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读甲骨文的东西，就会对一个概念印象深刻，那就是“羌”。现在，我们一般俗称为羌人。

甲骨文是卜卦祭祀的，最高规格的祭祀必定有人祭，羌人是殷商王室人祭的主要来源，所以甲骨卜辞常常提到羌人。

中国古代史经常提到羌，现在中国少数民族中还有一个羌族。很多人不了解内情，容易把中国古代史中的羌人、现在的羌族，混同于殷商所谓的羌。实际上，这三者的内涵差别非常大，不可混为一谈。

殷商时期的羌人，不是指一个特定的族群，更不是某个族群的自称。事实上，即使现在的川西北羌族，也自称“尔玛”，而非羌人。羌人是自殷商以来，中原强加给西部畜牧和游牧人群的一个他称。

在殷商之前，没有所谓的羌人，。王明珂总结各家研究后指出，殷商笔下的羌人，大体分布在豫西、晋南和陕东地区。他们主要从事牧羊，所以被商人蔑称为“羌”。

《说文解字》说：“羌，西戎牧羊也”，指的就是殷商以西的牧羊人群。

说羌人纯粹依靠牧羊为生，恐怕也不准确。根据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游牧民族，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以后。距今4000年到3000年，随着北半球气候干冷化，中国西北地区人群尚非游牧，而是畜牧。换句话说，就是以放羊放马为主，而以农耕和渔猎为辅。

说到豫西、晋南和陕东，你可能会觉得眼熟。没错，这一大片区域，就是上古华夏族群的起源地和主要分布地。华夏族群很可能是从甘肃一路向东，逐步拓展到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的。

从这个角度推测，殷商所说的羌人，其实就是华夏族群，或者说是华夏族群中退化为畜牧的部落。因此，远古时期华夏族群的部落领袖之一炎帝，不仅为汉人农耕人群纪念，也在羌人群体中流传。作为羌人之后裔分支的川西北羌族，至今仍然奉炎帝、大禹为两个始祖神。

羌人与汉人一样，原来都从事农业生产。他们与那些仍然从事农业的人群，共同构成了夏朝境内的主体人口。不过，4000年前左右，随着北方气候持续干冷，山陕甘北部无法支持大规模农业，部分华夏人群被迫放弃猪牛，改为饲养便于移动的羊群，过起了半游牧性质的畜牧生活。

这些从华夏农耕人群游离出来的畜牧部落，便是殷商所谓的羌人。因此，夏朝即使存在文字，恐怕也不会出现羌人称谓。他们不可能用这种带有鄙视色彩的名号，来称呼自己的属民。

不过，一旦某个部落放弃定居，转为以畜牧为主的迁徙生活，文化、组织和政治都会跟着发生大转变。他们更喜欢自由行动、部落迁徙，不会再像农耕定居时那样，保持稳定的礼仪、祭祖和政治等。

更重要的是，畜牧部落为了争夺资源，群体气质会变得豪放、崇武、好战，甚至会成为嗜杀的冷血人群，与农耕定居人群渐行渐远。当天寒地冻、青黄不接时，这些畜牧部落还会抢掠农耕定居人群，成为农耕定居人群挥之不去的噩梦。

由此推想，可能从夏朝开始，华夏族群内部已经并非融洽和睦、其乐融融。至少，农耕部落和畜牧部落分为两个世界，成了相互厮杀而又相辅相成的两个世界。直到周代，陕甘地区还是这个样子。

畜牧和农耕随时会互相转化，畜牧部落不是固定的人群。再加上殷商眼中的西方，恐怕都是一个样子，不会细致区分。所以，他们所谓的羌人，必定也潜在地包含周人在内的西部农耕部落。

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西周取代殷商以后，不愿意使用“羌”字。即使殷商故地传下来的诗歌，也自觉不自觉地将“以羌”改成了“氐羌”。《诗经·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周人夺取天下后，“羌”字不再使用，但是农耕与畜牧部落的区别，依然无法逾越。他们遂创造了新的称号，“西戎”或“北狄”，来指称自己西部的游牧人群。进入公元前一千纪后，北方环境仍然不容乐观，原来的畜牧族群，直接放弃农耕渔猎，而成了纯粹骑马放养的游牧民族。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原政治重心转移到关中，因此西戎的分布，至少在关中西部及其以西的地区。这与当年殷商所谓的羌人，已经有很大地域差别。

根据王明珂的研究，春秋战国时期，西戎被秦国征服而进入华夏族群。甘肃陇西和洮河地区的人群，不在秦人讨伐范围之内，所以仍然维持他们的游牧生活。他们各自独立，没有统一君王，喜欢死后火葬。

那时候的中原地区，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陇山以西存在着异族，至于具体是什么族群，不知道，也没见过。战国时期的文献，遂借用殷商故地流传的“氐羌”，称呼那个遥远的模糊人群。

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政权不断向西扩张，华夏对西域的了解范围不断扩大，遂将甘肃陇西的人群，分为氐和羌两个不同的人群。氐人以农业和纺织为主，算是半定居人群，所以“自有君长”，主要分布在陕甘地区；羌人主要以游牧为生，流动不居而各自为战，时聚时散，主要分布在甘肃西部。

三国魏晋，氐人主体向东迁徙进入关中，西晋崩溃后趁势建立了前秦，定都长安。前秦一度称雄北方，与江南东晋对垒于淝水，此即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383年前秦败于东晋后，同样迁入关中的一支姚姓羌人，趁前秦内乱夺权建立了后秦。

前秦氐人和后秦羌人以关中为根据地，向东扩张到黄河中下游，先后成为对东晋虎视眈眈的北方霸主。为东晋创建北府兵、文武兼备的东晋谢玄，一辈子抗击的就是前秦；而被辛弃疾称为“气吞万里如虎”的东晋名将刘裕，北伐的主要对象则是后秦和后燕。

刘裕率军攻入长安，尽灭姚氏王室，羌人从此在中原一蹶不振。功高盖世的刘裕，回到建康夺权称帝，拉开了南朝序幕；长安不久落入北魏宇文家族之手，孕育了未来的关陇军事集团，奠定西魏、北周和隋唐的辉煌基业。

从这个角度来说，氐羌建立的关中两个秦政权，差不多就是隋唐基业的前奏。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关中人口，应该是汉人、氐人、羌人和鲜卑的混合体，而与秦汉之际的关中人判然有别。

从南北朝到隋唐，从事农业的氐人，大部融入中原，少数融入吐蕃，逐渐消失在了历史尘烟中。进入关中和中原的羌人，在姚姓大宗被杀后，想必都改名换姓，成为了隋唐臣民一份子。不过，仍在西北的羌人习惯了游牧，死活不愿意接受定居管理，保留着自己的人群特色。

于是乎，氐人的名号渐渐沉默，而羌人的名号依旧响亮。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出塞》诗写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羌笛，显然指西北羌人的乐器。王之涣信手拈来，说明羌人文化不但存在，而且渗入了中原。

不过，作为中原指代西方异族的一个人群概念，羌人的内涵自从秦汉以后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原政权不断向西扩张，将陕甘和河西走廊纳入管辖，羌人的指代对象也随之向西漂移。

根据王明珂的研究，魏晋以后中原所谓的羌人，已经完全排除陕甘甚至河西走廊，而主要指称西南方向的游牧和半游牧人群。具体地说，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和北部边缘的人群。他们介于汉人族群与藏族族群之间，成了受汉藏文化熏陶，而又努力保持自己特色的中间人群。

经过千余年迁徙重组，大多数羌人都融入各地族群，成为了不同族群的一份子。只有川西北地区的羌人，凭借着封闭的环境和勉强的定居，传承着遥远的历史记忆，比如羌戈大战的故事、三个始祖神的传说。1954年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时，将这些川西北地区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人群，命名为羌族。

羌族或许是羌人的后裔，但是它与历史上的羌人，尤其是与殷商时代的羌人相比，已经完全不是一个内涵。此羌族，非彼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