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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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钱江

编辑｜山茶

日本东京，一个潮湿闷热的夏日，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自己租住公寓地板上死了。

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甚至没有一个在她死后敲响房门的人，所以她的死亡也没有人发现。直到三周之后，房东催缴拖欠的房租，才有人发现她的异常。

像这位老人一样，如今日本每年有数万人悄无声息的死去，他们没有名字，没有葬礼，也没人在意。据日本政府估算，日本2023财年约有4.2万具遗体无人认领。

▲日本历年“孤独死”人数预估

日本社会将这种现象称为“孤独死”。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与民间团体报告统计，2024年日本孤独死的人数预计为6.8万人。普通人可能很难想象，在日本如漫画一样街道上，可能外面看起来一切如常的某栋房子，某个公寓，或者某扇紧闭的大门背后，就存在一具数月都无人发现的尸体。

当然，这些“孤独死去的人”不会永远无人发现，比如催缴房租的房东，或者邻居察觉到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总之，他们一定会被“处理”，房子还会继续出租，活着的人也还要继续生活。

于是，日本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新职业——清洁队。他们负责在有人“孤独死”后上门打扫，处理遗体和遗物。所以他们通常也被称为“收尸队”或者“遗物整理师”。

这份工作并不容易，和我们熟知的入殓师、遗体化妆师等职业不同，遗物整理师要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腐化的尸体，人情的冷漠，逝者的自我放弃以及对生活的绝望等等，所有事情都在冲击一个人关于生活与生命的思考。

所以遗物整理师，它既是一份职业，也可以说是日本社会孤独社会最直接的见证者。

“孤独死”的人有一个共性，他们生前几乎都将自己掩埋在垃圾堆里。

一位亲证者描述，2018年日本炎热的夏天，65岁的佐藤浩二悄悄去世了，他的房中发出异常恶臭的味道。走进这个满是垃圾的房间，人们发现有数不清的塑料瓶，而这些瓶中装着的是佐藤浩二的尿液。

瓶子的数量多到数不清，“大概有几十个，不，恐怕有几百个”。

白色透明的便利店塑料袋堆叠成山，还有一些保质期截止几天前的营养饮料的瓶子。不远处，散落着被红绳捆住的女性裸体写真集，一些成人DVD碟片封面上全裸女性，用水汪汪的眼睛“盯”向这边。

佐藤浩二死去的区域变成了又黑又潮的低洼，尸体腐烂流出的液体浸润了垫在身下的杂志，一边的风扇已经锈迹斑斑，带壶嘴的水桶边沿布满尿结石。“他先排泄在水桶，后来又转移到塑料瓶。”

几乎每个孤独死的人，生前都曾和佐藤浩二一样生活在垃圾堆里，遍布满屋的吃喝拉撒遗留物告诉世人，他们未必是猝死，也并非病得奄奄一息无力自救，他们选择了独自“等死”。

▲Shiho Fukada/华盛顿邮报（左）包裹尸体的被褥 深田志保/华盛顿邮报（右）

他们任由自己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浸泡在垃圾中，静静感受濒死，也不去主动拨打“119”.

我们不禁好奇，这些垃圾堆的制造者，生前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最容易联想到的是日本的独居老人，他们也确实是“孤独死”群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2024年5月，日本警察厅公布了当年1月至3月期间的“孤独死”数据：在家中“孤独死”的亡者总人数21716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17034人，占据总数的80%.

但其实日本“孤独死”是一个可能在全年龄段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根据Japan Forward报道，2018年至2020年间，东京23个区共有742名10岁-30岁的人在家中独自死亡，这说明“孤独死”也在年轻人群体中蔓延。

此外，从“孤独死”遗留的垃圾来看，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画像：贫穷，自我认同度低，喜欢独居，宅。

“孤独死”最多的遗物之一便是信件，包含催款单、切断煤气和水电的通知、催款单、滞纳通知，甚至带有恐吓性质的欠资警告，他们的房门前也被债主贴上各种粘贴单。这也是死者亲戚不愿意认领遗体的原因之一，他们并不想惹上一身债务。

除了贫穷，他们始终保持着边界感，不愿接受帮助。在日本横滨一个叫做“寿”的地区，山中伸弥会定期探访孤独的病人，并为他们定期体检，其中有一些处于生命末期的病人放弃治疗，74岁的Yasuo就是其中一员，他自我评价称“我是一个低等人”，“愿意跟社会底层的人打交道的人不多，但他（山中伸弥）愿意来找我，我很感激。”不久后，Yasuo的结局也是孤独地在家中去世。

和老人相比，“孤独死”的年轻人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宅”和自我忽视。一位“孤独死”的29岁女士，曾在独居的时候陷入了自我忽视，高中遭受欺凌的经历，让她上大学后很难与同龄人建立联系，每天独自沉迷游戏14小时，除了上课修学分外，她几乎不出门。

这些是从“孤独死”群体中总结的表层画像，当我们试图去寻找这群人对死亡失去畏惧的深层原因，发现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就像一条河流的流向，并非单纯由水流决定，还受周围地形、气候和人为疏导的影响。

孤独死背后的成因，是日本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复杂交织。

而更直接的形成条件，是对日本社会的人情冷漠。

日本人长期习惯独居，哪怕年老、残疾，也习惯独自乘地铁、独自就医，默默处理生活的一切。所以在日本地铁，残疾人自己推着轮椅上地铁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这是自立，也是一种温柔的冷漠。

在强边界感的日本社会，每个人都对别人彬彬有礼，在见别人的时候都会西装革履，却将残破不堪的一面独留给自己。

他们生前越是用体面和克制伪装自己，死后留下的景象往往越是狼藉不堪。而这片狼藉，恰恰是遗物整理师生存的土壤。

“当有人独自死去，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遗物整理师Miyu在进入每家门户之前，都会停下脚步，双手合十，为屋内的死者默默祈祷。那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却像是在为一场迟到的道别拉开帷幕。

她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进入过多少间这样的屋子。只知道去年一年，她大约清理了90套公寓。

每一个门锁打开的瞬间，等待她的不是日常的脏乱，而是一种被长时间遗弃的痕迹。有时，是还未关上的电视；有时，是发霉的榻榻米和沾了体液的地板。死亡没有声音，却早已渗透进空气。

“夏天通常比较忙，那些很久没被发现的尸体，往往是因为气味才被邻居察觉。”她说。

每一次接到电话，她都抱着复杂的心情“启程”。她知道自己即将获得一笔不低于十万日元（约5000元人民币）的收入，但也总会忍不住想：“什么时候，才会不再有人这样离开？”

这是一份靠死亡谋生的职业。他们的收入建立在死亡之上，却又不愿这样的死亡持续下去。

大多数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走上这条路的。Miyu今年24岁，性格活泼，说话时总会笑，但笑容背后藏着一段不愿多提的往事。几年前，她的父亲独自在家中猝然离世。那之后，她开始关注那些“没有人送别”的死亡。

她说：“我只是想帮到死者。”

但遗物整理师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帮”。

这份职业需要的不仅是体力，还需要一种敏锐的判断力。

面对一间空屋，他们要能分辨出哪些是垃圾，哪些是死者生前最后留下的生活线索；面对失控的情绪，他们要懂得在合适的时机沉默或开口；面对一个已经腐败的身体，他们要知道该如何处理残留的痕迹、如何尽量还原一个“可以再次被使用的空间”。

“所谓的特殊清扫，就是连沾染在住宅上的怨念都要清除干净。”一位清理师这样说，“虽然我们不是僧侣，无法超度亡魂，但至少可以祓除房间中的污秽之气。”

很多时候，死亡不是以“结束”出现的，而是一种“遗留”——体液渗进地板，榻榻米需要拆除、墙体需要刷洗，空气需要反复净化。屋子清理干净了，但那些关于“如何死去”的问题，却不会那么快被消除。

除了清理空间，他们的工作还常常卷入人际的纷扰之中。

根据日本相关规定，如果房屋中曾有人死亡，未来出租时需明确标注“事故物件”，并相应下调租金。孤独死通常下调一成，自杀三成，若涉及刑事案件则可能降至一半。这使得一些房东在面对“非自然死亡”时，倾向于尽快清理现场，模糊细节，以免后续房租受损。

遗物整理师弘明曾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租户独居离世，现场遗留明显异常：地板大面积渗透、杂物堆积、门口还残留处理过的药物包装。但房东却一再强调死者“自然死亡”，并叮嘱他们“尽快清掉，不要留痕迹”。清理公司虽无权调查死因，但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也只能默认配合，“不问太多”。

比房东更棘手的，是一些在死者生前失联已久，却在死后迅速现身的家属。

一次作业中，弘明负责清理一位孤独死富豪的房间。工作刚完成，死者的三个女儿就赶到现场，争相翻找屋内的物品。他还没来得及收走清理出的物件，对方便将金饰和手表一一装袋。

“我在榻榻米最底层发现一张信纸，看得出是死者亲手写的，上面还沾着体液。”弘明回忆。他刚捡起，那位大女儿就上前抢夺。“她以为是遗嘱。”他说，“我没给她，通知公司，让他们请律师来现场。”

律师到场打开查看，那张信纸确实是一封手写遗嘱，按规定具有法律效力。死者在信中表示，希望遗产由三人平分。没有任何人发出异议，东西收拾完，他们离开了。

“这事不关我什么事，但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东西被人顺走。”弘明说，“我的工作职责是让活着的人理解死者。”

但在让别人理解之前，“我需要先理解”，比如猜测死者想要“留下什么”这件事，总让人犹豫。

死者不会说话，屋子里每一个残留的物件，每一封信、一个杯子、一张票根，可能都是他们生前最后的意愿和记忆。而这些东西，在清理过程中，常常要在时间、空间和他人意志的多重夹缝中迅速做出判断——扔，还是留。

“有时候我们会把某些东西先留下来，等家属来了再问一问。”Miyu说，“但也碰过家属一句话都不说，把全部东西打包扔掉。”她记得有一次清理出一本死者生前自己写的小说手稿，她犹豫了很久，最后放在玄关上，没有扔。

“我不知道这东西值不值钱，也许不值。但我就是扔不下去。”她说。

这份工作不需要感情用事，但也不能完全断情绝义。你得在收拾这些陌生人留下的碎片时，恰到好处地保持距离，也恰到好处地保留一点人味。

清理完一间屋子，地板换新、气味散去、遗物被归置，下一任租客会在几周后搬进来。屋子恢复原状，但死者的痕迹，也就至此为止。

这些清理师不会留下纪念，也不主动追问死者的过去。他们把一切打包带走，默默离开，就像从未来过。

也有一些清理师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孤独死“最后的世界”，在日本清理公司To Do工作的小岛秀夫将她曾经整理过的房间做成模型。

▲摄影：Kosuke Okahara/卫报Photograph: Kosuke Okahara/The Guardian

“死亡往往是我们生活中的阴暗面，有些事情总是被隐藏起来，”小岛说。“但我希望人们了解现实。”

日本人可以毫不避讳地讨论死亡，他们认为死后的世界是很美的。

“只有在日本住过，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喜欢樱花”，一位长期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女士对有界UnKnown说道，因为樱花花期太短，崇尚“物哀美学”的日本人格外偏好昙花一现的东西，“他们还喜欢在夏天看烟花，享受短暂的绚烂。”

这种“接受终结”的美学观，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日本人的死亡态度：不执着长久、不强求抗争、不害怕死亡。

孤独死者并不是无助到无法求救，而是主动选择了安静地离开，在没有骚动、没有打扰的状态中，完成一场符合物哀美学的谢幕。

甚至，他们认为死亡并不是一种终结 ，而是擦去生前污垢的手段，不论生前遭遇什么，死后的自己都是干净的。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有一句知名的台词：“死亡并不是结束，遗忘才是。”对于日本“孤独死”群体而言，被遗忘，似乎是他们对生命最后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