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就是曾任军统临澧特训班一大队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兼情报电讯教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

如果吴敬中（为了方便起见，咱们把吴景中也称为吴敬中）进了战犯管理所，那么就一定能见到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或老长官沈醉（朋友）、徐远举（同事）、文强（上级）。

吴敬中在军统（保密局）是一个另类：他是郑介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但是跟戴笠和毛人凤的关系也相当不错，他这样一个叛徒，居然能成为军统“封疆大吏”已经很罕见，更离奇的是他总能在危险来临时逃之夭夭：西北被胡宗南丢了，吴敬中跑了；东北被陈诚杜聿明丢了，吴敬中又跑了；天津即将被包围，毛人凤不让吴敬中跑，但他还是跑了。

吴敬中临阵脱逃，毛人凤也拿他无可奈何——吴敬中除了郑介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同学，也就是当时叫尼古拉的蒋经国，“尼古拉”亲自为同班同学担保，毛人凤只好乖乖放人。

吴敬中在《潜伏》中的表现，让人总感觉他好像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掩护峨眉峰余则成，于是有人怀疑他是比峨眉峰级别更高的潜伏者“雪山”，但是我们看真正的潜伏者程一鸣的回忆录，以及在云南被抓的沈醉的交代材料，就会发现吴敬中绝非潜伏者雪山，以他在西北、东北、天津等地所犯的五宗罪，如果不逃跑，肯定会跟沈醉、文强、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重逢，至于他能在哪一年、哪一批特赦，那就得看他是不是像王耀武和沈醉一样“聪明”了。

吴敬中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只是搞培训，在中苏情报所也是搞总务，并不从事具体破坏活动，所以还谈不上什么罪行，但是得到戴笠赏识并出任军统西北区区长之后，就可以说是罪行累累了。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郑介民跟戴笠毛人凤都不对付，作为郑介民的同学和亲信（吴在中苏情报所当总务科长，郑是中方所长），要想被戴笠信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吴敬中取信戴笠的手段，就是出卖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这件事时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是知情者，也是参与者。

被吴敬中出卖的同学叫徐冰，沈醉被特赦后，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兼统战部副部长的徐冰：“这位副部长笑容可掬地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沈醉，不认得我了吗？我可还记得你呢！你还记得你和吴景中来请我去吃饭的事吗？我叫徐冰，你该想得起了吧？’”

沈醉当然记得，那是在国共合作期间，时任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的吴敬中通过沈醉求见戴笠，表示能把在重庆公开活动的徐冰策反，戴笠大喜过望设下盛宴，吴敬中和沈醉登门邀请，结果被徐冰严词拒绝，后来徐冰遇险，也全是拜吴敬中所赐——沈醉回忆：“我离开时那种令人气愤的神情和粗野的举动，使他既感到可笑，也感到这将是一种不祥之兆。果然，从他拒绝戴笠的邀请的第二天起，就发觉跟踪他的特务增多了，很可能是准备绑架或殴打他，所以他好久都不一个人出去。”

出卖过去的同学兼同志，是吴敬中的第一宗罪，向戴笠纳了投名状之后，吴敬中得以晋升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在西北区任上，吴敬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往延安派遣特务。

曾任西北区区长的潜伏者程一鸣的《军统局的西北区》、沈醉的《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都可以作证，吴敬中在担任军统西北区区长期间，没少往延安派遣特务——《潜伏》中的李涯，历史原型极有可能就是沈醉教过枪法后潜入延安的李琎，也可能是逃出延安的沈之岳：“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该班所调训或经特务介绍去受训的学生大都是西北籍，这些人当中便有老家或亲友居住边区范围内，西北区便利用这一关系派人潜入边区去建立起特务组织来。”

吴敬中的第一宗罪是出卖同学以博取戴笠欢心，第二宗罪就是往延安派遣李涯那样的“佛龛”，他在西北呆不下去，又跑到东北，接手了文强构建的特务系统——文强当时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因为厌倦特务工作而离开军统去了长沙绥署，东北的特务组织由吴敬中接手，军统北方区则交给了徐远举。

按时间推算，吴敬中跟文强、徐远举在工作上都有交集，文强离开东北后，吴敬中就成了当地特务一把手，很多军事情报，都是经吴敬中搜集整理后交给陈诚和杜聿明的，这就是吴敬中的第三宗罪——当年的军统特务用很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东北区的“工作”：“网罗日敌重要人物，开办企业，筹措特务经费，放纵日本战犯，妄图招降日军残部，为蒋效劳。”

文强主管东北特务工作期间，有投降日将说长白山潜伏着几十万日军残部可以为蒋所用，文强走后，这项工作自然也就交给了吴敬中。

吴敬中每到一地，除了捞钱，就是替蒋卖命，到了天津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天津潜伏台台长舒季衡回忆，吴敬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天津“特务组织大发展”，这也是吴敬中的第四宗罪：“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保密局派吴景中专任天津站站长，天津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按各机关分别编成若干情报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1947年镇压天津几次学生游行示威和1948年电信局职工‘饿工’斗争事件，及几次全市范围的大逮捕，都是这些特务机关执行的。”

沈醉知道吴敬中是怎么叛变的：当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一大批学生，因为正赶上革命低潮，时任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的邓文仪以中校和上校军衔为诱饵，诱使沈醉的姐夫余乐醒、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敬中等人纷纷变节，这些人后来加入戴笠的特务处，又成了军统各特训班的高级教官。

吴敬中重私利而失大节，这样的人，即使改邪归正，也不可能获得完全的谅解，比如沈醉的姐夫余乐醒，虽然后来被戴笠和毛人凤欺负得“幡然醒悟”，但也没有像真正的潜伏人员那样获得新的身份。

吴敬中和余乐醒只能算投诚而非起义，特务的投诚一般都是信不得的，吴敬中的继任者，可能也是李涯历史原型的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在天津解放后自首投诚，也是直到1966年4月16日才第六批特赦，等于是赶上了特赦的末班车——第七批是1975年全部赦免，那时候文强和周养浩才离开战犯管理所。

提起李涯或李俊才，这就是吴敬中的第五宗罪——他在逃离天津之前，还埋下了很多特务，这就是电视剧中的“黄雀计划”，舒季衡回忆：“1948年秋，保密局预感天津易手为期不远，即做潜伏特务布置，挑选在天津有家属、有社会关系并具有活动能力而未曾暴露过身份，有掩护职业的特务分子潜伏下来。”

读者诸君请注意，保密局天津站布置潜伏计划是在1948年秋，那时候吴敬中还没有逃离，真正的“黄雀计划”，是吴敬中一手策划并实施的，李俊才（李涯）只是带了他所掌握的四个潜伏小组投诚，更多的潜伏特务，都因为吴敬中的出逃而隐藏了下来。

公开统计资料显示，李俊才交出的潜伏特务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大量潜伏特务隐藏在平津两地，据说有数万之多，如果吴敬中是打入军统的潜伏者，这些特务早就被揪出来了。

吴敬中犯下五宗罪，即使投诚自首，也不可能把过去的账一笔勾销——不是叛徒的李俊才自首后尚且学习改造了十多年，叛徒吴敬中还不得跟文强相伴到1975年？

当然，事情总要从两方面来看：吴敬中因为有过叛变经历，所以进战犯管理所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以他的精明世故，进了战犯管理所，是不是也能因“表现良好”而提前特赦？读者诸君把史料和电视剧结合起来看，对吴敬中又会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