以至于洛阳周边数百里无人烟。
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主角，那时候的天下，“民”还不是主宰者，或者说，那时候的“民”跟现代的“民”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换一个问法：假如董卓与民约法，结局会不一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将董卓赶出关东的不是“民”，而是关东士族集团。
那段历史大家不该忘记，十八路大军讨伐董卓，领头的是袁绍，其他还有孔伷、刘岱、张邈、张超、桥瑁、袁遗、鲍信、曹操、袁术等，这些人当时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士族阶级”。
也就是说，董卓的对立面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关东士族集团，尤其是以袁氏家族为代表的关东豪门士族集团。
董卓难道不属于士族集团吗？他为何不为袁绍等人所容？没错，董卓确实也属于士族集团的一员，但他隶属于西凉集团，而且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军阀。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东汉帝国的政治结构谈起。
自从汉桓帝、汉灵帝粉碎了窦氏、梁氏、邓氏为代表的外戚集团后，汝南袁氏、弘农杨氏等一大批豪门士族集团取而代之，成了垄断政治资源的新贵。这些家族都是关东人士，他们以联姻、师承等方式，结成了牢固的联盟，成为掣肘皇权的最大力量。
我们举个例子，袁绍、袁术逃出洛阳后，得到了地方士族集团的拥戴，瞬间就成了称霸一方的军阀。请问这哥俩何德何能，能有这么强大号召力？
其实袁家兄弟最多算得上中等才智，他们的崛起不是拼才华，而是“拼爹”，因为他们姓袁，袁氏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走到哪里他们都是天生的领袖。
这就是一张利益的网，离开这几大家族，你很难吃得开，这种情况下，“抱大腿”就是必然的选项。
董卓却破坏了这个规矩，他作为“外来人”，不光“野蛮”地篡夺了最高权力，也创下了“武斗代替文斗”的恶例。
你以为皇权是董卓插足朝政的最大受害者？不，关东豪门集团才是，从那以后，他们只能对董卓俯首帖耳，让出家族数代人苦心经营的成果。
所以，关东士族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赶走董卓，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央。
董卓眼拙吗？恰恰相反，他独具慧眼，早就看穿了这个死结。不过，董卓并不认为这是个死结，他有化解之道。那么，董卓是如何应对的呢？
收买人心呗。董卓很聪明，他认为关东士族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他有办法让自己成为关东士族集团的新领袖。
简单来说，董卓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两手一起抓”的策略。
首先，他宣布给两次“党锢之祸”中遭遇压迫的关东士族平反，并大量启用。比如荀爽、韩融、陈纪、何颙、郑泰、韩馥、刘岱、孔伷、张咨、孔融、应劭、张邈，甚至连公然反对他的袁绍、王匡、鲍信都被授予了官职。
最典型的就是蔡邕，董卓给蔡邕加官封爵，给了他无法想象的待遇。想想当初，蔡邕一生颠沛流离，还差点被处死，董卓却视他为心腹。
其次，董卓对那些势力不算大的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能杀就杀，比如周晖、张扬、曹操、卫兹等。
通过这两手，董卓清晰地表明了一个态度：我想与关东士族集团融合，并保障你们的利益，但如果非要与我为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客观来讲，董卓的做法无可挑剔，为了拉拢关东集团，他确实做到了“仁至义尽”。比如袁绍，他对董卓拔剑相向，但董卓依然给他授予了官职，试图“以真心换真心”。
关东百姓与关东士族谁才是天下的主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毫无疑问士族集团才是执牛耳者，老百姓只是社会结构的基层，根本无力左右上层建筑。
看清了这个格局，您还敢说“董卓没有政治眼光”吗？
估计有人会反对说，既然如此，董卓为何还是失败了？
这其实怪不得董卓，努力是成功的必然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董卓想被关东集团所接纳，但关东集团却基于自身的利益，不可能接纳董卓。
这就是董卓的历史宿命，东汉末年他所在西凉集团不在政治中心，不在关东集团的利益网中，除非他有办法以一己之力粉碎掉关东集团。
当董卓看清了这个宿命后，他被迫冒险行事——迁都，将关东集团的利益之根拔掉。
在帝制社会，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围绕皇权建立的，董卓的想法很天真，只要将天子前行搬家，离开洛阳，关东集团就成了浮萍，经年日久，这个集团自然会慢慢消亡。
于是，一场毁灭洛阳的暴行拉开帷幕……
浅薄的后人仅仅将董卓迁都视为残暴的自私自利，其实这背后是他深刻的政治思考。
但董卓又错了，因为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也不属于西凉集团的势力范围，在长安，他虽然暂时摆脱了关东集团的压力，但他依然没办法将关中建立成一个足以抗衡关东集团的根据地。
董卓的第二个失误在于，他没意识到天下士族集团对关东集团的依赖性。比如王允，他其实是河东人士，原本也不属于关东集团。但多年的官场浸淫，王允却与关东集团建立了无法割裂的纽带关系。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身份就是董卓无法突破的障碍，他走到哪里都只能做东汉帝国的配角，再努力也没用。
总之，董卓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政治眼光，而是掉进了历史的宿命。客观讲，董卓是东汉帝国秩序的破坏者，但他也绝不是后人想象中的那般乌鸦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