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2封信,一个上海女人漂泊在香港的20年

十点人物趣事 2024-01-31 21:41:15

采访、撰文 | 孙思

十点人物志原创

60年代,定居美国的张爱玲回忆从内地赴港时的情景:

我们火车上下来的一群人过了罗湖桥,把证件交给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拿了去送到个小屋去研究,就此音信杳然。正是大热天,我们站在太阳地里等着。

……站岗的兵士就在我们旁边,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第一次开口:“让你们在外头等着,这么热!去到那边站着。”他用下颚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有一小块阴凉的地方。

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那是1952年7月的一天,内地人士出入香港已不如早几年便捷。前一年,两地政府先后发布规定,内地居民前往香港需持公安机关签发的通行证。张爱玲以继续港大学业为由到派出所申请出境,“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

那一年她32岁,至死再未踏足内地。

四年后的1956年,另一个32岁的上海女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申请不到通行证,她只好另寻办法,拣了条曲折些的路线,在路上多奔波几日:上海出发,火车坐到广州,然后去珠海拱北过关至澳门,再从澳门坐船到香港。

10月4日下午,客轮从澳门内港码头缓缓起航,经4小时向东横穿伶仃洋,最终靠岸香港上环港澳码头。女人着一身深色衣服,只带了些简单的行李,下船上岸,在码头张望张望,很快便与来接她的人碰上了头。

一番接风寒暄,街头的霓虹灯在傍晚亮起,她隐入车水马龙里。

正如这位无名的上海女性,纵使边境政策日渐收紧,那几年里,通过各种方式抵港的异乡客依旧源源不断,二战结束至50年代中期,香港人口激增近200万。但除非如张爱玲这般出人头地,其中大部分人的故事,将埋没于时间长轴之中。

在历史的阴影面,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 ,后来都有了怎样的故事?譬如这个从海上来的上海女人,她来香港做什么?她在港停留了多久?她的人生是否因此变化?

………

2013年11月,山西收藏家刘涛到上海文庙旧书市场淘宝,市场东南角的台阶上,有家摊位摆放的东西吸引了他。那是厚厚一沓书信,他数了数,共计8大册,已全部按时间顺序整理装订好。摊主开价1500元,刘涛砍价到900元,他至今记得,摊主特意打了通电话,征得电话那端的人同意后才卖给他。

482封信,60余万字,1956年10月5日始,1976年12月12日止——从这些旧纸堆里,我们知道了,原来那年上岸的上海女人名叫周素锦,这些书信,是她和她留在上海的妹妹素美长达二十年的往来。

多年以来,刘涛一直整理研究这批书信。2022年,他和山西作家好友百合共同商定写作框架,由百合执笔写作完成4万多字的《素锦的香港往事》一文,发布在《读库》202202期,获得当年“收获文学榜”非虚构类第二名;2023年,百合将其扩充成14万字同名书籍,由中华书局出版。

素锦的人生,同她折射出的半个多世纪前的香港庶民生活,经由两个山西人之手,幸运地走出历史的阴影面,在阳光下缓缓铺展开。

这是一个关于等待和希望的故事。

传统女性的路径依赖

“妈妈已于四日下午平安抵港,一切都好,勿念。今天我已看见你爸爸,现在还没有结论……”

起初,这很像一个传统女性不幸的宿命:遇人不淑,惨遭抛弃,讨要钱财,养活子女。开篇第一封,便是素锦写给当时上海政府的赴港申请,大体勾勒出她赴港前的窘迫状况:

“我于十九岁时,因家庭生活苦难,父亲去世甚早,母亲身弱,弟妹幼小,一家无依,为生活逼迫,只得进入舞场伴舞。后遇章文勋,愿负担我一家生活 ,我也急欲脱离恶劣环境,就与之同居。后我母亲亡故,妹也结婚,弟于一九五一年参干,现在朝鲜。现我在上海无亲无故,只有子女三人。

章文勋于一九五零年七月赴港后,于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曾来沪携领其妻儿一同赴港,其走时,我也不知。后其来信曰,我们的生活费由他每月汇来家用,我因无一技能,只得教养子女。……自一九五三年起,汇款经常脱期……生活也已感入不敷出……所以目前我的生活确实陷于万分困难,实难维持,借贷无门……只得赴港以解决三个子女的生活问题。”

父亲去世,家道中落;19岁被迫当舞女,遇到富商章文勋,匆匆忙忙做了小;后来丈夫带着正室一家跑路,答应的生活费也没了踪影。就像小说的楔子,这半封信浓缩了素锦前32年的人生。显然,她的申请没能通过,这才有了后来借道澳门的经历。

电影《半生缘》剧照

和小说剧情曲折不同,找到负心人的过程并不复杂。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在亲戚的陪同下,素锦就和章文勋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夫妻六年来第一次相见,章只是坦白,“我现在生活困难,无法负担你们的生活”,表示自己的生意要等六个月才能看出好坏。他还叫素锦先回上海,“假如条件好些,孩子接出来在港居住”。

冷脸听完章文勋的话,素锦也知道,这些无非空头支票,于是她决定,要在香港暂住下来,在章的眼皮底下等出个结果。她写信给妹妹素美,希望她和妹夫暂且帮忙照看三个孩子:

“如若过了一个时期,章如仍无信息,我立即返沪,现在种种拜托你们,容后再谢了……”

但谁也没料到,等着等着,就等过了二十年。素锦和章文勋在香港若即若离搭伙过了二十年,素美和妹夫也兢兢业业照顾了姐姐的三个孩子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章文勋飞往全球各地做生意,不顺的时候居多,手头时紧时松。于是钱总是艰难地从章的口袋里掏出来,不定期交给素锦作为“侧室”的生活费,再艰难地从素锦牙缝里抠出来,她省吃俭用,剩余大部分源源不断地汇往上海的大家庭。

在香港的前两年,素锦住在小姑姑家里。章文勋见她不走,香港生意圈子又小,不想落个“抛妻弃子”的名声,会时不时登门拜访,与素锦一道吃饭看电影。但绝口不提生活费的事,素锦的应对,只是耐着性子磨下去。

1958年1月31日,素锦来港的第三年,章文勋终于给了她第一笔生活费,200元港币。这让她意外欣喜,第二天就兴冲冲给妹妹寄去100元;4月,又是200元,素锦全部寄出。

1958年九十月间,章文勋给素锦租了一间小房间单住。这让她看到一丝希望,在信中感慨,“……终是慢慢来的,现在比去年、前年终好点”。章文勋的门槛还是很精,在素锦身上多花一笔房租,每月生活费就降50元,素锦只得精打细算,每分钱花在刀刃上,存下一大半给孩子们。

1964年,章的生意全年无起色,素锦一共只收到20元,但在春节前夕,她还是从章那里逼出100元,统统寄回上海。特定年代,上海情况也不好,素锦安抚妹妹:“望你不要心中焦急,身体保重为要,耐心一点,我一有办法立刻先汇给你们。”

电影《半生缘》剧照

一直要等到70年代,全球经济复苏,章的生意也随之好转一些,他每个月给素锦1000元,香港和上海两地的家用都包含在内。

素锦是如何分配的呢?给上海的,固定250元生活费和50元硬性储蓄金,还有逢年过节、亲戚过生日、添置衣物等费用,算下来每月高达五六百元;后来三个子女相继进入婚育年龄,又追加每月100元的结婚储备金。

而她自己在香港过着怎样的生活?过期面包也不舍得丢,开水泡一泡继续吃。

经济上要倚赖章文勋,那么无论是否情愿,素锦都只能对他笑脸相迎,体贴隐忍。有次章文勋糖尿病发,素锦整三个月里每天起早买食材、熬中药,服侍一日三餐,累得够呛。经济不能独立的传统女性,事夫君被认为理所应当,素锦明白这是一种交换,如她在信中抱怨的:

“我知道我现在是忍受的时候,那是应该忍耐的。有什么别的方法呢?除非我自己有本事能自力更生,经济独立。”

她也不是没尝试过自力更生。60年代初,她短暂进工厂做过塑胶花,还当过茶餐厅服务员,但都没能长久。外地女人,年纪偏大,无一技之长,语言又不好,在劳动力过剩的香港没有优势。一番尝试无果,她也只好回归家庭,坐在出租屋里继续紧衣缩食。

根据信中提及的数据,1956年到1966年,素锦共寄去2632元港币,1966年到1976年,则共寄去33900元港币、1000元人民币。

汇率换算后粗略估计,她平均每年寄回1000多元人民币,而根据《上海通志》,同时期上海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也不过600-800元。除了钱款,在内地物质匮乏时期,她还多次寄去白糖、罐头、澳洲牛油、福建肉松……

然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三个孩子对素锦省出来的钱不甚爱惜,他们仗着自家爸爸是“香港大经理”,衣服要买顶新式样,手表自行车也要国外名牌。例如素美在一封信里提到,妹夫曾为素锦儿子小庆花204元买了只手表,小庆嫌老气,不称心,非要再买新的。

70年代,三个孩子相继参加工作,家中经济压力变小,素美几次劝姐姐,不必再寄那么多钱了。素锦呢,只是一边答应“我不再另外寄衣服钱了”,一边又借着各种理由,在下一次汇款时增添新的门类。

“为了这三个小赤佬,我倾注了我的全部积蓄。”

这二十年里,素锦始终没有忘记当初来港的目的。后来 ,这又变成了她为自己抓住的,存在的意义。

从上海女人到香港市民

刚到香港的头几年,素锦不太喜欢这座城市。囊中羞涩的她早早认清这里金钱开路的本质:

“香港这地方现实,穷一点和没有好处给人家,连鬼也不睬你。朋友是用钱结交,才来来往往,想沾人家的光?你想也不要想,都是彼此利用,用过算数,没有什么交情不交情的。”

香港人应酬习惯AA制付帐,这是素锦不能接受的,“有钱的人也不肯请人的,没有钱的人也不能不还”,她觉得既浪费钱又无聊。提到香港社会快节奏,她又形容,“此地人人都像吃火药似的”。

总而言之,不如旧上海老派体面优雅。

从亲戚家搬出后,素锦的第一个住处位于港岛北角,那是老上海人聚居的地区。即便日子过得紧迫,每逢出街,她都要穿得整整齐齐,头是头,脚是脚,打理得井井有条。上海女人,体面能干的形象要立住,她对此颇为得意,“人们或以为我是个有钱人,有眼有白的。”

但久居香港二十年,异乡的风土人情潜移默化间,终归影响了这位上海女性,使她的观念发生改变。1962年,她在跑马地一家名为特美华的茶餐厅做服务员,这段经历,让她看到香港商业社会的可取之处。

电影《半生缘》剧照

在写给妹妹的信里,素锦把老板一家都夸奖一通:老板十分擅长成本控制,进货又便宜又保质;老板娘精通九国语言,可以接待各国来客;少东家放暑假来店里做工,和大家一样上满时长,干一样的活,领一样的工资,这让素锦不禁反思,自己对孩子是不是过于溺爱了?

做服务员的日子,素锦体验到揾钱不易,每日早出晚归,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到手的钱却寥寥,大头都去交了房租。于是她理解了香港人的金钱至上观:

“都是辛勤劳苦的工作,即使大资本家也是一钱如命,因为赚钱是难,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观念。”

后来,大家把这代港人的努力奋斗、同舟共济称为“狮子山精神”。时代精神成就了香港国际大都市的传奇,素锦也曾为此出过一份力,参与历史的进程。

而这座城市六七十年代的波澜起伏,素锦也和几百万香港市民一道,是亲历者和见证者。

1962年8月31日,强台风温黛来袭,导致香港183人死亡,108人失踪,388人受伤,7万多人无家可归。素锦独自一人在高楼里面对温黛,留下记录:“我住的是八楼,很高,对面房子很低,所以更加临空,风力更大,结果是二块玻璃被风吹去,百叶帘也被吹落……我和房东都走下底层去,因风吹得害怕,像房子要倒一样。”

1962-1963年,香港遭遇水荒,供水从每天4小时逐渐变成每四天4小时、每四天2小时、直至每四天1小时。素锦那时下班晚,常常工作出一身汗却无法痛快洗澡。此种窘迫状况,要等1965年东江引流入港的”东深供水工程”完全竣工后,才得以彻底解决。

1967年11月,英镑对美元大贬值,香港物价飞涨,素锦再节俭也力不从心。她向素美说明情况,表示不能保证在春节增加汇款。“因生活费上涨,我极难再撙节剩余多加寄你,望见谅……讲来讲去都是讲钱,这也是实情。”

1973年,香港股市最大股灾,恒生指数一年内跌去九成。那时人人炒股,一向谨慎的素锦也未能幸免,亏钱后她日日以泪洗面,夜夜失眠,香港市民的惨状如她所说的:

“没有一个不做大闸蟹,被股票绑死。打肿面充胖子,撑的住的硬撑,撑不住的叫苦连天,个个都扎死了,借也没处借。”

渐渐的,素锦已然是一位香港市民了,吃肠粉吃云吞面,喜欢算命看风水,两个女儿年纪大了但恋爱不顺利,她反而赞赏她们似港女硬颈:

“宁愿她自己的硬气表现那是对的……两个女孩的婚姻都不顺利,焉知非福呢?不必心急,不要迁就而让人占上风,做人应当强之处应刚强。”

1976年,52岁的素锦迎来了她到香港后最重要的一件事——章文勋为她买了一套房。轩尼诗大厦16楼D座,实用面积大约五六十平,五年内分期付款还清。

“总算心定了,搬定了。”

香港轩尼诗大厦 作者摄

房子对中国人的意义毋庸置疑,搬家6次后,她终于在这座城市有了落脚点。写给素美的信里,她高兴中略带点娇嗔的抱怨,说前几年为了给孩子们寄钱,错过了低房价,现在买贵了点;转而又祈祷章文勋身体健康,事业有新发展,能够平平安安帮她把房贷供完。

此刻她不知道,她将很快搭上这座城市的又一轮财富快车道。

根据目前可查到的最早数据,轩尼诗大厦16楼D座于1996年进行过一次交易,售价196万元。也就是说,至少在1996年之前,素锦就已经将这套房子出售。而1976年至1996年间,香港楼市经历多轮上涨,价格翻了好几番。如无意外,她在这笔理财中赚到了钱。

对于香港市民周素锦来说,这可能是这座城市给她的一次回报。不知道这次她有没有把握住。

等天空转晴

二十年里,素锦不止一次畅想过,她顺利把孩子接到香港后的生活。

1962年,大女儿蓼芬18岁,素锦为她的前途谋划:“蓼芬能考取大学是最好,现在的社会进展是以资格而论了,凡是没有专门的技术和高深的教育,以后要在社会上谋进取实在是太难了。”

她想好了,如果女儿考不上大学,就把她接来香港,再去求茶餐厅老板给女儿一份工作。母女俩一起在餐厅做工,付一份房租挣两份钱,减轻上海的经济负担。等情况稳定了,再把剩下两小儿接来。

眼前的困难是女儿来港的路费。章文勋家室多,人还总往外面跑,指望不上,素锦想到了对她颇有情义的张先生。这位张先生,是她在香港认识的新朋友,性格乐善好施,同情素锦一家的遭遇,曾几次资助她房租及其他费用。接到素锦的求助,张先生表示,愿意承担大女儿小女儿的路费,外加一年生活费。

然而计划最终未能成行。蓼芬落榜了,节骨眼上,素锦自己却失业了,母女俩的工作没了着落。恰好章文勋又从国外回来,她和张先生也没了下文。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想通了,素锦在这期间的一封信里写道:

“蓼芬来香港,很容易走上歧路,我自己已经哭了多少年才明白,没有地位、没有名义的人,轮不到经济和权力的一切权利,因此不想孩子再走我的路,做人家的小。”

进入60年代中后期,三个孩子在上海陆续被分配了工作,素锦在香港的状况不见起色,她也只得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

“有时候想到做不到的事,世界上实在太多。我根本是想他们来香港的,可是不如意的事偏偏常八九,我有什么再说和再想呢?”

电影《半生缘》剧照

1966年时局突变,6月到10月间,素锦和素美整整4个月没有通讯。10月24日,素锦来信,也只作简单问候,“不知你们近来可好,孩子们好吗?你和妹夫身体可有好转和健康吗?”

这是四百多封信中最短的,只有四五行。寥寥数语,背后每个字都战战兢兢。

两姐妹有默契, 在信中从不谈时局,但保持政治敏感。譬如素美在那段时间写道,“如无事,今后就少来信与我们,我认为亦然,吾姊应多注意休养而少耗脑力,希擅自珍摄”。素锦心领神会,回信道,“有事再来信,没有事我也少写信。”

但无论如何,此后十年间,接子女来港或是回上海探望的计划都搁浅了。素锦故事里的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件事,团聚。

时间慢慢熬过去,子女们都日渐长大,素锦在信中见证他们工作、恋爱、结婚。1973年,小女儿小芬找了一个右派家庭男友,急得素锦要回上海,被素美阻拦,“并不是我们不欢迎你来,我也很难讲,请再过一个时期看。”

1975年左右,政策松动,再加上大女儿蓼芬结婚,素锦终于得以返沪探亲。通过中国旅行社办好回乡手续,她于9月23日上午由尖沙咀坐火车至深圳中转,儿子小庆前往迎接。1956年素锦走时小庆还是一个8岁孩童,如今再见,眼前已是二十多岁的成年男子。

母子俩当天在广州华侨饭店住宿一晚,24号火车再度启程,于26日下午5点抵达上海火车站。此时距素锦离沪赴港,已过去整整十九年。书信中没有提及再度见面时的场景,但想必难免生出沧海桑田的感慨。

半个月后,素锦返回香港,纵有不舍,那里如今才是家。

第二年4月,素锦再返内地,这次是邀请妹妹和两个女儿同游广州。还记得在1965年4月的一封信里,素锦感慨作为女人在时代中浮游的身不由己:

“这些年来的周折情形,使我历历在目,我真觉得一个人的生存,在世上生活,尤似战士打仗,有时是失败,有时也有成功,愿蓼芬和小芬以后的生活不要像我这样的困难不如意。”

此次两代女性出游,期间相处亲密愉快,旅途中少不了长辈对下一代的祝愿和期许。

这一年的9月13日,素美来信,顶部一行字:“极其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一天后素锦回复:“最近港地也竟载毛主席逝世之报道,各阶层也深哀悼,我们虽小市民,看到电视中瞻仰遗容,也流泪不已,心中哀伤。”

这年年底,素美不再保留往来书信的底稿。一个时代过去了。子女来港团聚的事再次被提上了日程,素美表示无条件支持。

自1956年出发,距离素锦想要抵达的那一天,越来越近了。为了那一天,她已经足足拼争二十年。

就停留在这里

两姐妹的书信,就停留在了1976年的12月12日。如往常一样,素锦不厌其烦交待着,寄来的钱如何安排,并闲聊在香港的生活。

“日子过得快得很,一年又将过去了,就要1977年了。……香港的生活越来越紧张,什么事都要赶快,生活我也只望章身体健康……望大家都是身体健康。”

故事戛然而止。这一家人后面的生活如何?结局圆满吗?——读者好奇,作者刘涛和百合也好奇。

购入这批书信之后,刘涛一直在尝试着寻找素锦后人。“我收集的普通人书信非常多,一般来说,找到它们的主人或者后人,是必须要走的一步流程。”人找到了,关于书信的疑问才能得到解答,也方便对书信进行合理开发和再次创作。

2022年,媒体《故事FM》曾在香港、美国、上海三地寻找素锦后人的线索。

在香港,素锦工作过的茶餐厅早已不见,章文勋任职过的公司也没有线索。唯一可确定的,是他们在轩尼诗大厦购入的那套房子。但房子几经易手,如今屋内住的不是素锦家人。委托香港本地媒体调查,后续也没有音讯。

香港风光 作者摄

美国的线索主要依托于素锦的大弟弟元陵。上个世纪60年代,从台大毕业后,元陵去美国攻读博士,《故事FM》尝试咨询台大北美校友会,还付费查询了美国寻人网站,都如大海捞针,没有下文。

唯一有进展的是上海。素锦的妹夫是一位翻译家,刘涛托人得知,妹夫有一个侄子,现今是沪上小有名气的书法家。刘涛鼓足勇气登门拜访,打听素锦一家人的去向,终于得知:

改革开放后,三个孩子陆续去了香港,有一个最后还去了美国。

但当刘涛继续追问素锦子女的联系方式,书法家先生拒绝了。因此,目前所有关于素锦的内容,都对当事人的信息做了模糊处理。

作为《素锦的香港往事》一书的作者,也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百合更能体会这其中的微妙。她隐约担心过,关于寻找后人这件事,会不会是一个潘多拉魔盒?她建议,不要去打开它。

“和素锦的故事相遇是缘分,二十年结束了,没有必要再打扰。”毕竟,清官也难断家务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行事风格,“下一代人的故事肯定也很精彩,但我们没有资料,我们只写这二十年就够了。”

书已成稿,素锦的故事是一个好故事,不必再想象,就让它停留在这里。百合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这批书信的那一天:

那是2021年5月的一个周六,天下着雨,在刘涛位于太原的办公室,他拿出一个大箱子,百合随手打开箱子最上面的那封信,恰好是素锦写给上海市政府的申请信。

读着读着,她想起《半生缘》里的曼璐,脑子里当即蹦出一段话,也成为了后来全书的第一句:

“我知道她的名字,见过她的字迹,却不清楚她的模样;我了解她的人生,洞悉她的脾气,却不知晓她的结局。”

电影《半生缘》剧照

素锦的故事里没有惊心动魄,那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命运,靠着隐忍和坚持托住了自己,终于拼到了一丝光亮。

最后,请用她们的书信作为结尾,也作为这个故事的注脚。那是写于1976年11月12日的一封信,她们马上要熬出头,妹妹素美引用《基督山伯爵》里的话鼓励素锦:

“在抱有希望的前提下,应该有所等待。一位先哲曾告诉我们,人类的所有智慧,就是集中在等待二个字。世上最最伟大的,最最坚强的,特别是最最敏慧的,就是知道怎样有所等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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