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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犯的错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对于老百姓来说，可以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以求原谅。

如果是皇帝呢？

天子昭告天下，不管真假地痛诉自己过去的种种“恶行”，这就是皇帝所谓的“罪己诏”。

当然皇帝也不能傻到没事无事地乱“罪己”，还是要看事件的严重性够不够格，像遇到君臣错位，天灾造成灾难，政权危难之时、民不聊生之时，各地风起云涌地要起来革命造反了，那么遇到这几种情况，皇帝赶快“罪己”，认错绝对没有问题的。

“罪己诏”其实说直白了，就是见势不妙，将要危机自己的统治时，皇帝老儿的“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其目的单纯简单：就是以求挽回即将失控的局面。

当然和现在盛行的痛哭流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比，古代的“罪己诏”只是皇帝一人对天下说，一般人不敢像皇帝那样说。

罪己诏是皇帝申请的“专利产品”。

有关“罪己诏”的由来，据说源自商汤时期。

相传大禹登上王位后，看到人心涣散，队伍非常不好带，不免感到非常伤心，于是痛哭流涕地向部落老百姓陈述自己领导无方。

商灭掉夏国后，汤颁布《汤诰》，其中罗列夏的种种恶行，陈述自己灭夏的原因。这时候，主要是现任领导在强烈谴责和批评上任领导的种种不堪。

不过，在这之后，每逢天降灾祸，汤都要痛哭流涕一番，将罪过弄到自己身上，因为这段时间是自己在统治，也不好再赖上任领导的过错了。再后来就把这种领导人的自我批评直接升华，变成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猴急”效行的罪己诏。

因为，大多数皇帝固执地认为只要一颁布罪己诏，一切尽在掌握。

我都这么严厉的自我批评了，你们还要闹哪样？

有人认为，皇帝的“罪己诏”也体现了古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思想。我认为，这是后人的刻意美化，我想。只要不危及皇帝们的统治，你看他们是“罪己”，还是“罪他”？

皇帝“罪己”，其实都是面子上过一下，“罪己”之后，他们该怎么骄奢淫逸还是一切如常。

这只是表明文章而已。

罪己诏也只能临时起点作用，暂时麻痹一下皇帝老儿自己，暂时麻痹一下一贯接受皇权统治对的普罗大众。

拿最有名的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来说，这份作为皇帝正式自我批评的文件，陈述了自己征兵劳师常年作战，导致人民生活艰难，兴建宫殿，劳民伤财等一些列罪过，希望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这让汉武帝的统治及时“止损”，统治期间没有出现大的政治动荡。

但很多史学家认为，就是汉武帝这样穷兵黩武，把爷爷文帝和父亲景帝积攒下来的资本耗光了，至此大汉帝国开始走下坡路了。

汉武帝还算政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更多的皇帝颁布的“罪己诏”则是临时抱佛脚而已。

有好事者统计过，如果把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算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罪己诏简直成了“挡箭牌”了。

看得出，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的“罪己诏”，完全有点是敷衍地例行公事了。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颁布罪己诏最多的朝代居然是封建皇权走向没落的清朝，其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据说，清朝顺治皇帝是中国古代帝王中不断下“罪己诏”的一个人。

当然，还有一个平均三年多点就下一道罪己诏的皇帝，他是明朝末代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下多了就显然有点儿戏，不断自我批评，自我检讨的朱皇帝还是吊死在煤山上，并带走了一个朝代。

我们仔细看，“遇到君臣错位，天灾造成灾难，政权危难之时”这几种情形都和皇帝本人有关，更多的是人祸。

无论是天灾导致的群众造反造反，还是朝廷武将造反，奸臣篡权等等，说到底基本上都是皇帝平时作为的一种现实反应。

一次次颁布罪己诏，也伴随着一次次的朝代更迭，这说明皇帝所谓狂热的颁布“罪己诏”无非就是一种障眼法，既是欺骗人民群众的手段，也是皇帝“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只要这种体制不变，就是皇帝每隔一个小时颁布一份罪己诏，那么效果也基本等于零。

罪己诏改变不了任何一位皇帝注定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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