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中央军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下达指示：

“济南与武汉，南京与广州，北京与沈阳，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要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相互对调。”

这一事件不仅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关注，而且对我国国防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最终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九一三事件”，林彪谋划反革命政变，迫使毛主席开始重新思考治军政策。

林彪凭借革命战争中的威望，在建国之后长期拉帮结派，还搞出了所谓的“四大金刚”，为“九一三事件”埋下了祸根。

为了根除林彪治军的影响，毛主席不得不启用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同志，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正是邓小平的建议。

毛主席接见邓小平时，询问该如何清理林彪治军留下的影响，邓小平将桌上的两个茶杯调换位置，毛主席会心一笑，确定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策，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还有三位司令员没有参与对调，分别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和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

这三位司令员上任时间都不长，最长的还没有超过4个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毛主席要求他“陪跑”。

经过这一次对调，全国11大军区司令员的人选基本确定下来，并且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中间只发生过一次小调整。

1979年初，党中央决定发起对越自卫还击战，为了确保前线的指挥水平，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被调到昆明军区任司令员。

杨得志取代王必成，算是临危受命，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杨得志在西线的指挥可圈可点，没有辜负党中央的期望。

自1973年开始，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制度形成惯例，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中央军委又多次下达对调指示。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党中央决定深化军队改革，1980，邓小平再次提议调整各大军区司令员的人选。

在这次调整中，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被调离，职务分别由吴克华、张铚秀、杜义德和秦基伟接任。

与1973年对调不同，这次调整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参与调整的四位军区司令员虽然都是上将，但是被调离的原因各不相同。

许、韩两位将军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无法继续从事一线工作，因而让年纪较轻，精力较为充沛的吴克华和杜义德接任。

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本就是临危受命，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自然要被调离，将军区日常工作交于张铚秀。

由于杨得志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有战功，被中央军委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上任之后，为推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锡联和秦基伟的对调，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有功，被调入中央工作。

这次对调形成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85年，随着党中央下大“裁军百万”的指示，各大军区司令员再一次迎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