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26日晚8时35分，陈永贵在医院的病床上闭上了双眼，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3月27日，新华社播发了陈永贵去世的消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原山西省昔阳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京逝世。
陈永贵曾在1975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出身贫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接替所在村原书记贾进才出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新华社的消息中说，为改变山区贫穷面貌，陈永贵同志积极带领干部群众，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他这种敢于战天斗地的精神，曾经受到党中央和主席、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
消息中还说，1983年，陈永贵同志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他愉快地听从党中央的安排。几年来，他注意联系群众，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农场干部、工人的好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勤劳、朴实、节俭的传统美德。
很显然地，这些话语带有官方性质的评价，是对陈永贵传奇一生的盖棺定论。
陈永贵生前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自己去世要安葬在大寨的虎头山。
虎头山主峰海拔只有1100多米，但在历史上，它却给了“大寨”的名字。据说，早在金元之时，虎头山就是双方当时屯兵的场所，寨即兵营，所以，也便有了虎头山上“大寨”和“小寨”的地名遗存，后来因为没有了兵营，它们也便成了村子。
1952年，陈永贵担任了村支书，为了能让村民吃饱饭，他站出来号召村民劈山填沟，担土造田，从出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在虎头山奋斗十多年，硬是在这座“水土不养人”的山上，挑出了一亩亩田地。大寨因此从之前贫穷落后、吃不饱饭的小山村，一跃成为了远近文明的先进典型——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大寨成了中国农业的圣地，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
在1975年，陈永贵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的农业生产。他推辞说自己是一个农民，只会种地，没办法担当如此大任，但见推辞不过，他便提出了这样的申请：希望自己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层，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才留在北京。可见，他的心还在基层，还在大寨。
陈春梅是陈永贵的孙女，写过一本书，叫《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作家出版社，2008年），其中说，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有次回到大寨，在虎头山上，对乡亲们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吧，可以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乡亲们说：“你死后要埋在八宝山的，哪能再回来？”他却说：“大寨是我的根，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这可能是陈永贵首次说出要把自己埋在虎头山的心愿。
陈永贵病重住院后，家乡包括郭凤莲在内的五六名干部一道赴京探望，曾任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昔阳县委副书记等职的孔令贤，在纪实文学《大寨沧桑》（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中说，这五六名干部是3月24日到北京的，当时，陈永贵病入膏肓，眼窝塌陷、两腮贴骨，呼吸急促，伴着不停的剧烈咳嗽，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了。他对郭凤莲说，自己想大寨，想大寨人，去世后，“找个星期天，让孩子们把骨灰弄回大寨，找个地方刨个坑埋了”。又补充说：“死了，我也要回大寨。”随后，他打发走了这五六人，说：“你们走吧，不要再来了！”但这五六人刚回大寨，他便去世了。
去世前，陈永贵还对自己8365元的存款进行了分配，本来，他想全部交党费的，妻子宋玉林对他说：“你把这钱全部交党费，我支持，因为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把钱全部交了党费？一点钱也不给我留，你又最希望看到小儿子上大学，小儿子上大学以后拿什么钱去交学费，拿什么钱去买书本？”他这才决定，这些钱一半交党费，一半留作小儿子陈明亮的学费。
随后，陈永贵对陈明亮说，陈家还没出过大学生，他本来想再活4年，亲眼看到陈明亮大学毕业，但现在看来是不行了，别说4年，连4个月都活不过了，“没这命了”。陈明亮说，8365元的存款有3000元是土改时，房子作价给集体换来的。而在这不足万元的存款里，还有他母亲宋玉林的一部分，是陈永贵和宋玉林两人共同攒下的。
陈永贵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周总理曾建议他把自己的户口，迁往北京，但他没有这么做，不转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表示自己要带头立榜样。最终，他仍然在大寨拿工分，每天的工分值1元5角。每天1元5角，陈永贵“负担家里五个人的生活费用，还有家里三个学生上学的费用。再加上平时接济一些来探亲的老乡，支援一些生活困难的群众。所以，基本上攒不下什么钱。”
从1975年到1980年底，陈永贵一家一直依靠在大寨的粮食生活。生产队分下的玉米，不可能运往北京，所以宋玉林只好每年秋天托人把部分粮食拉到县城粮食局，换成全国粮票，一斤换九两，然后再到北京捎给陈永贵。陈永贵在北京，一大碗小米粥，几根老咸菜，就算是一餐了。
陈春梅说，每天1.5元。山西省委考虑到陈永贵经常到外地开会，光靠工分得到的钱不够花，因此每月补助他100元。后来，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决定每天补助他1.2元。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这点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1.5元的工分钱退掉了。这就是说，陈永贵在副总理期间，生活费最高时每月只有136元。“1980年9月，他辞去副总理的职务，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
陈明亮说，陈永贵去世几个月后，他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在最拮据的时候他身上只剩下3毛5分钱。正是这个原因让他从大二开始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临终时，陈永贵抓住妻子宋玉林的手，双眼含泪，却又笑着说：“我不枉活这一世……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声音虽小，但听起来却充满了骄傲。事实上，早在1985年1月，陈永贵就被检查出了癌症，医生当时告诉他的家人已是肺癌晚期了，如果接受治疗，还是有活下来的希望。但陈永贵非常坚决，觉得自己活了这么多年，够了，“不要再浪费国家的钱了”。这种心态让他非常坦然，大寨的乡亲们再来看他，他还在招待人家时说自己这辈子“一没有为个人，二没有为孩子们，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集体”。
陈永贵去世两天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4月4日魂归故里。《我的爷爷陈永贵：从农民到国务院副总理》一书说，当天凌晨4时，家属从居住的公寓推门出来时，电梯已经在12层守候一个多小时了。开电梯的女同志摸了摸骨灰盒，呜呜地哭了：“我，我这是最后一次为陈老开电梯了。”随后，这位女同志哭得浑身颤抖，一时摸不着电梯的按钮。
当日下午4时，当灵车开往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被一群人拦在了路上，原来他们是昔阳县前来接灵的领导。行至平定与昔阳交界处时，又被一群跪在路上的人挡住了，他们是大寨派来接灵的村民和干部。而当灵车开到大寨前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将灵车围了个水泄不通，见家人捧着骨灰盒走下灵车，许多人忍不住放声大哭，他们或近或远地赶来，只为摸一摸陈永贵的骨灰盒。
随后，人们把陈永贵安葬在了他当年战斗和奋斗过的地方——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虎头山，他的部分遗骨分撒在虎头山上。墓冢形制呈巨型圈椅状，三面依山筑梯田成靠背式的墓圈，墓碑阴镌刻陈永贵传略。乡亲们还为他建造了半身雕像，实现了他的生前愿望。
如今，大寨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平整出来的虎头山的梯田，已被建成了能够改善生态环境的森林公园，大寨人先后从北京、石家庄、太原等地引进15个绿化树种，使虎头山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而他们也搬出了先前居住的“窑房”，被统一安置在了大寨新村，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
不管生活如何变化，人们都没忘记陈永贵这个从大寨走出的农民总理、这个没有给毛主席丢脸的人，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来这里学习、参观和瞻仰。而陈永贵的子女们即使忙，也都会在每年清明节来虎头山看看父亲，陈明亮说：“父亲一生保持本色太难了！他没有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精神财富是我们几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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