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机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枪杀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事件简述
1949年6月，八千多名山东省流亡学生在烟台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带领下迁台继续学业，但因入台管制而暂转澎湖，谁知军方因内战兵员渐耗，要强征五千男生为兵，导致7月13日在澎湖防卫司令部操场发生流血冲突。
为维护学生受教育权力，张敏之等人挺身抗争，竟被军方以“匪谍”罪逮捕拘禁。经秘密审判，1949年12月11日，校长张敏之、分校长邹鉴和五名学生刘永祥、谭茂基、明同乐、张世能、王光耀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枪杀。
澎湖“七•一三冤案”造成近三百多人被枪杀或失踪，成为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最早的一批“政治受难”者，也是受害人数最多的单一事件。
（二）张敏之其人
张敏之（1907—1949）是山东牟平南自格庄人。早年参加国民党外围组织，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大学前身)。1928年春随北伐军回到山东，在省党部担任“党义教育训练班”训育主任。在训练班上，张敏之结识了富家女王培五并成为恋人。因张家贫寒，王培五的双亲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但王培五坚持已见，并将上门提亲的媒人赶走。
北伐成功后，张敏之对独揽大权的蒋介石颇感失望，遂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二年级，王培五则考入北平师范学院英语系预科。张敏之求学期间，曾因有共产党嫌疑遭上海当局逮捕。后经中学时的校长、时任南京《中央日报》社社长崔唯吾先生保释出狱。
1931年夏，两人回济南结婚，张敏之对王培五说：“我家穷，没有什么聘礼给你。”王培五则表示：“我家虽有钱，但我不会带嫁妆，我自己就是无价的活嫁妆。”
张敏之
张敏之毕业后不愿涉足政治，回济南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由于他专注中学教育，成绩斐然，1937年30岁时，就已担任山东省立第八中学校长，“七七事变“后，回到家乡，担任山东省立烟台中学校长，烟台沦陷后带领学生流亡，辗转于各地担任多所中学校长职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敏之曾一度在南京政府教育部短暂任职，后回到济南，在复校的山东省立山东中学任校长，1948年去青岛难童学校担任校长。1948年11月，烟台各中学师生撤退至上海，组成烟台联合中学，各校长一致表示欢迎张敏之担任烟台联合中学校长之职。因为他在战争年代一面流动一面推行正常教育，校风和教学成绩都是“一等一”。
1949年初，张敏之带领烟台联合中学学生再次流亡南下，原打算迁校至贵阳。到湖南衡阳后无法西进，便随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山东省流亡政府迁往广州。
1949年6月初，集结到广州的山东各地流亡学生除烟台联合中学二千余人外，还有济南一、二、三、四、五联中，海岱、昌维中学等七所学校的师生八千余名，合计一万余人。此时，他们唯一的去处只有台湾了。
（三）澎湖七•一三血案
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是蒋介石的“红人”陈诚，他是禁止学生入境的，因为内战期间，全国各地学潮不断，学潮成了中共的另一个“隐形”战场。
经过多方恳请，在时任国防部次长兼山东省主席秦德纯与台湾省主席陈诚的协商下，陈诚勉强同意山东学生赴台。
由于台湾为了防止中共地下组织的渗透，已于5月20日颁布实施全省《戒严令》，全体师生只能先到台湾管辖的澎湖岛暂时落脚。但却有附加条件：一是思想动摇、不拥护蒋介石者必须剔除；二是17岁以上的男生必须半天军训，半天授课（若解放军打过来，这些青年可以拿起枪杆马上投入战斗）。
找一找澎湖岛及绿岛监狱在台湾的位置
于是，1949年6月22日，山东八所联中师生合计八千余人，在广州的黄埔码头登上了开往澎湖的“济和号”轮船。
时任澎湖警备司令的李振清（1901—1976）也是山东人，应该算是个抗日名将，以打仗勇猛著称，特别是“台儿庄战役”时，头部受伤不下火线，得了个“李铁头”的外号。1943年日军对太行山区发起“围剿”，在顶头上司、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被俘投敌的情况下，带兵激战六天，只率少数部队突围，被授予四等云麾勋章。
1949年2月，担任第四十军中将军长兼第十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的李振清眼见国民党败局已定，以生病为由把新乡的部队交给副军长李辰熙，自己躲在南京遥控指挥第四十军准备起义，但谈判没有成功，李振清去往台湾，担任澎湖防卫司令官。
李振清
当张敏之带领师生们经过三天两夜的惊涛骇浪，于25日抵达澎湖后，澎湖防卫司令部却“背信弃义”，他们以内战期间兵员损失过大、兵源短缺为由，借马公国民学校（现澎湖县马公市马公国小）成立了“陆军澎湖防卫司令部子弟学校”安置女生及17岁以下男生读书。而将17岁以上的五千男中学生，要强制性编入步兵团充军。
1950年7月13日，军方将五千男生及教师们集中到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大操场上，对着师生们进行“动员”喊话：“同学们，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读书，但是从现在起，反共保国是最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们能够成为我们国军的一员！”……。
然后，每排学生队伍前面来一个士兵，手中拿一条绳子，凡身高超过枪枝高度的同学都必须编入部队。同学们多不愿意，现场开始骚动起来，学生们愤怒地喊道：“我们不要当兵，我们要读书”，“军方背信忘义”等，现场人声鼎沸。
这时，各校主推张敏之校长为总代表，与军方进行交涉，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气急败坏地向张敏之吼道：“你们都是我用三块大头(银元)一个个买来的，有什么资格和我讨价还价？”张敏之反驳道：“明明学生们都是被绑架来的。”
面对军方的威胁，张敏之为救出学生，只好挑出一百余名年幼体弱、不合军方规定的学生出列，这些学生哭喊着：“校长，您不要我们了吗？”一时哭声震天。
李振清自然非常不满意，为了给学生们一个下马威，便让士兵朝天空放了一排枪，学生惊吓之余秩序大乱，四周早已警戒的士兵开始了残酷的镇压暴行。学生中有人腿部、手背、臀部等不同部位被打中，不断有学生中弹倒地，也有人被刺刀刺伤，一场流血惨案就此发生。
七一三事件地点
天色渐暗，赤手空拳、毫无抵抗力的学生们被军方强行拆成一组组编入军伍。
（四）喋血马场町
张敏之校长、邹鉴分校长等人为解救强征入伍的学生，不遗余力的奔走呼喊，反而于9月15日被澎湖防卫司令部以“有共党嫌疑”之名关押囚禁。
随即军方抓来相关师生，施以刑讯逼供，采用电刑、掌嘴、吊刑、鞭打或强行灌水等手段，罗织校长张敏之、邹鉴等人的罪名。把“不听话”的学生则用小船载着，然后装入麻袋丢进海里淹死。
到了10月30日，张敏之、邹鉴和一批学生更是以“匪谍”罪被移送台北“台湾保安司令部”侦办。
台湾保安司令部判决书中罗列张敏之等人的“犯罪事实”如下：张敏之于三十五年（1946年）冬，在青岛由匪干周孟英、刘次萧介绍加入匪党，初在文化工作研究会工作，并利用新闻记者联谊会等名义，从事吸收新闻文化界人士参加共匪工作。
嗣后于三十六年（1947年）他又奉匪命令，利用训练难童及青岛自卫队等机会，从事宣传共产主义，发展组织，并任共匪胶东区执委，奉派在烟台联中领导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随后他又伙同邹鉴吸收5个学生，均以流亡学生为掩护，散布谣言，煽动学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
其最显著的不法行为，为烟台联中学生自烟台、青岛等地流亡上海，转赴湖南，于三十七年（1948年）间途经杭州时，张匪敏之、邹匪鉴、刘匪永祥等，领导全体学生捣毁杭州火车站。该校迁徙广州后，“政府”乃将所有流亡学生悉数拨给驻澎湖陆军第三十九师编训，冀为“国家”有用之才。该匪等竟不知洗心革面，仍遵匪方命令，潜伏军中秘密活动，阴谋破坏建军工作，并分别着手调查部队主管姓名、装备情形及要塞地形，再向香港匪方报告，被陆军第三十九师查获。报由本部将该匪犯扣押，除其余匪徒党羽另案办理外，案经审理合予判决。
张敏之的夫人王培五女士将六个未成年的儿女（三男三女）送到高雄友人家中暂时落脚。奔走台北以图斡旋营救，她找到张敏之昔日的恩师、时任“财政部司长”的崔唯吾，崔唯吾及夫人（为“国大代表”）邀集了山东籍来台的“省府委员” “议会议长” “立法委员” “国大代表”等要员名流，联名致函，向陈诚、彭孟缉陈情鸣冤，却未得到任何回复。
做过山东省参议会议长的裴鸣宇老先生，奔走各方，提出了26项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指出判决书14项错误，也于事无补。
29岁时的王培五留影
1949年12月11日，张敏之校长、邹鉴分校长和五名学生刘永祥、谭茂基、明同乐、张世能、王光耀，蒙冤罹难于台北马场町刑场，成了这里最早的一批“政治殉难者”。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1949年12月15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台湾保安司令部先后从澎湖将99名山东流亡师生押到台北马场町枪决。另有尹广居、王子彝两名学生因受酷刑死在狱中。
张敏之校长狱中求救信手迹
（五）后记
张敏之校长罹难后，夫人王培五女士匆匆料理完丈夫后事，顶着“匪属”的恶名，带着六个子女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张敏之校长昔日朋友及学生的暗中帮助下，从高雄到彰化，又到屏东县偏僻的万丹中学担任英文教师才算安顿下来，随后再到条件稍好的屏东潮州中学教书七年，但无时不在警察和情治人员的监控之下。
1958年后，王培五女士先后任教于台南善化中学、台南女子中学、台北市建国中学，直到退休。张家子女在母亲王培五的养育之下，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熬过了艰辛岁月。后都迁往美国定居，六位子女均事业有成，其中培养出三位博士。
王培五90岁时与子女合影
“张敏之澎湖冤案”虽然自1952年起，不断有“仗义直言”的山东籍老乡及名流义士陈情、鸣冤，但一直被拖延搁置。
八十年代初期，张敏之长子张彬以“杰出学者”身份获邀来台，本想借此机会为父亲平反，受到“戒严令”有关条款限制，愿望依旧落空。
1987年7月14 日，“台院议字第 1641 号”咨文宣布，“台湾地区自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零时起解严”。在台湾实施三十八年之久的白色恐怖时期的“戒严令”终于落幕了。
1989年，王培五女士在6个子女的陪伴下回到台湾，举办了“张敏之校长、邹鉴校长罹难40周年纪念会”。
到了九十年代，被张校长保全下来的山东学生中，有很多人在台湾各界都成就卓著，仅军界就出了三位二级上将（“国防部”副部长王文爕，“海巡部”司令王若愚，“陆军总司令”李祯林）及将级军官近百人；还有政界、学界两栖人物如台大校长（后任“国防部”部长）孙震，台大教授、考试院秘书长王曾才，“内政部”主任秘书庄惠鼎等；以及文教界、警界、艺文界、科学界佼佼者多人。他们都希望为自己经历过的“冤案”昭雪，但平反政治案件的制约力量仍旧存在。
直到1998年，台湾当局公布制定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启动了台湾“戒严”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的甄别、平反和补偿工作，张敏之案由此柳暗花明。
1999年，张敏之校长遗孀王培五女士口述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得以正式出版，首次揭开了五十年前“澎湖七•一三事件”的真相，使这件曾经不为人知的台湾历史冤案被大家所了解。
2000年1月，台湾当局为张敏之冤案平反，除恢复名誉外，另给予受害者家人最高基数600万元新台币的赔偿款（他的家人其后全数捐赠给家乡烟台第二中学，在烟台二中设立了“张敏之教育基金”，修建了张敏之教学楼）。
2008年7月，在澎湖马公修建了“七•一三事件纪念碑”，用以慰籍张敏之、邹鉴等此事件的所有受害者。2011年7月13日，台湾军方首度派要员（“国防部”副部长赵世璋）前往“七•一三事件纪念碑”公开进行吊祭。
张敏之校长生为教育献身、死为教育殉难的史实不会被湮灭！一定会被台海两岸爱好和平、支持祖国统一的人们所缅怀、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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